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宋家老宅”的调查
我是1983年初进上海市文管会工作，参加上海历史文物陈列馆，即现在的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筹建工作，当时还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借用河南路16号上海博物馆的大厅为办公室。
▲ 薛理勇在办公室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逝世，宋庆龄故居在整理宋庆龄遗物时，发现一封民国初从“628C Yuhang Road Shanghai China（中国上海东有恒路628号C）”寄往日本转交宋庆龄女士收的信（只有信封，没有信纸），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开始不久，上海史的研究刚刚起步，宋庆龄故居的同仁们不知道“东有恒路”在哪里，是现在的什么路，而我的大学同学华路正好分配到宋庆龄故居工作，他知道我对上海的马路和路名有些研究，在读书期间就发表过关于上海马路和路名的文章，于是自告奋勇，带着一位女同事来找我。我告诉他们，“东有恒路”就是现在虹口区的“东余杭路”，我的家就在东余杭路，以前好像听说宋庆龄的老宅在东余杭路，但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是美国基督教监理会传教士，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的助手，与林乐知和景林堂的关系至为密切，而林乐知在虹口创办中西书院（后来迁到苏州，与苏州的博习书院合并后改名为“东吴大学”，就是今天的苏州大学的前身。中西书院迁到苏州后，旧址改为“东吴大学第二附中”），长期居住和工作在虹口（林乐知的住宅叫做“林家花园”，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而昆山路135号的“景灵堂”原来叫“景林堂”，它的英文名称是“Allen Memorial Church”，也就是“林乐知纪念堂”；我们的同学柯施恩的父亲柯震解放前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也是英文《晨报》的记者，长期居住在虹口，是虹口的“老土地”我对他们说，我先问问柯震，然后给你们答复。
我找到了柯震先生，他告诉我，以前，主持虹口景林堂的牧师是谢颂羔、谢颂三昆仲，不过，听说谢颂羔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好像已经去世，不知道谢颂三牧师是否还健，现在住在哪里。当时，我的另一位同学许天祥正巧在虹口区宗教局任职，他告诉我，谢颂三还健在，住在“景林庐”（是景林堂的神职人员公寓，与景林堂毗邻，现在的地址是乍浦路弄内）。于是，许天祥帮我们联系了谢颂三牧师，我和华路，以及他的同事陈小琴到“景林庐”拜访了谢颂三牧师。
谢家是杭州人，是基督教世家。谢颂三（1900-1989）的祖父叫谢行栋（1825-1895），师从中国近代著名的传教士、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牧师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被北长老会按立为牧师，据说是杭州第一位本土牧师。谢颂三的父亲叫谢志禧（1863-1937），是杭州皮市巷教堂牧师。谢志禧有三个儿子，长子谢颂羔（1895-1974）、次子谢颂仪，谢颂三排行老三。谢颂三1914年就读于设在上海昆山路的东吴大学第二附中，接着入东吴大学，担任学校青年会会长；毕业后赴美国，毕业于纽约奥朋神学院，晋牧师。东吴大学的前身就是美国基督教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中西书院，于是，谢颂三回国后在基督教监理会任职，担任过监理会教育部干事，景林堂、摩尔堂（今西藏中路沐恩堂）牧师。
我们到谢颂三牧师家时，谢颂三牧师正在阅读美国记者项美丽写的《宋氏三姐妹》，他对我们说，他和宋家关系密切，他比宋庆龄小13岁，与宋子文兄弟相称。他就读的东吴大学二中就是原来林乐知创办的中西书院，在昆山路与乍浦路的转角，里面有一个小教堂，本来是学校的教堂，林乐知牧师逝世后，正式命名为“Allen Memorial Church”，就是“林乐知纪念堂”，中文名称叫做“景林堂”，就是“景仰林乐知”的意思。
谢颂三还说，当时的东余杭路中的一段是泥泞的小路，不太好走，坐黄包车通常从汉璧礼路（汉阳路）走”。谢颂三的夫人长谢颂三一岁，思路好像更清晰一点，她正在教一个准备出国的女孩英语，听到我们在聊宋家的事，就过来对我们说：“宋家在东余杭路朱家木桥。我小的时候，家在'禧年堂’楼上，就是在现在的唐山路高阳路转角，我们和宋家都是教友，我的母亲经常带我到宋家串门，与宋老太聊天，我家有一个阳台，还好几次可见孙中山先生与宋庆龄坐马车从这里路过。”我们好奇地问：“他们坐马车到啥地方去？”，谢夫人笑着说：“伊拉两介头正来勒轧朋友，坐马车到外滩兜风”。
有了谢颂三的指点，没过多久，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就在上海司法局的档案中找到了几份关于宋家东余杭路住宅的档案，宋家迁出老宅后，老宅仍然是宋家的产权，出租给他人，1947年，关于宋家老宅发生了纠纷，宋子文还出具了宋家是该住宅产权人的书面证书。从而进一步确定了宋家的老宅是现在的东余杭路东余杭路530-534号及526弄23、25、27、29、31号。此后，我赴实地踏勘，原来这就是一家煤饼厂，我家附近的煤球店的煤饼全部是由这家煤饼厂供货的，有时，煤球店断货，可以直接到煤饼厂去买煤饼，我也许多次到这家煤饼厂买煤饼，谁能想得到，这里曾经是国家名誉主席的老家呢！
关于宋庆龄“祖宅”的调查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但是，我的职业就是“上海历史”，我的家住在东余杭路，宋庆龄的“祖宅”也在东余杭路，于是，我特别留意宋庆龄“祖宅”的资料。几年后，浦东川沙城厢镇的历史建筑“内史第”部分被拆，建设“新工房”（好像是川沙教育局建设的教师住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反响很大，有人提出，“内史第”曾经是知名人士黄炎培的旧居，要求停止施工，保护“内史第”，不过并无法阻止建设单位的施工。不久，从多方面传来消息，说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说，他曾经听父亲黄炎培说过，以前，宋庆龄的父母居住在“内史第”，宋庆龄也出生在这里。有了这样的“依据”，有了“宋庆龄出生地”这块“挡箭牌”，地方政府不敢乱来，建设“新工房”的工程被迫中止，“内史第”才得以部分保留了下来。不过，谁都知道，并没有黄万里关于他父亲黄炎培讲过关于宋庆龄出生在“内史第”的确切记录，也不知道黄炎培是否讲过宋庆龄出生在“内史第”之类的话，即使黄炎培讲过此类的话，也不能证明他的话就是正确的。当然，大家明白，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以黄炎培的身份是无法阻止“新工房”的继续施工，而扛出了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大旗，才能保住“内史第”的命运。无论如何，“内史第”确实被保护了下来，还成为文物保护单位。
▲ 左起孙中山、宋庆龄、倪桂珍，中立者未详，后排右起孔祥熙、宋霭龄。前席地而坐者宋子文，其左坐者廖承志，二排左二是廖承志的姐姐廖醒梦。
倪氏其先安徽桐城人。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受《南山集》案株连，被遣至浙江，遂于鄞县海滨业渔。尝至川沙白龙港外海中捕鱼，船遭台风覆没，举家脱险就岸，即务农。自此定居川沙城东北侧，后称倪家宅。至倪为堂，已不知几世矣。为堂生子女3个。长子藴山（1835-1889年），次子嗣于张姓，幼女嫁蔡氏。藴山妻徐氏，迁川沙城东门中市街，藴山曾入私塾就学，后在城中业制鞋。继在上海盆汤弄设鞋铺，后又改为外国教士烧番菜。约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入耶稣教，寻升牧师。在上海、南汇、川沙、宝山等处布道。生子女十人；长子为锡令，牧师；二女桂金，家牛尚周（字文卿，曾任江南造船厂总办）；三女桂珍，嫁宋耀如，生女庆龄；第七子为锡纯（1880-1933年），曾任设于上海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商务所所长（民国《川沙县志》有传）；女秀珍，行九，嫁温秉忠（曾任苏州海关监督）。余皆早逝。
倪桂珍（1869-1931） 女。生于川沙城厢镇东门内（现中市街36-38号）。其祖先为安徽人，迁浙江。桂珍幼随其父藴山在上海，就读于西门外白云观美国教会所办裨文女子中学。17岁入耶稣教，结识教士宋耀如。光绪十三年（1887年）与宋氏结婚。婚后随宋氏去昆山布道。十五年同回上海。次年举家迁川沙城，赁屋于“内史第”西侧（今城厢镇南市街、新川路交岔口），在此办福音堂……光绪十八年（1892年），宋氏回上海谋事。十九年，倪桂珍生女宋庆龄，后又生宋美龄……民国元年（1912年）在虹口朱家木桥建新居（今东余杭路530号及526弄17-31号）……
天主教与基督教是两种不同的宗教，明朝中后期，天主教进入中国，上海人徐光启接受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洗礼成了天主教信徒，徐光启把天主教带入上海，上海也成了天主教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宣布天主教为“邪教”，下令取缔，史称“禁教”，天主教则称之为“教难”，于是，天主教的教产被没收，传教士被驱除出境，许多活跃在城市、城镇的天主教信徒转移到乡下的穷乡僻壤，近代以后，恢复了天主教的合法地位，但是，上海有这样的现象，基督教活动主要集中在上海市区，而天主教活动主要在农村。黄炎培主修的《民国川沙县志》出版于1936年，《民国川沙县志·卷十三·宗教志》收录的川沙县有天主教堂27座，并有较详细的介绍，而于基督教的介绍仅寥寥数语，且语焉不详，说：“耶稣堂，本县有二。一在本城，初借设南面大街沈宅，名福音堂。其后数次迁移，旋借设北门内艾宅。一在曹家路北市。教堂自建，名天道堂”。既没有“福音堂”的创办人，也没有创办时间，更没有提到宋耀如与福音堂的关系。
薛理勇
1947年9月出生于上海。1983年大学毕业后即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参加筹建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从事上海历史，中华文化风俗历史研究。现任上海市规划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等。已经出版的著作有《外滩的历史与建筑》、《上海租界史话》、《上海洋场》、“薛理勇说老上海丛书”等约六十余本；主编《上海文化源流词典》《上海掌故大词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