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佳原创】许燕吉:心安即是家

在回忆录《我是落花生的女儿》的前言中,许燕吉这样写道——

我生活在动荡的岁月,被时代的浪潮从高山卷入海底:国家干部变成了铁窗女囚,名家才女嫁给了白丁老农,其间的艰辛曲折、酸甜苦辣,称得上传奇故事。

小学时,对一篇课文《落花生》印象深刻——

爹爹说:“花生的用处固然很多;但有一样是很可贵的。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把它们的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发生羡慕的心。它只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你们偶然看见一棵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没有果实,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能知道。”

爹爹经由概括花生的好处,引出了做人“要做有用的人。“

长大后,才知作者是许地山,一位作家,

出生于台湾,受益于父亲的话,曾用落华生作为笔名。

小说《春桃》,就是他的作品。

种花生的园子,正是许家在台南的住所。

而许燕吉,是许地山的次女。

名字,是外公周大烈所起。

“燕”字,代表北京,小燕吉出生在北京;

父亲许地山,当时正在燕京大学任教。

“吉”字,代表吉星高照,也是外公对外孙女的一番期许。

燕吉上面,还有一姐,一哥。

姐姐棥新,是许父与第一位妻子林月森所生。

棥新两岁时,母亲因病过世。

后来,许地山与周俟松,相识。

周俟松说——

多见了几次,感到他学识渊博,感情丰富,逐渐互相爱慕。

但两人的恋情,遭到周家的反对。

周父周大烈,湖南湘潭人,也是当年的维新人物,

与陈寅恪之父陈三立交好,并担任陈家长子陈衡恪的业师。

周俟松,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

乍看照片,严肃有加,不苟言笑,与印象中的吴贻芳(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有相似之处。

名门闺秀,岂能嫁与死了妻子、又有一女的许氏呢?

冥冥中,自有约定。

1929年5月1日,许地山与周俟松,永结百年之好。

婚后,周生下一男一女。

男孩叫周苓仲,女孩就是许燕吉。

男孩不姓许,而姓周,有些奇怪。

原来,外公周大烈,连生七女,竟无男丁。

此生有憾,于是约定,

女儿生下的第一个男丁,随外公家“周”姓。

于是,燕吉的哥哥,就姓起周来。

父亲许地山,倒是豁达,姓什么,反正都是我儿子!

远在外地的许地山大哥,就是反对,也鞭长莫及。

1933年,许地山与周俟松结婚四周年纪念。母亲怀里抱着的就是许燕吉,旁边的男孩是哥哥周苓仲

1935年,许地山因争取国学研究经费,被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解聘,经胡适推荐,去香港大学任教。

当年香港大学招聘中文系主任,要求英语和粤语都得精通。

许地山留学英美,会英语;

除了闽南话,还会粤语。

许地山,也是最适合的人选。

说来话长,胡适与许地山,是世交。

许家祖上原在广东揭阳,明嘉靖年间,远祖许超迁至台湾,到许地山已历十代。

在台南,许家是名门望族。

许父许南英,清光绪年间进士,授兵部主事。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溃败。

翌年,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拱手割让给日本侵略者。

许南英组建台南抗日义军,任筹防局统领。

不久,台南沦陷,许南英举家迁回福建龙溪县。

当时的许地山,只有两岁。

时任台湾巡抚的唐景崧,正是陈寅恪妻子唐筼的祖父。

而胡适父亲胡传,是唐的手下。

而陈寅恪的嫡亲舅舅俞明震,曾辅佐唐景崧,据守台湾。

历史的渊源,总是千丝万缕。

许家、胡家与陈家的后代,也是彼此关爱有加。

随父母迁居香港的燕吉,只有两岁。

一家人相亲相爱,生活安定优裕。

许母相夫教子,一家其乐融融。

她还学习驾驶技术,每天开着奥斯丁小汽车,接送丈夫上下班。

清官难断家务事,许氏夫妇,也会发生争执。

燕吉,明显偏向父亲——

我母亲是女强人,很强势的那种。

相对来说,我的父亲则是弱势了。

在许家,还是严母慈父。

燕吉记得——

母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那时候回家了,要求你吃什么,就得吃什么,比如这一碟子菜都得吃完,不吃完不行。

所以,在母亲的强势面前,燕吉只有乖乖听话。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燕吉听话,所以她受益——

我从小是胖子,也得益于我妈,因为身体好,就能在监狱里那么艰苦的环境中挺过来,如果身体不好早就死了。

这是后话。

相比母亲,父亲和蔼可亲极了——

爸爸爱大自然,爱到野外去,有时也带上我,可我惯会耍赖,蹲在地上说走不动了,知道爸爸会来驮我。我骑在他肩上,看得远又不出力,得意之至。爸爸怕我摔下来,还一直抓住我的腿驮到目的地。

有一次,燕吉吃橘子,不小心咽下两个橘核,急得不知所措。

许父煞有介事——

明天你肩膀上就会长出两棵橘子树了,以后你还可以伸手就到肩膀上摘橘子吃,多好!

有父亲在的地方,总有笑声——

夏初,在家里的顶棚上乘凉,也是我们和爸爸的快乐时光。他给我们讲故事,讲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林林总总,随口道来。我们和他一起玩时,一点儿也没觉得他已是四十大几的一位长辈。

燕吉从不记得,父亲有过辞严厉色。

许地山,是基督教徒,他总是通过故事、谈话,潜移默化地将他的思想、观念传递给孩子们。

多年后,燕吉写道——

等我人到中年,有机会读父亲的作品,发现他阐述的人生哲理,我完全能接受,他笔下的人物和我的思想感情也能融通相契。

燕吉,和大她两岁的哥哥,就读的小学,是香港知名的学校。

陈方安生,也在那所小学。

景星,当年在香港,是最好的照相馆。

每年,父母都会带着孩子们照相。

一张张珍贵的照片,是燕吉最美的记忆。

1938年,许燕吉与父亲许地山

在香港,许氏一家,住在罗便臣道上的一幢两层小楼。

燕吉记忆犹新——

那个楼就像个网球拍一样,前面是客厅和我们家人的房间,后边是一间客房。

那间客房,曾住过许多人。

梁漱溟在香港办报,就住在我家。

他是挺没有架子的人。我爸爸妈妈晚上不在家的时候,他常给我和外婆及保姆讲故事。印象比较深的是,他讲了湘西赶尸的传说故事。他在我们家住,到我父亲过世以后。他吃素,我爸爸也吃素,所以他们能吃到一块儿去。

画家徐悲鸿,在香港开画展,也住在许家。

徐想买古画,许氏夫妇,就带他去一位老朋友家。

当他看到那幅后来被称为“悲鸿生命”的《八十七神仙卷》时,两只手都哆嗦起来。

许母很幽默——

搞艺术的人,情绪就是容易激动。

1937年,七七事变。

许多学人,纷纷南下。

陈寅恪一家,从北平辗转天津、青岛、长沙、桂林等地,

1938年初,漂泊至香港,住在旅店。

小女美延,突发高烧,疑似出疹。

相见之余,许母当即决定,将陈氏的长女流求、次女小彭接至她家,以便隔离。

对陈氏夫妇而言,绝对雪中送炭。

流求姐妹记得——

许伯母接近中年,高挑匀称的身材,没有多少客套话,乍见面时令人感到有点严肃。

当时,毛彦文也在许家暂住。

熊希龄客居香港,于1937年12月25日突然病故。

毛氏身着重孝,面容悲戚,得到许地山一家的劝慰。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而周俟松,作为许家主妇,不仅仅将流求姐妹接至家中即可,衣食住行,也要为其操心。

因燕吉兄妹,与流求姐妹年龄相仿,很能玩在一起,热火朝天。

父母的为人处事,也会潜移默化影响到孩子们。

小彭还清晰记得——

自己感冒发烧时,许家棥新大姐姐给她拿药倒水的情景。

年后,陈寅恪独自一人,去云南西南联大授课。

妻子唐筼,素有心脏疾患,逃难旅途劳顿,体力不支,只好带着三个女儿,暂居香港。

陈氏临走前,嘱托母女——
在金钱至上的香港,倘若遇到万分紧急危难的事情,只有求助于许地山家;因为不但我与许地山相熟,而且许太太为人极好,她家与我家又是世交。

五月中旬,唐筼心脏病,突然加剧。

长女流求,只有十岁,束手无策。

想到丈夫嘱托的话,唐筼叫流求打电话,求助许家。

许母,第一时间赶到,将唐筼送至医院,还不忘安慰流求——

我会照料一切,你照旧上学吧。

数年后,流求姐妹对燕吉说起往事。

燕吉也记得——
我也跟着大人去探视陈伯母。入院头几天,陈伯母牵挂孩子及医疗费用,情绪不稳,我妈妈还加以劝慰。

满目仓皇,此时最见人情。

感觉许家主妇周俟松,就好似一个暖水瓶,外冷内热。

大师陈寅恪,博古通今,看人很准。

1939年,许地山夫妇结婚10周年纪念全家福,旁边为许燕吉和哥哥周苓仲

1941年8月4日,对燕吉而言,是一个命运的转折点。

父亲许地山,突发心脏病,因抢救不及去世,四十七岁。

而燕吉,只有八岁,还是一个孩子。

突如其来的噩耗,母亲痛不欲生。

她不是在哭,简直是直目呆视出了魂的样子,好久才自言自语地说——

人是会死的啊!但是地山,你的事情还没有做完啊!

陈寅恪的挽联,极富人情——

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

乱离相倚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

往事悠悠,此联道出——

在陈氏一家,流离失所、一筹莫展之际,许地山一家尽心尽力的相助。

小燕吉,似乎吓傻了,自始至终没有哭喊,没有掉下眼泪。

母亲认为不可思议,说燕吉没有感情,属无情无义之类。

多年后,老人家对着燕吉的嫂子,还是认为女儿的表现,不合常理。

燕吉无法解释,事过多年,只淡淡一说——

我其实记得父亲的爱,从记事到他去世,六年的时间,桩桩件件记得很多,记得很清。

我们有时彼此追逐为戏,妈妈当母鸡,我们兄妹两个当小鸡,爸爸当老鹰,常常被爸爸捉住,抱起来打屁股。

我同哥哥跳飞机、造房子玩,意见冲突的时候,爸爸总是跑过来做种种滑稽的跳法,引得大家大笑为止。

此情可待成追忆。

父亲的离世,家里生活水准,一落千丈。

为维持生计,家中的小汽车,卖了;

多余的房间,出租。

对燕吉而言,父亲在世的安定日子,一去不复返。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

害怕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母亲带着燕吉兄妹,躲进教堂。

这样,燕吉一家,受洗入教。

社会动荡不安,母亲决定回内陆。

一家人从香港逃亡出来到桂林,又往贵州。

大冷天,乘着大卡车,燕吉的哥哥,坐在最后。

双脚伸出车外,硬是被冻残了。

千里迢迢,满目烽烟。

一路艰难,苦不堪言。

落脚重庆,靠着往日朋友的关照,许母在战时生产局,做了收发。

此时的燕吉,考入南开中学。

母女两人,都曾就读南开中学,也是缘分。

初二时,在课堂上,燕吉第一次读了《落花生》。

这是父亲的文章。

阴阳两隔,不胜唏嘘。

1940年,许地山夫妇结婚11周年纪念全家福,后排为许燕吉和哥哥周苓仲

八年抗战,燕吉兄妹,随着母亲颠沛流离,历经五省七市。

1945年,抗战胜利。

1946年,燕吉一家,来到南京。

母亲周俟松,到社会部所属的儿童福利实验区工作,同时兼任三个实验站的站长。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

第二年,燕吉高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

此前,哥哥就读北京大学农学院。

一家三口,似乎已看见生活的亮色。

大学生活,丰富多彩。

吴富融,是燕吉同学,泰国华侨。

与秀外慧中的燕吉,渐生情愫。

1954年,大学毕业,两人一同分配到石家庄。

燕吉在河北农业研究所当技术员,男友在专区畜牧兽医站工作。

1955年5月,两人喜结良缘。

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燕吉勤奋工作,一次次得到奖励。

她单纯开朗,心直口快,万万没想到,知无不言,给她带来灭顶之灾。

1958年1月,在扩大反右战果时,已有身孕的她,被“补”划为右派分子。

燕吉决定离开石家庄,回到母亲居住的南京去生孩子。

但到了南京,孩子还未出生,便胎死腹中。

没有气息的胎儿被引产出来,大夫告诉她,是个女孩儿,长得挺好看。

燕吉要看,但大夫劝她最好不要看,免得留下不好的印象,影响再孕。

听了大夫的话,她没有坚持。

但燕吉不会想到,以后她没能再怀孕——

假如当时知道她是我的惟一,无论如何我都要看看她的。

这是1958年的5月。

1958年9月28日,燕吉被判刑(有期徒刑6年,附加刑5年)。

12月25日,丈夫提出离婚。

孩子夭折,家庭又要破裂,

瞬间,燕吉仿佛跌入深渊。

她流着泪,给吴写了一封长信——

一方面表示悔改和重新做人的决心,一方面求他念惜我俩从未红过脸的感情,倘若他能等我出狱,我会以一生来报答。

我就像个无助的溺水者,救助烂泥塘边的一棵小草,想暖回还有温度的爱情,想留住和社会的联系,想借力回到过去的生活。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在坎坷面前,脆弱的婚姻,不堪一击。

所谓的天长地久,所谓的百年好合,统统化为泡影。

1958年,对燕吉而言,难以忘怀。

多年后,燕吉回忆自己的这段婚姻,更多的是埋怨前夫的笨——

他够笨的,你的目的不就是要离婚吗?还说这么多政治口号。他就说,你判了这么多年徒刑,我们需要离婚。这不就离了吗?我绝对同意。他这是想捞政治资本,说我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他写这么多倒让我来火了,我就是不同意。

许燕吉

从一个名门闺秀,转眼成为阶下囚。

风云剧变。

此时的燕吉25岁,风华正茂,开始了监狱生涯。

在狱中,苦活重活脏活,她抢着干;

饥饿年代,为丰富狱中犯人的文化生活,她自编剧本,带领大家排节目,自娱自乐……

她的表现,受到管教干部认可和牢友的赞许。

监狱每年由犯人投票民主评奖,立功三次即可减刑。

1961、1962,连续两年,燕吉立功。

1963年,评选投票时,她得票又最多,理当立功,减刑在即。

这时,管教干部与她相商,说她还有一年就刑满了,是不是将这个立功名额让给一个刑期还有五年的某牢友。

燕吉,爽快地答应了。

简直难以置信!

高墙内,意味着监禁;

多呆一天,多一份变数。

有人说她“儍”,燕吉自己,也觉得可笑。

1964年,燕吉刑满释放。

按规定,她可以把户口迁至母亲所在的南京。

可头上的“剥夺政治权利”5年,右派反革命的帽子仍在,这令其踌躇不前。

在监狱,有个干部曾说——

你们虽然刑满了,但永远不要忘记自己姓犯!

母亲在南京市立五中当副校长,教书育人,又怎能去连累?

燕吉只好将5年剥权,换成刑期,通过申请,又进入了河北省第二监狱就业。

无家可归,无处可去。

监狱,竟成了她的避护所。

啼笑皆非。

11年间的服刑生涯,没有人来看过燕吉。

一个姐姐,因姐夫是右派,身受牵连,日子不好过;

一个哥哥,大学毕业,出校门不久,就去了西北,成为黑帮,劳动改造。

唯一的安慰,是妈妈的信,鼓励她好好改造。

待她走出高墙,已是1969年末了。

此时的燕吉,36岁。

人到中年,一无所有。

1941年8月,父亲许地山去世后,记者来家,拍下的照片

出狱后,燕吉被下放到河北新乐县大流乡坚固村。

那是滹沱河畔,一个极贫困的地方。

她挽起衣裤下地干活,一个工分只有7分钱,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

更难以忍受的是,穷地方的“阶级斗争”弦不松。

夜深人静时,突然狗吠大作,一群民兵敲开门,蜂拥而入。

右派反革命的前科,把她归入“四类分子”之列,当然无法阻止“革命群众”随意清查。

没有物质生活,更没有精神生活。

现实的悲哀,难以名状。

绝望之中,想到陕西种马场的哥哥,写信联系。

17年后再相见的兄妹,感慨万千。

哥哥,一直未娶,独身一人。

看着燕吉,从如花似玉的小公主,如今满面沧桑。

听着妹妹说起,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竟连肚子都填不饱,哥哥急了——

你到陕西来吧,在关中至少能吃上饭。

可是,一个服过刑的中年农妇,有何理由迁居呢?

无奈之下,只有嫁人。

可嫁人,也要有条件。

哥哥叹气,燕吉倒是开脱——

我这样谈什么条件,不过,找个落脚的地方罢了。

哥哥无奈——

那只能找个农民了。

燕吉痛快地说——

农民就农民,我不也是个农民吗?

辗转介绍,一番考虑,

武功县一个48岁的农民魏振德,进入视线。

妻子曾是逃荒到陕西的甘肃妇女,被前夫找回去,不久病死了。

家里只有他,和一个8岁的儿子。

虽说不识字,但他当过村调解委员,挺懂道理。

哥哥在妹妹做出决定的当天,一晚上都没睡。

作为知识分子的妹妹,要嫁给大字不识的农民,这是他以前无法想象的事情。

燕吉只说——
文盲也好,识字的还要和你划清界限呢!

看尽了世态炎凉,燕吉知道爱情不可靠。

但这就是现实,要想生存下去,只有这一条路。

1971年,燕吉嫁到了官村。

家徒四壁,燕吉就睡在家里灶台和面的小土炕上。

老头先后给独身的哥哥和寡居的母亲办丧事,卖光家里值钱的东西,还欠下生产队10块钱的债。

燕吉帮老头还了债,又掏钱在原来的土坯房边上,用土坯又接出一间偏房。

婚后,她称丈夫“老头”,丈夫喊她“哎”。

黄土高坡,燕吉成了地地道道的农妇,成了村里人嘴里的“二婆”、“二婶”和“二嫂”。

上工钟响了,两人分头下地劳动;

收工回家,燕吉不会做饭,

老头掌勺,她洗菜烧火当下手。

两人和睦相处,从不像别的人家,动不动就吵架。

生活困苦,但对燕吉而言,政治上安稳了。

老头用自己朴实的方式,关心着妻子——

粗重的农活,几乎不让她沾手。

燕吉病了,老头整日整夜地守在她的床前,即使白天干了一天的农活,夜里他仍然不合眼。

看着老头熬红的双眼和心疼的神情,

燕吉从内心深处接纳了这个憨厚的关中老农。

燕吉认为——

老头可聪明了,比我聪明,人情世故比我强。

他不是一个笨人,只是不识字而已。

而且他的父亲并不是农民,他的外祖父还是陕西武功县,仅有的两个秀才中的一个。

老头如此评说自己的续弦之妻——

凤凰落架不如鸡嘛!

神情中,饱含着发自内心的疼惜。

1950年,高中毕业的许燕吉

1979年,燕吉头上的“右派反革命”帽子,被摘掉,分配在武功县畜牧站工作,有了公职。

1981年,在南京的母亲,身边无子女,

按政策,燕吉调回南京,在江苏省农科院畜牧所从事专业研究。

村里人劝老头,不要放燕吉走,说人家有文化,一走就把你甩了,再也不回来。

老头却很自信,知道燕吉不会跑。

燕吉,一笑置之。

1982年,燕吉被评为副研究员,并加入南京市台盟当选为市政协委员。

此时,母亲是南京市人大代表、江苏政协委员。

哥哥当选陕西省人大代表、省台联会副会长。

一家人,政治上翻身了。

有人劝燕吉,给老头一笔钱,了断当年不适宜的婚姻。

可燕吉却把老头,调来南京!

因为走过一片泥泞的路,所以更懂真情可贵。

她直言——

我从来都没有那样想过。虽然我们之间毫无爱情可言,但别人对你挺好,我们俩都老了,在一起就是过日子。

在农科院,提到燕吉,可能有人不知道。

但是,一提放羊的陕西老头儿,几乎没人不知道。

老头浓厚的陕北腔,穿衣服总喜欢腰里系根绳,

在农科院大院里,他成了最有名气的人。

老头在省农科院当临时工——放羊,一直干到70岁。

畜牧所需要养一批品种羊,老头放羊,他做得非常的开心。

100多只羊,在这个行家里手的照料下,养得又肥又壮。

来到南京,老头事先可对燕吉“声明”——

我不死在这个地方。

燕吉好声劝慰——

你住在陕西,万一以后有病,谁把你送到医院去?我们不能把这些责任推给乡亲啊。

知夫莫若妻。

数年后,燕吉常被人问及——

你没有绝望过吗?你没有觉得你们的婚姻不般配吗?

燕吉回答——

我们就是过日子,不需要引经据典。

我很坦然,觉得是命该如此。

对于自己的生活,燕吉半开玩笑——
我们是房东与房客的关系。在陕西,他是房东,我是房客;

在南京,我是房东,他变成了房客。

老头更是实话实说——

你们让俺说感情有多深,俺说不出,俺们是互相照顾。俺赶了一辈子牲口,这辈子没做过缺德事,唯一的事情是打牲口太厉害了。

许燕吉与魏振德

许母周俟松,早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

1986年,与当年校友邓颖超,在西花厅始得一见,叙怀往昔。

邓问起——

这么多年,你怎么不和我联系?

许母一时无语。

后来,燕吉哥哥说道——

母亲哪会去联系呢,她到晚年还在给小孩子教英语。

1995年,母亲走了,享年95岁。

2004年,是燕吉大学毕业50周年。

她去了,前夫吴富融也去了。

此前多年,吴都尽量回避和燕吉见面。

燕吉还特意打电话告诉他——

有聚会你就来,不要躲着我,不然别人还以为我给你多大压力。

有人问燕吉——

你恨他吗?

燕吉回答——

我现在谁都不恨。  

聚会时,吴带来他的诗集,每位同学一本。

燕吉的一本,上面写着“许燕吉老同学指正”。

当着各位同学的面,燕吉写下——

五十流年似水,万千恩怨已灰。

萍聚何需多讳,鸟散音影无回。

2006年,老头走了。

唯一不满燕吉的地方,就是没能给他生个娃。

燕吉开始着笔,写下“麻花人生”的自传,

一个大时代的私人记忆。

她说——

自己写的不一定多好,但起码真实,如果说历史是一株花,我希望读者既要看到上面漂亮的花,也要看到下面那些不怎么好看的根。

有人问及燕吉的哥哥,是否也写一部回忆录。

当年,哥哥被下放到内潭种马场,接受劳动改造,当工人,一干就是22年。还因为宗教信仰问题,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了两年管制。

当地农民对他说——

老周,我要是你就活不下去了。

哥哥大笑——

但是我没有觉得。

可对回忆录,哥哥一再摇头——

不想再回忆,回忆很痛苦。

同时很怜惜燕吉——

妹妹写这本书,等于是把过去的痛苦再受了一遍,精神上很受影响。

2014年1月13日,燕吉走了。

那天,正逢她81岁的生日。

哥哥写下挽联——

曾经风高浪急历千古,

依然心平气和对全生,

横批“豁达君子”。

这是燕吉一生的写照。

燕吉,81年人生,失去了很多东西,但始终没有失去的,是对人生的信念和对生活的坚持。

不求虚名,但求无愧;

不求浮利,但求心安;

做真实自己,一生无憾。

花篮上,哥哥又亲笔书写——

归途无阻,行矣燕吉。

许燕吉

因为走过一片泥泞的路,所以更懂真情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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