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书家中，董其昌除“二王”外，推崇的还有唐代颜真卿、柳公权、杨凝式，宋代苏轼、米芾，尤对颜、 杨、米更加倾慕。他把晋人的风流跌宕、唐人的法度规矩、宋人的意气风发融化合一，创造出自己的书法新姿。
晚年的他，由于已熟习兼擅诸家笔法，不管是临仿书，还是信笔自书，都能笔随心运，心手相应，不受定法约束，下笔千变万化，不刻意经营模仿，不限于某家某派。
其临仿之作，实际上已是兼容了“二王”的以奇为正、颜书的以正寓奇、苏轼的遒劲朴厚、米芾的丰腴潇洒及八面出锋等特点，成为极富个性和新貌的创作作品，与信笔自书之作，共同构成了他的成熟书风特色。
此卷共书临七言诗十首，包括蔡襄(《梦中洛》《十二月吉祥院探花》)、黄庭坚(《寄外舅外芋老》《寺斋睡起》)、米芾(《蜀素帖》两 首)、张旭《春游值雨》、周韵等，其一首转自苏轼杂帖。绫本，行草书，纵29.3c m、横258.7c m。虽无年款，但味其风韵，及后面题跋可确认，应为晚年手笔，卷尾清梁巘跋云：“苍劲浑古，愈拙愈妙，世以轻圆秀媚目公书者，皆未睹晚年真迹也”。此卷笔者认为是用背临之法，因为所临某一家的书体特征并不明显，而在用笔上更多取苏、米之法，诚如卷尾自题云：“四家书以苏米为熟境，黄蔡非串习者想当近似耳。”他对米书评价极高：“米元章书，沉着痛快，直夺晋人之神”，自一五八〇年开始学宋人，他便极力推崇米芾，临仿米的作品也很多，如《临天马赋》《燕然山 铭》《千字文》等。他欲借径宋人，直逼晋唐，因为其书法始终以“晋人遗韵”为最高境界，而米芾书法追求的目标也是晋人的风格，所以董其昌书临宋四家时自然会流露出甚多的米芾用笔，如起笔的露锋、收笔的回锋、转折的明快等。董其昌在学习古帖过程中，还尽力求“变”，曾云：“书家未有学古而不变者也”。“守法不变，即为书家奴”。如何求变？他依靠自己长期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加以融会贯通，做到笔为我使，笔随心转，反对刻板、紧张、徒守格辙，并竭力追求生、秀、淡、拙的风格意蕴。此帖用笔大多清健爽劲，看似直率，实含功力，尤其在转、束处加强力度，具 顿、挫之笔意。字型书态亦寓险绝于平正之中，含动姿于端庄之内。这正是董其昌临仿作品超越他人的缘由所在，其大多数作品皆表现出一种不经意而为的状态，实际上包含着一生练就的灵变笔法和深厚功力。董其昌临仿书的手法，大致分为三种：对临、背临和仅以古帖之文而全用己法书之的所谓意临。对临主要是指初学阶段，或相对于篇幅较长的诗帖，背临则是在熟知了解古帖的基础上，完全凭借自己的记忆，不对原帖，信乎以己意为之。“唐宋以来名家法书皆可背临，赵吴兴不能如余以肖似”。在这三种手法中，尤其意临有着独特的创新，他不完全“格辙”古人的作品，而是有所选择和取舍，并在参合采用各家各帖的“笔意”中，溶入较强的主观因素，不黏着于古帖的外在形式，而着意开辟自由发挥的空间，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面貌，一如抚拨无弦之琴，遥听依稀可闻的希声幽韵。他曾云：“临书先具天骨，然后传古人之神，太似不得，不似又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