陈徒手：重逢史铁生

重逢史铁生

陈徒手

1988年秋天我新婚住在北新桥三条一号大院，与史铁生的雍和宫旧家相距不远，闲来无事，时常去史家打扰。铁生老父亲戴一付老式眼镜，安静地操持家务，买菜炒菜，尤其能做人人夸奖的红烧肉，一来客人，铁生就积极地引荐。他自己是嗜肉者，有时兴致来了就摇着轮椅到锅台前炒菜，大把搁下不少肉片。印象中，妹妹史岚那时怀孕，时常回家看望，挺着肚子还要抢着干活，让史老伯和铁生一阵阵紧张，脸上却绽放笑容。这是我最难忘的史家温馨一景，对于困顿多年的一家人来说这是莫大的喜悦。　　

铁生原来住在前永康胡同深处，出行不便，就由街道出面给调剂到临街的平房，紧挨着雍和宫，一出门就可以看到北面的地坛公园南门。那时铁生已负盛名，虽然门前贴有祈求照顾、委婉拒绝的告示，但仍阻挡不了外界的一批批访客。有时我去时，发现狭窄的屋里先后来了两三拨客人，铁生是笑脸相迎，但心中的懊恼想必是不小的。他曾说：“有的人不请自来，来了就长时间说话，让我很无奈。我是个身体有病的人，有时需要自己处理一些私事，就是没办法腾空儿。”　　

他就经常逃到相邻的地坛躲一个清静，带几本报刊，摇着小轮椅长驱直入，在地坛东南角的大柏树下悠然阅读。我观察过，他读书很杂，刊物寄的，文友送的，文学历史政治哲学诸多门类，他都信手一读。一根烟分几个时段抽，读到安神处就顺手在轮椅车铝管上把烟掐了，一不留神又把残烟点着。他爱从树隙中看蓝天，斜着脑袋眯着眼想着什么。那时地坛公园还不收门票，看上去像是无人管理的野地，许多路人借着公园抄近路，有的骑自行车一阵风似地穿行而过，留下一串串清脆的铃声。像铁生这样神情安详、耽迷深思的读书样子，而且还长时间保持这样姿态，在地坛中还属少见。　　

有时在家看不到他，我就直接骑车去公园找他。我在中国作协上班，爱把文坛一些杂事琐事告诉他，他听后嘿嘿一笑。他待人宽厚，很少评说他人的对与不对，只是文坛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他觉得滑稽和无益而已。记得韩少功、郑义等同辈知青作家到他家作客，由我到雍和宫地铁站接迎，他们相聚真的是一种欢谈，在相近的精神层面上言语碰撞，多少是清贫人生的一大快事。

铁生回忆说：“读清华附中时，郑义已是有名的高中学生，我们这些初中生看到他都是仰慕的样子。有一次，我们几个在操场沙子上玩插刀的游戏，正玩得兴头，突然看见郑义站在我们旁边，不屑一顾地说了一句，‘真没劲。’他转身就走了，我们几个就傻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郑义笑道，不记得此细节了。铁生说，那时我们在您们高中生面前就是一个小屁孩，什么都不懂。　　

那一年郑义的小说《老井》拍成电影，由张艺谋主演，未公映前先在京城圈内试放几场，顿时成了口口相传的盛事。铁生对影片甚感兴趣，在朋友的帮助下，摇着轮椅赶到放映现场观看。过几天，他似乎还没有走出电影的氛围，对郑义作品在银幕上展现的效果颇为赞赏，啧啧称道：“够劲，有味道。”他一向对影视颇有心仪之处，多次说过等有机会尝试写写电影剧本。他的早期作品《命若琴弦》曾被陈凯歌看中改编，并在不长时间内搬上银幕。在拍摄之中，“期待”就成了铁生和朋友们那时候最要命的人生关键词。　

铁生喜欢北京人艺的话剧，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都会满心欢喜地前往剧场。有几次，我在剧场内见到他，他都是提前做好各项准备的样子，首先是要保证当日中午睡上好觉，下午坚决拒绝朋友来访或再三说明，尽力减短交谈时间，以储备晚间看戏的精力。看戏时，轮椅车旁挂着一个水壶，着装也是少有的利落整齐。未等开演，他就焦急地摇着车开到第一排侧边，恭恭敬敬地守候着铃声响起。

铁生平时爱吃涮羊肉、酱肉，素喜大白菜。1980年代末时北京城区还实行每户分配大白菜制，秋冬之际家家户户都要拿着小本登记划勾，按户口分片，在街边排着队买百十斤白菜，取回家后在屋外晾晒，以备全家冬天吃用。有几年，都是我与史老伯一起前往，排着长队，缓慢前行，有时断了菜源，还得等候下一趟运菜车。史老伯不爱说话，邻居会问铁生的近况，他就说：“还行，还在写东西。”买了白菜后码放在平板车上，由男售货员飞快地蹬着送回家去。铁生总笑眯眯地在院子门口迎接，有时还能顺手帮助接送几棵。院子里都是来来往往搬运白菜的人，铁生与邻居大声地搭话，议论着今年白菜的成色好坏。　

他们家是使用煤气罐，平均一两个月使一个，用完时刚好有朋友来访，就由该朋友前去换购。有时煤气用完了，又无朋友来访，铁生就会摇着车找我，我就赶紧飞车而去。那时我刚二十六七岁，身子瘦弱，气力也显不足。怎么把炸弹般的煤气罐摆放在自行车上，成功地运回来?刚开始确实让我发愁，甚至有点发怵。铁生找朋友弄来一个铁钩，又教我如何斜歪着身子掌控车辆。我试了几次，大获成功，用力蹬着，不惜余力，有了一种男子汉干大事的愉悦。铁生鼓励地说：“成了，不错。”以至于有时去铁生家，总是瞧着煤气罐问：“是不是该换气呢?”铁生笑着说：“还有，还有。等没有气了，一定叫你。”

铁生曾说过，21岁时站着走进友谊医院，却躺着从医院出来，当时绝望到极点，差点要跟大夫打架。我问，为何不早点治疗?他说，插队时只是觉得腰疼不适，开始不当一回事，简单吃了药就拖延下来。我记得铁生说了一个细节：回北京之前，曾跟伙伴们迈着双腿登了一次华山，似乎还是在夜间摸上山，早晨看日出。这或许是他患重病之前最后一次的壮举。　

后来铁生还给我看了一张老照片，那是他十八九岁时与同学在乡间土路上骑车而行，他的嘴唇上还留着淡淡的一撮毛。还有一张照片是他插队时抱着放牧的一只小羊驹，站着拍摄的，人显得稍小，头上包着一块陕北式的白毛巾，笑得有些稚气和调皮，背景上有窖洞和高耸的树木。他看我们喜欢，就说送给我们一张。骑车和抱羊，我们都十分注意到他原本挺立的身材和有力的双腿。那是他青春的印记，健康的印证，可惜一切都无法复原和返回。　

不知时间有否记错，1989年初时铁生曾经大病一场，让朋友们惊吓不止。一天史老伯给我打电话，说铁生发烧厉害，先住在第六医院，挂点滴后退了烧，出院后回家，想不到高烧更严重。我赶紧请假赶到铁生家，见到众人七嘴八舌，最后归纳为还是到友谊医院治疗为上策，因为友谊医院大夫最了解他的前后病史。

到友谊医院已是傍晚，门诊都已停止，只能送到急诊科，放置在观察室输液。铁生满脸通红，还说一点胡话，不时说“冷”。当夜，我留下来陪他，观察室是简陋的平房改造的，过道上有厚厚的棉布帘，人一掀起就有凉气袭来。隔壁床是一位病危的老人，到了下半夜他的喘息声渐弱，大夫表示无奈。我有些慌乱，怕此情景刺激铁生，就有意用身子挡住铁生的视线。凌晨四五点时，老人平静地走了，被医院的人用车推走。这一切弄得虚弱的铁生无法安睡，情绪上多少有些波及。天快亮时，不知情况的老人儿子端着大茶缸和热乎乎的油条进屋，看着空床位大为吃惊，问：“我爸呢?”我紧张得不知怎么回答，已烧得迷糊的铁生却在我身后说道：“您……您去问大夫吧。”小伙子见状“哇哇”哭起来，铁生欠起身子安慰说：“老人没受什么罪……”自己的身体已严重不适，铁生对人还依然那么细心和厚爱。　

第二天上午急诊室大夫表示他们此处无法收治，还需转到病房治疗。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一个场景：因为没有找到病床，铁生只好躺在推车上，停在友谊医院一楼大厅里，盖着两床被子还牙床打颤，周围是川流不息的人群。我们几个分头找关系、到处打电话求援，急得史老伯搓手不止。就在这时，路过两位穿白大褂的女大夫，她们叫道：“这不是史铁生吗?生病呢?”原来是当年给铁生治病的大夫，铁生挣扎地抬高身子说：“看到救星了，这回挺难受的，没床位……”女大夫一听立即跑上楼去联络，折腾许久，终于在三层病房腾出了一个床位。女大夫连着说：“铁生不易，铁生不易……”铁生后来说，他跟友谊医院极有缘份，奇遇甚多，得到大夫们真诚的相待。

这次友谊医院的急救是一次不大的险情，是铁生一生转战医院的惯例。但在我的印象里，却被赋予特殊的意义：一是在此住院期间，病情稳定的铁生开始酝酿名篇《我与地坛》的写作，他在病床上给我们讲述了几个重要的片断，尤其是跑步好友多年连续参加竞赛的有趣故事，让我记忆最深。出院后他就铺开五百字的大稿纸，一字一字地写出，有的初稿章节几乎是一气呵成;二是有一天病房突然出现一位清秀的女同志，铁生笑吟吟地合不上嘴，整个眉眼间焕然一新，一遍遍地向客人介绍说是从西安来的，是学数学的。陈希米的出现，是铁生住院期间最为耀眼的亮点，照亮了他原本暗淡低落的感情生活，其火焰光彩夺人。

写作此文时，我打电话给希米求证，希米说，确是1989年一月在友谊医院病房见到我的，那时恰好放寒假。她说，后来朋友送来一台打印机，铁生就开始练习打字。接着又买了最早的电脑，他就借着打字练习，把《地坛与我》全文打到电脑里。

陈徒手 /简介

陈徒手，本名陈国华，福建福州人。1961年生人，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现任《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著有《故国人民有所思》《人有病，天知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