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城：被边缘化的生活成就了我！
阿城（1949—），著名作家、编剧，小说《棋王》作者，电影编剧有《芙蓉镇》、《小城之春》、《吴清源》和《聂隐娘》等
有人说，“国家走了一段弯路，对你我就是一生”——这句话不适用于阿城。
1949年，阿城生于北京，彼时父母刚好随解放军进北平城，遂取名“钟阿城”。
好名字没有给他带来好运气。
八岁那年，父亲因为言论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下放到渤海边扫厕所。一家人被赶出机关宿舍，住进了大杂院。母亲一个人养活五个孩子，还供着姥姥和上大学的舅舅。穿衣都成问题，耐磨的灯芯绒裤子，在兄弟间传递，实在不能穿了，姥姥就糊成布渣做鞋。
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但家里穷得难得吃顿肉。吃肉的时候切成小块，用绳串了，五个孩子一人一串。他每次吃完自己的，就开始盯着妹妹的，他总觉得一个女孩儿，肯定吃不了那块肉，应该能给他留点。
初中时去练游泳。教练说：“家里供不起每天二两牛肉的，以后就不要来了。”他就没有再去，自己跑到玉渊潭去游野湖了。
作为黑五类子女，阿城不受主流社会待见。
当时外国领导人经常来京访问，学校挑选学生欢迎。老师每次都会念完三十几个名字，然后就说:“没有念到名字的回家吧！”有一次阿城忍不住问:“您就念我们几个人，就说这几个念到名字的回家就完了，为什么要念那么多名字？”老师冷冷回道:“念到的，是有尊严的。”
边缘化的境遇造就了阿城豁达的人生态度:“我习惯没有尊严，你被边缘化，反而使你有了时间”。他随着自己广泛地兴趣，真正学到了真本事。
阿城喜爱看书，说他永远感谢旧书店，小时候见到的新中国淘汰的书真是多，古今中外都有，虽然便宜，但还是一本也买不起，就站着看。店里的伙计都很好，从不管他，要是有的书搁得高了，还会帮他够下来。
很多书常常读到一半，便被店员卖了出去。之后阿城也学聪明了，读的起劲的书，就被他放到了书架里侧，下次接着读。靠着这样的方法，阿城读了不少书。
除了读书，他还常到琉璃厂闲逛，流连于各种画店、旧书摊、古玩铺。一个颇为不顺的童年，却被阿城过得悠然自得。
“青砖墁地，扫得非常干燥。从窗户看得见后院，日斑散缀，花木清疏。冬天，店里的炉子上永远用铁壶热着开水，呼出一种不间断的微弱啸音。”
后来他与人聊天，才逐渐意识到自己与同龄人的文化构成已经不一样了。琉璃厂是阿城的文化构成里非常重要的部份，他后来总不喜欢工农兵文艺，也与琉璃厂有关。
1968年，19岁的阿城没资格留在北京，只得下乡开始了漫长的知青生涯。
身为政治贱民，又干不了重活，阿城很难以“劳动表现”融入下乡的生活。他辗转山西、内蒙再到云南，终于稳住了脚跟——在农场子弟小学教书，语数外体美劳，啥都教，一教就是十年。
1978年，北京来的知青，都陆续回了城，而阿城却因为父亲的政冶问题，走不成。
回不了家，那么扎根于此呢？喜爱画画的阿城，满怀希望地报考昆明美术办公室，但还是因为父亲的牵连，考上也不予录取。进退两难的阿城，真正感受到了人生的绝望。“倒霉一直一步步在跟着，使他一直无法挣脱冥冥中一种力量的箝制”。
1978年底，阿城参加了“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竭力抗争。1979年，父亲被平反，阿城终于被准许回家，此时他已年近30。
好友说：三十之前的阿城，可谓命途多舛，宛如一颗皮球，在厄运间被踢来踢去。
刚回北京，他站在街头，看着路上奔驰而过的自行车，久久不敢过街。看到警察，更是觉得新鲜，坦言道:“警察才是城市的标志啊！”
此后几年，阿城碌碌谋生，关注的是一个俗不可耐的问题——吃饭。
阿城开始写小说，一是想试试，二来也是为了挣稿费补贴家用。有一次，他带着儿子去吃冰棍，三根冰棍，几分钟就下肚了，然后眼巴巴望着他：“还要！”
身为人父，当然希望儿子把世界吃光，可是手头实在拿不到那么多钱。阿城想：“等我写多了，用稿费搞一个冰棍基金会，让孩子们在伏天都能吃一点凉东西。”
1984年，《棋王》出世，轰动文坛。阿城趁热打铁，接连发表了《树王》、《孩子王》，一时之间风头无两。在彼时伤痕、反思文学的狂潮中，《棋王》独树一帜，海内外流传，成为人人争相一读的作品。阿城的文字功夫，更是让一辈作者读者大开眼界。
对于细碎、平庸的人生，阿城从来就不抱鄙夷的态度。
《棋王》《孩子王》要改编电影，滕文骥、谢晋拉着他去写剧本，他觉得写小说挣钱太难，立马去了。
阿城说：“我本身就是个写字的手艺人，写字的目的就是换钱贴补家用，我有嘴我老婆有嘴我小孩也有嘴。衣食是绝顶大的问题，先吃饱再谈其他。”
对于写小说，阿城并不痴迷，他调侃自己是“文学失足青年”。
阿城认为文学没什么了不起的，小说就是讲故事，人人都能掌握，只是讲得好不好的问题。所以，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过作家，也从来没想靠小说扬名立万。
但他却不只是对写作精通，美术、电影、手工……样样涉猎、无一不精。
八十年代，返京的阿城便显露了一身才全艺精的杂家功夫：他到机场画壁画，给报刊作插图，更和画家范增等人合作发起了名噪一时的“星星画展”；转战电影，他交出了《芙蓉镇》《刺客聂隐娘》等佳作，还给《卧虎藏龙》当起了指导……
作品红遍大江南北之际，阿城选择远赴美国。原因也很简单——写作挣不了钱，而在美国，“不需要关系，完全不是人情社会，你不需要认识人，就能找到活儿，比北京好活”。第二次再去美国，阿城就留下了。
他倒腾过仿古家具，也教过一阵钢琴，都没赚到多少钱，于是一拍脑袋，翻新汽车，一边玩儿一边赚钱。
怎么个玩儿法呢？先到汽车坟场找一辆破烂不堪的古董车。30年代的，不用多好，大众车就可以。
几十块钱或一两百块买下来，拉回家，然后订购一本旧型号大众车的汽车手册，根据手册的内容，先把零件全套买下来，回去拆开、换新。汽车其他的部分，什么气缸、刹车、底盘系统、变速器…全都是他自己摸索着改换成新的。那时，阿城家里到处都是零配件，各种各样的修车工具比车行还齐全。
最后，花钱喷漆，最多3000美元成本，一转手，至少卖到20000以上，玩儿也玩儿了，还赚了一票钱。王朔亲眼看见阿城组装的全过程，最后阿城坐着出去兜风，那可真拉风，端着一烟斗，整个人跟大仙儿似的。登时就把王朔给佩服得五体投地。
其中有一部红色的敞篷车，超有范儿。据说有个黑人盯那辆车盯了好久，每隔一段时间就找阿城问卖不卖，最后一直叫价叫到了将近二十万美元，求着让阿城卖给他，阿城就是不卖。
有一次，阿城旅游归来，一开门，全部家当竟然被偷光，只剩下一个床垫，上百张珍藏了数十年的经典CD不翼而飞。结果他自己破了案：他转遍了街区的所有音像店，专门去翻那些二手CD架，最终找到盖有自己印章的CD，随即报警。没过多少日子，所有CD就都回来了。
聊天本是一个平常的生活小事，在阿城这里，却聊成一绝。
下乡年间，他白天干活，晚上便在茅草屋给其他知青说书。一盏煤油灯，一屋子人，烟头一亮一亮，《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等名著，在阿城嘴里进出。每谈到关键处，他便住了口，吊起了一屋子人的胃口，急得旁人给他点烟续茶，忙问道:“后来怎么样了？”
在文化圈子里，大家尊称他为“天下第一聊天高手”。王朔住洛杉矶时，常去阿城那聚会玩，大家坐在一起，全听阿城一个人神侃。风土人情，旁门左道，他无所不通，诙谐得一塌糊涂，偶尔抖一个机灵，当场就能说得把人笑岔气了去。
王朔问聚会中的一人——“听了十年，没一夜听过重样的。”每次聊完，人说“跟您聊天特有意思。”阿城特傲娇：“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关于生活，阿城自己也打过一个比方：“前院，老王正在弹古琴呢，突然家里人跑来说后院的炉子灭了，那就得马上拿出办法给炉子点燃。”
阿城说，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古琴可以优雅地弹，转过身，你又得能回去通炉子。
弹得古琴，通得炉子，是一种“通天入地”的本事。通天，是能去追逐高于生活的情韵，不天天拘于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中，入地，是身上须带着一丝烟火气，人说白了，还是要吃饱了肚子，能够从容地应对琐碎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