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张
小张是我多年前的一个学生，他读大三时我成为他的班主任。一个学期后，小张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他每天都在担心被人跟踪，怀疑自己的身上被安装了跟踪器，说有人要迫害他。惶惶不可终日，不敢睡觉，两眼呆滞。一度坐上火车去很远的地方想逃离“追杀”，结果一直没有摆脱，最后还是回到学校。
在与我的交流中，他说是班长和他有过节，班长要整死他。我私下里和班长交流过，根本没有那回事。他得了精神疾病，班里都知道，班长有点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我和他根本一点交集都没有。
这孩子在学校可能唯一信任的人就是我了。每天见谁都紧张兮兮的，见到我脸上才露出那种天真的笑。那时我也年轻，没有经验过这种事情。于是，带着孩子去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求助。求助结果就是：赶紧去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病院这个名字不好听）接受治疗。这孩子也意识到自己得了精神病，就办理了住院手续。
期间我全程陪同。带着学生去学工那里找一个老师咨询报销的事情，那个老师避开学生后私下里和我说：“遇上这种学生，就赶紧送到精神病院，否则出了事学校、老师都跟上倒霉。这种疾病不在学生缴纳保险费的保险范围。精神病能不能治愈都说不好，花销是个无底洞，所以保险公司都不做精神病的保险。”这些解释合乎逻辑密不透风。这个学生来自靠天吃饭的山区，家庭经济很困难。看着这个意识混沌以致行走已僵化，我对他的命运深深忧虑。怎么办啊！我很伤心。
期间我去精神病院看过他两次。医院里有各种娱乐设施，单间病房里阳光明媚，窗外栽种着各种花卉，摆着一台大电视，他正在看NBA比赛。一些都那么安静祥和，可唯一让人感到诡异的是，楼道入口处有一扇铁门，用铁链子锁着。
在这样高档的疗养病房里花销巨大，他父亲说已经把家里的羊全卖了，还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我和他说：“先休学吧，回家好好和你种地刨闹光景，受些苦，来年复学。”
也可能是听了我的建议，也可能是迫于医院的花销，总之是回家了。第二年复学时，状态明显好转不少，最终也毕业了。虽然已经能够自理，但心智仍然很脆弱，我对他能否应对未来的世界依然很不放心。
他缘何走到“精神疾病”的地步，缘何宁可脱离整个班级却又信任我？我做他班主任还不足一年，而且还不是我专业的学生。如果我再次遇到这样的学生，我如何才能真正帮到他？
如果时间可以倒转，这一路上几个节点上我如果能给予他一点帮助，也许他的人生将会进入不一样的轨迹。追溯总是要从最近的记忆开始，自然就剖析我自己开始。
一、他离校时，我已经不再是他的班主任，但是我应该主动地与他聊一次。他能从极度恐慌的泥淖中走出来，我应该表达我对他的敬意。并且给予他一些鼓励，在他以后遇到任何艰难，依然可以给我打电话。如果在事业上有一点成绩，哪怕是拿到人生中的第一份薪水，也要告诉我，这会让我很开心。
二、在他出院回家务农的时候，我应该给他打个电话，并告知他希望能从他那里买到一些土特产品，让他知道通过劳动满足他人需求的快乐。我反对老师和学生有任何经济上的来往，之所以对这样极度不自信的孩子例外，就是想对他们说一声实实在在的“谢谢”。他们很少能听到别人对他们说这个词。
三、在他第一次找我交流的时候，他说的是方言，而我却在用普通话，这是最令我遗憾的地方。他和我说过，他对乡土人情很依恋，对城市生活的困惑，而我还在以城市人的口吻在与他交流。乡音，永远都是标识共同文化所属的遗产，特别是处在普通话盛行的城市环境中，很多人的官方话还没有从母语中完全脱胎，用夹杂着方言口音的跛脚普通话与操着方言的学生和家长说话，这种交流总是如鲠在喉。我在装，借助普通话标识城市人的见识，另一方只能维护普通话带给我的光鲜。如果，我们能用他所熟悉的母语做一次深入的交流，于我于他，那是何等畅快！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一个会说蒙语的老师，在和蒙族学生私下里的交流中坚持用汉语，那是不可思议的。共同的语言不仅在于沟通的便利，而且还是对对方以及他出身的认同。而小张，最需要的就是这个。
四、当他怀疑是班长在跟踪谋害他的时候，我应该努力驱散他自己构想出来的阴云。我的工作不应该止于搞清楚事实，而是解决问题。小张的问题是出在环境适应上，最终解决问题也必须从环境入手。没有交集本来是正常的社会关系，但是对于一个渴望得到关怀的人来讲，没有交集意味着冷漠无情。我无法帮他摆脱虚构的敌人，但是我知道谁能帮助他。长时间处在没有人情味的班级里，那些有情有义但心智脆弱的人很容易变成强势力量牺牲品。一个充满关怀的班级，是解救他的关键。
可惜的是，时间无法倒回。每当我有这种失落情绪的时候，其实自己也需要一个人的安慰。否则，自责、惋惜、后悔也像杀手一样跟在我身后。后来，我找到了自我调试的方法：
1、人的能力都是有上限的，我无法充当救世主的角色，我无法超越自己的年龄、能力和阅历上的限制。我无法做到全部，但可以倾尽所有。
2、保持爱心不变，把教训转化成经验，专注于眼前，去帮助那些我可以帮到的人。这可以让我心安。
3、我始终相信，小张能收到我的祝福和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