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论忠告

论忠告

【英】弗兰西斯·培根

人与人之间最高的信任，莫过于言听计从的信任。因为人有时侯会把人生的一部分事项委托给他人，譬如田地，产业，子女，信用等。但如果要把他们的全部生计委托他人——在采纳一项重大的建议时正是如此，就不能不费点斟酌了。作为君主，即使是非常高明的人，也不必由于听了忠告而感到羞愧。因为即使是上帝，也曾认为忠告和建议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他在授予耶稣的诸多尊号中，其中有一个是“劝世者”。所罗门曾经说过：“忠告带来安全”。对于一种事业的计划，如果事先不经过辩论和质询的考验，就只能把它交给命运的波涛去考验了。所以后来正是所罗门的儿子领教了忠告的分量，正如他父亲早就懂得忠告的价值一样。只是他所领导的这个国家，尽管一度为上帝所宠爱，但由于不能采纳忠告而终归被上帝抛弃和毁灭了。

       君主和国家的安危与能否得到忠告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忠言逆耳，良药苦口”，除非明君。好大喜功或喜欢听马屁话的人是很难做到的。另一方面，作为有谏言责任的官员，在进言中切不应一味只投君主的所好。一个谏官应该有的品格，是以国家与民众的利益为己任，而不是关注上峰的性格或喜好，否则就只会阿谀他，而不是帮助他了。作为君主，应当既善于听取公开发表的言论，又能听取私下的看法。因为二者有时并不一致，私下发表看法较为自由随意，反而可能更真诚地坦露内心。而在公开场合，一个人的意见往往容易受到公众舆论的影响，尤其在听取官阶较小者意见时，最好是私下，以便他们能敢于吐露肺腑，畅所欲言。而在听取官阶较高者意见时，最好是在有公众的场合，这样就可以使他们有所顾忌而谨言慎语。君主在选择人才时，应避免受等级偏见的左右，同样，在听取意见时也不应该因人废言或忽视普通民众的人微言轻。

       古人曾说：“只有死人才是最公正的发言人”。这话讲得不错。活人受到当世利害与善恶的束缚，是不容易持论公正的。至于死人们，他们逝人已去，却留下许多著作，所以君主还应当善于从古人留下的著作中去吸取有益的教诲。今日的议事机关只具有形式上的表决作用，他们附和政策而不是制定政策，这对政治是不利的。在讨论重大议题时，最好给议事机关以充裕的考虑时间。俗话说：“隔夜可以产生妙策”。譬如对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问题，议会曾经这样做。在议会决定对一项事业设立委员会的时侯，任用那些无偏见的人比任用那些有偏见的人好。但也有必要建立一些常设性的专职机构，譬如关于军事，司法，财政，贸易等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事关国家安危和国计民生，事关重大！它的解决必须要有学术和经验的专家，并且需要政策的连续和稳定。这些专门的委员会应当承担审查之责，以仲裁所辖范围内的各种报告和申诉。然后，再把那些有必要请议会复议的重大问题提交议会。但是提交委员会讨论时不可让过多的提议者参加，以免形成要挾之势。

       在议会中座位次序的位置，看来只是一件关于形式的小事情，其实未必。因为谁在一条长桌上坐首席，事实上就体现了一种决策的地位。当君主主持一次讨论的时侯，应当注意，在讨论进行的过程中，不可率先泄露自己的意向，以免给与会者带来暗示和压力，使到会者不肯再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否则，这种讨论就只能听到一片“我主圣明”的赞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