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上的中华文明

同样，长江中游地区也有不俗的发现，早在1955年，考古工作者就在湖北天门石河镇发现了石家河文化遗址，其年代距今4600年至4000年，早于传说中的夏代，遗址中发现了城址、祭祀遗址，发掘出青铜块、玉器及不少刻画有类似于文字的符号陶片。有不少学者认为，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已建立了早期国家。虽然甲骨文是迄今为止公认的最早中国文字，但甲骨文显然属于非常成熟的文字，在其之前应该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而刻画符号很可能就是汉字的前身。迄今所发现的刻画符号，长江流域的数量明显多于黄河流域，且高度疑似文字的符号也有不少。可以说，早在夏代之前，长江流域已分布有不少疑似国家的政治实体。长江流域的不少文化因素，在后来夏商周时期的北方遗址中都有发现，这至少说明长江流域的文化参与了中原地区的国家建设历程。来自长江流域的部落人群不断向北渗透，并把稻作文化、玉器文化等传播到了黄河流域。后世所说的“逐鹿中原”，很可能符合早期中原文明产生的动力机制。

至于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遗址，长江流域的发现更是早于黄河流域。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新石器早期遗址，年代接近一万年的几乎都分布在南方地区。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之时，中国考古学界就出现了难得的“骚动”。距今7000多年前大规模的水稻遗存，让中国考古学者深信中国是人工裁培水稻的发源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浙江萧山又发现了年代早于河姆渡文化的跨湖桥文化，发现了千余粒栽培稻谷米，并挖掘出距今7500年左右的独木舟。二十一世纪以来，浙江考古人员在浙江中部地区（浦江、东阳、义乌、嵊县等地）发现了一组文化内涵接近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其年代测定在一万年前，遗址中出现了非常原始的陶器、石磨盘、稻米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因素，在夹炭陶片中发现了大量稻壳、稻叶，这是长江下游地区所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无独有偶，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考古人员就在湖南澧县发掘了彭头山遗址，其年代测定在8000年之前，早于河姆渡文化，发现了稻壳与谷粒，其陶器制作工艺采用最原始的贴塑法。目前为止，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展系列已非常清楚，从一万年前至四千年前，各个时期的遗存都有，而且能够证明其间有着延绵不断的继承关系，其中系列最完整、最发达的便是长江中下游地区。

长江流域现代居民的主流应是世代居住于此地的土著民族后裔

长期以来，中国人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而炎、黄部落的根据地通常被认定在中原地区。因此绝大多数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定自己的祖先来源于黄河流域，特别是其中的中原地区。全国有很多的家谱、族谱，谈到其早期的祖先来源，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了黄河流域（包含淮河流域，历史上黄河曾经长期夺淮入海），甚至南方诸多少数民族也说自己的祖先来自于黄河流域，如广西壮族说自己的祖先来源于山东。这种观念甚至影响到周边地区，如韩国的一些金姓族谱，说其祖先来自于中国河南。百家姓的发源地，一般被锁定在中原地区。虽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愿意相信族谱、家谱的记载，但族谱、家谱本身就是一定时期的产物，带有一定时期的文化观念。明清时期所见到的典型宗族，通常都拥有族谱、族规、族产（包括祠堂及祭祀田地），但这样的宗族，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虽然历史上确实曾经有过规模不等的移民运动，但迄今为止的移民史研究成果，只能证明某一地区某一时期曾经有过一定规模的移民，但无法证明这些移民与后世当地居民之间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除了少数方言岛之外）。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西晋末年的“永嘉南渡”，其移民人数最多只占当时南方地区户籍人口的六分之一，而此时南方地区相当规模的人口还没有被列入到国家户籍中，可见北方移民人数始终只占有南方人口的一小部分而已。按照这样的逻辑，长江流域的居民，其主体应该是自古以来繁衍、生息于此地的“饭稻羮鱼”居民的后裔。

中国现代汉语七大方言（官话、吴语、闽语、赣语、湘语、客家话、粤语），南方地区拥有六大方言。官话占有中国绝大多数领土，纵横跨度在四、五千公里以上，其间虽再细分诸多次方言，但相互间大致能沟通无碍。而南方地区诸多方言区的人们，相互间根本无法听懂对方的语言，特别是浙江南部和福建等地，离乡数十里便无法使用各自的方言进行沟通。虽然这些方言都是汉语方言，绝大部分话语能写出汉字，但同一汉字在各地的发音迥异，也有一定比例的话语迄今尚不知道本字。即便有汉字本字的言语，相当部分的本字还是属于南方地区居民根据汉字六书原则而“制造”出来的。南方地区方言复杂现象与《汉书·地理志》注引西晋学者臣瓒的话，“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这反映出民族分布现象有种天然的契合度。

针对南方地区方言的复杂性，现代方言学界的激进学者更倾向于用“语言接触”模式来解构南方地区的方言历史，即南方土著民族基础语言就不一致，吴地有原始吴语、楚地有原始楚语、闽地有原始闽语，此后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形成了五花八门的“汉语方言”（吴语、湘语、闽语等）。而这样的方言，始终被官话区的人们视作“南蛮鴃舌”，沦为鄙视的对象。早在隋朝初年，长江流域一带（吴、楚）的语言就被陆法言等人指称为“时伤轻浅”。时至今日，这一带的方言还有“轻浅”的“弊端”，官话中大量的阳声韵，在当地方言经常成为“阴声韵”，韵尾鼻音丢失成为常态。当地人所说的普通话，也普遍存在着前后鼻音不分的现象。直至今天，江浙人讲普通话，普遍存在发音不到位的情况，语速明显快于官话区。但总的来说，官话对南方方言的侵蚀现象非常明显，长江流域不少区域，已经发展成为官话区，原本的吴语、赣语、湘语，也带有越来越多的官话成分。但长江流域居民所说的官话，绝大多数是带有南方土语色彩的西南官话、下江官话。长江流域汉语方言中的“南方成分”，正是南方地区居民是新石器时代以来当地土著居民后裔的佐证。

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中的分量将不断提升

无论是流域面积还是河流长度，长江都在黄河之上，径流量更是黄河的数十倍。从发展潜力而言，长江流域也展现出巨大的优势。虽然长江流域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早于黄河流域，但进入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之后，黄河流域的开发成熟度明显高于长江流域，夏商周时期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中心，战国七雄中的六雄也都位于黄河流域，仅有楚国位居长江流域。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人口规模、政区密度远远高于长江流域。

由于黄河流域毗连蒙古高原及东北地区，始终面临着游牧民族入侵的风险。其中最大的一次风险出现在西晋时期，即所谓的永嘉之乱。晋室政权被迫搬迁至长江流域的南京，大量中原衣冠人士随之迁入长江流域，迅速提升了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水平。而黄河流域进入了“五胡乱华”时期，数百年间陷入异族入侵的局面，精英文化丧失殆尽。可以说，长江流域的文明程度一度超过了华北地区，至少是伯仲之间。发迹于黄河流域的隋朝政权虽然消灭了偏安江南的南朝政权，但北方地区的人士还是以南朝文化为“风雅”，争相效仿。隋炀帝甚至在扬州建立离宫，修建大运河，以便把南方的物资运往中原地区。唐代前期，北方地区逐渐恢复昔日的繁荣，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再度超过长江流域，但这样的好景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而渐趋衰弱，加之黄河的泛滥、大规模农民叛乱、游牧民族的入侵，黄河流域的繁华随之烟消云散，而长江流域却相对安稳，加之有北方移民的流入，其开发再度加速。到了北宋末年，黄河流域再度陷于异族入侵，此后二百多年间都在异族统治之下，其地人口、社会经济衰退趋势十分明显，广大华北地区彻底沦为落后地区。此后，长江流域的人口、社会经济、文化就以绝对优势超过黄河流域，供养明清帝国的财赋基础主要是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明清大部分时期，首都虽然位于华北地区，但出了北京城便是贫困、荒凉之地，华北民间社会普遍缺乏精英阶层及精英文化的引领。南宋以来，传统的中华文化，其精华悉数保存在以长江流域为主的南方地区，广大的北方地区几乎沦落为“蛮荒”之地。

自近代以来，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继续成为中国经济的翘楚，这样的局面虽然在新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后一度有过改变。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再度释放了长江流域特别是下游地区的市场经济活力，江浙沪地区迅速成为共和国经济的优等生，该地区所产生的巨额税收，仍然支撑着中国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出生于其地的院士群体，占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成为中华民族崛起的先锋。近年来，长江中游诸省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在提速，湖南、湖北籍的院士群体也在迅速扩充。可以预见，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中的分量还将不断提升。回首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可以肯定地说，长江流域支撑起中华文明的半壁江山。（注释略，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