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鹤林：诗歌与现实，或在杜甫的东津论诗

诗歌与现实，或在杜甫的东津论诗
——《诗歌论》创作谈

◎白鹤林

白鹤林，本名唐瑞兵，1973年生于四川蓬溪，现居四川绵阳。著有诗集《车行途中》、评论集《天下好诗：新诗一百首赏析》等多部。曾获四川十大青年诗人、全国鲁藜诗歌奖诗集类一等奖、骆宾王青年文艺奖等多种奖项。

在西蜀绵州，有一处名为“东津”的地方。2002年至今，我一直客居于此。

从城市地理上来说，“东津”是指绵州城穿城而过的涪江之东岸渡口；从邮政地址来说，“东津”则是指今日的绵阳市游仙区东津路。“东津”在过去或许只是一个方位概念，而在今天它已是一条具体的街道“东津路”。东津路与绵阳其它大大小小的街道本身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因为它与诗圣杜甫曾经有过关联，所以它又是一条诗意的街道。

绵州江水之东津，鲂鱼鱍鱍色胜银。渔人漾舟沈大网，截江一拥数百鳞。众鱼常才尽却弃，赤鲤腾出如有神。潜龙无声老蛟怒，回风飒飒吹沙尘。饔子左右挥双刀，脍飞金盘白雪高。徐州秃尾不足忆，汉阴槎头远遁逃。鲂鱼肥美知第一，既饱欢娱亦萧瑟。君不见朝来割素鬐，咫尺波涛永相失。

杜甫这首题为《观打鱼歌》的诗，即写作于绵州东津。在中国诗歌史上，它或许并不重要，知晓的人大概也不会多，但对于绵阳这座有着2200多年建城史的古老城市来说，《观打鱼歌》就是悠久历史的标签之一。而对于绵阳这座历代以来诗歌皆很兴盛的诗歌之城来说，它更是深厚文化的名片中的一张，而且是很生动很漂亮的一张。

据百度百科，《观打鱼歌》“作于宝应元年（七六二年）七月，当时杜甫所依仗的至交老友严武被召还朝，杜甫恋恋不舍，坐船一直送了三百多里，从成都送到了绵阳（绵州）。绵州的地方官是杜甫的从侄孙，设宴招待。这设宴的地方，也就是观渔的所在。诗写打鱼，现打，现卖，现做，现吃，写得活灵活现。”也就是说，因为在1346年前，途径并逗留绵州的杜甫曾在“绵州江水之东津”写诗，才有了今日的“东津”。

诗歌的确可以让历史长存，如浩荡江水不息流淌，通过我们对于先辈诗人的怀念与敬仰，通过我们对其诗歌作品的阅读和传颂，当然也通过我们对一个地方诗歌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或许正因为此，今日的东津路依然文风兴盛，成为绵阳文学艺术的中心地带——绵阳市文联以及具有四十年历史的《剑南文学》杂志社的驻地所在；也或许因为此，今日的东津路诗人辈出，先后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诗人有数十人之多。

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诗歌写作，至今已近三十载。而在客居东津路上的十六年间，我自然而然地将大量的笔墨倾注于这片诗意浓厚的土地，写作了与东津路及其相关地域沈家坝、富乐山、越王楼等有关的诗歌大约百首，其中包括《市郊之歌》《夏天》《诗歌论》《东津路上》《越王楼纪事》《钓鱼者说》等作品，以及大型组诗《后山》。而《诗歌论》，大概是其中最意外的一个收获。

写作《诗歌论》的时候，时值2009年冬天，我在一家房地产公司从事策划工作，具体地说就是为楼盘销售搞宣传。表面上，我干着一种在当时较为时髦而薪酬也不差工作，而从内心来看，因为它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而只是迫于生计，所以成了一种煎熬：早出晚归，疲于奔命。因此诗歌写作在彼时，更加成为了我的一种“自我救赎”或释放途径。

清晨街道上，见一老妇人/背两扇废弃铁栅门，感慨生活艰辛。/夜晚灯下读诗，恰好就读到/史蒂文斯《人背物》，世事如此神奇。/难道诗歌真能预示，我们的人生际遇/或命运？又或者，正是现实世界/早先写就了我们全部的诗句？……

在《诗歌论》的开篇，我不仅直抒胸臆地将其产生背景和盘托出，同时也已经将我当时的生活状态“交代”清楚：正是东津路上的现实境遇与史蒂文斯的经典诗歌在一早一晚发生的“神奇”对应，让我写下了这首偶然又必然的作品。读者朋友可以看出，这首诗歌的全篇几乎是通过夹叙夹议的手法，表达了我对于诗歌与现实之关系的一种认识。可以说，它既是我对于个人生活的一次反观，也是对于普遍意义上的人之生存意义的一种反思。

前面我说“《诗歌论》大概是其中最意外的一个收获”，其意思是：一方面它被写出来很意外，另一方面因为它后来得到了著名诗歌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先生的好评和鼓励——

在诗歌中讨论“诗歌如何写”，当然不是当代人的发明，李白和杜甫早就常常用诗的方式讨论别人的写作，“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李白还不停地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好恶与主张；而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干脆以诗来一一对前人的写作予以评点。这样的写法套用结构主义者的概念，也可以叫做“元诗歌”。在我看，白鹤林的一首《诗歌论》也许是一个好的例子，它从另一角度阐述了这代诗人更加准确和老实、当然也是更加智慧和令人钦敬的写法――“在最真实处获得最高的虚构”，你当然也可以将之看做是得自史蒂文斯的启示，但我以为，更多的还是得自诗人自身的彻悟。它形象而生动地阐释了诗歌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对于智者来说，诗歌仿佛就在现实之中，与它重合一体；但对于只试图用概念来框定它的人来说，却又仿佛永远不可企及……我几乎无法言喻它的妙处，只能说，它对于真实与虚构、现实与诗歌之间的关系，阐述到了无以复加地精确和含混，清晰而微妙的程度。

——张清华《“像一场最高虚构的雪”——从<原诗>说到青年诗界》（原载《山花》2015年第2期）

后来，张清华先生还在他发表于《诗刊》 2016 年 6 月号上半月刊“诗学广场”的《文本还是人本：如何做诗歌的细读批评》一文中，再次提到了我这首《诗歌论》：“在这首诗中，写作者揭示出许多用逻辑推论都难以说得清楚的道理。比如：诗歌与人生的必然的交集与印证关系；真正的诗歌都充满了“先验”意味、仿佛早已存在一样；诗歌作为生命的结晶，可谓既是‘纯粹现实的’，又是‘最高虚构的’……”。而2017年，张清华先生出版他的专著《像一场最高虚构的雪：关于当代诗歌的细读笔记》时，甚至以我《诗歌论》中的句子“像一场最高虚构的雪”作了书名。

我之所以在此大段引用张清华先生的评论，除了因为名家的肯定自己的确得到了鼓舞，更主要的原因是张清华先生的评论已经十分精确地说出了我的写作思想和作品特点，我就没有必要再进行过多的自我阐释了。我要做的唯有以张清华先生的鞭策为动力和方向，去思考我的写作，并希望有一天能够写出真正意义上的好诗。

杜甫既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也是以诗论诗的先行者。我理解的“元诗”或最高意义上的诗歌写作，其中的要义除了对人类现实生活的体察，更应该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观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任重道远。

2018年5月10日初稿于绵阳梓潼
2018年5月12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