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在生活中完成对生活的提炼与升华 作者：马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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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在生活中完成对生活的提炼与升华

作者：马佳娜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20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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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在写作 资料图片

柳青（前排左一）在与村民交谈。资料图片

《创业史》1960年版 资料图片

  【追光文学巨匠·纪念柳青诞辰105周年】

  关于文学作品的评价问题，柳青曾明确表示，要“六十年一个单元”，六十年后还有人看，才说明作品是立得住、传得开的。如今，距离《创业史》第一部发表已经整整60年了。60年间，时代不断发展变迁，文学观念也随之不断调适，梳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创业史》仍是无法绕开的。

  为了写作这一部反映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深刻变革的长篇小说，柳青放弃在北京的工作，落户陕西长安县皇甫村，扎根14年。他和皇甫村村民一起，深度参与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实践，走出了一条与人民一道前进的生活和创作的道路。

“黑夜开完会和众人睡在一盘炕上”：在人民中实现对人民的书写和讴歌

  从北京返回陕西，选择一个地方长期落户，对柳青而言，并不是偶然的选择。从1943到1945年，他就有过比较充分的基层工作经验。那时候，他还有些担心下乡驻村会影响写作。但随着工作深入，他对如何看待生活和写作之间的关系，对如何处理作品与时代、作品与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这是柳青创作生涯中非常重要的“米脂三年”。在这期间，柳青扑下身子，一心要为老百姓做一些具体、管用的服务工作，包括如何写介绍信、种棉花怎样更科学、娃娃头上长疮该如何治疗等。这些具体的经验，不仅使柳青获得丰富的写作素材，也在更深层次上完成了个人观念上的自我“改造”。有了情感转变，于是“黑夜开完会和众人睡在一盘炕上”，就“不嫌他们的汗臭，反好像一股香味”。柳青的“米脂三年”在文学上的主要成果是长篇小说《种谷记》。这部作品更为重要的意义，是柳青获得了处理写作和生活关系的一种重要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柳青来到北京工作。经过充分考虑，他还是希望沉下身子，倾注全力，去书写这个变革时代。在他看来，要完成这样的宏大目标，选择一个可以长期落户的地方，像“米脂三年”一样，充分参与具体的生活生产实践，十分重要。

  为了实现神圣的文学梦想，为了落笔时有充分的情感储备，为了尽量摸透生活的内在规律，为了抵达更为广阔的生活现场，柳青毅然挥别相对而言更为舒适的大都市，一头扎进乡村生活的海洋，在火热的生活一线汲取营养、捕捉灵感、寻找素材，在生活之中完成对生活的提炼与升华，在人民之中实现对人民的书写和讴歌。

  经过一段时间实地考察，在泾阳、三原、高陵、户县等可供选择的地方中，柳青定下长安县作为落户地点。柳青甫一落户，很快就投入到具体的工作之中，完成了生活和写作的又一次意义深远的“转变”。

主要人物有原型、故事有来由：让作品为他人提供切实、科学、有效的参照

  虽身在火热生活的实践，但柳青迟迟无法完成计划中的一部作品，因为生活和创作不在一个频次，难以对接上。对创作而言，现实生活总是在提供新的课题，召唤新的创造。有感于新的人物形象与新的伟大实践，柳青索性放下手中的笔，跑到田间地头，与普通劳动者一起参与具体生产与生活。他希望充分参与到一个互助组创立的全部过程。王曲公社皇甫村的王家斌引起柳青的注意。在与王家斌接触之后，柳青很快就被这个“新人”身上所蕴含的新思想、新情感深深吸引。

  围绕王家斌，柳青在构思新的作品，他的创作灵感在重新开启，那些曾经陷入僵局甚至被迫关闭的创作思路，正在渐次重新开放。

  将王家斌基本确定为新作品的原型人物后，柳青接着在很长时间内，积极领导并充分参与王家斌互助组的建设当中。他帮助互助组制定生产计划，劝返欲退出互助组的几户人家，为互助组的建设和进一步巩固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后来活跃在《创业史》中的重要人物，带着他们或新或旧的观念和情感，逐渐出现在他的视野中。

  他调动自己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感知生活的本来面貌，并将之进行情感的熔铸与艺术的酿造，于是作品有了新的气象。他的笔不再干涸，像是被注入了一股活水，汩汩而流。

  《创业史》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有原型。有的直接以某一个人物为原型，很多人则是杂取种种、合成一个的塑造方式。有意味的是，书中吸引众多读者的梁生宝和徐改霞恋爱的故事，却和王家斌并无关系，那是一位名叫郭福娃的姑娘的故事。郭福娃生得漂亮，读过书，唱过戏，嗓子坏掉以后回到农村，表现积极，当过村里的团支部委员，还曾和一个名叫王来运的复员军人谈过恋爱。柳青和这两个人相熟，极力撮合他们。孰料郭福娃的母亲嫌王来运家贫，坚决反对二人结合。郭福娃经不住母亲的“逼迫”，嫁于他人。对于这些年轻人的恋爱经历，柳青是熟悉的，这使他在创作时，能准确把握青年男女的恋爱心理。

  既然人物都有原型，作品中的生活故事所涉及的重要事件，大部分也真实不虚。那些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且对于推动故事有重要价值的事件，像梁生宝买稻种、带领大家进终南山割毛竹，尝试水稻密植方法，牲口合槽等，都源于具体的生活实践。这些事件也是互助合作过程中需要逐渐解决的重要问题。

  柳青在人物故事的具体进展中，十分细致地写下这些事件的缘起、进程和结果，就是为了让作品能够为他人提供切实、科学、有效的参照。

  《创业史》出版后，长安县百姓尤其喜欢阅读，还有很多基层干部以《创业史》的观念和方法作为指导，来处理他们所面对的具体现实问题。这或许也是柳青创作的重要目的。劳动群众是以具体的生产生活劳动，推动社会进步。对于作家来说，他所写下的作品，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对现实生活产生实践意义。

力求缩短表现手法与群众化之间的距离：作品要让人读得懂

  1960年，在拿到《创业史》第一部的16065元稿费后，柳青全部交给了王曲公社，原因无他：“国家养活我，我的稿费就应该给人民。”他还说：“我也是公社社员嘛，社员是体力劳动，收获都交公社了，我是脑力劳动，收获也应该归于公社。”

  这一笔稿费，先是为社里创办了农业机械厂，后来又改建为王曲医院。这个事情不算复杂，却十分明确地表现出了柳青对创作的理解——创作也是一种劳动，与土地上的劳动并无本质区别。这种对创作的理解，不仅影响柳青对写作和时代、现实关系的理解，也影响到他对艺术创造的理解和实践。

  就在柳青为即将动笔的作品进行准备过程中，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出版并广受好评。在认真阅读这部作品后，柳青认为，《保卫延安》的成功要点有二：“一个是杜鹏程始终生活在战斗中，小说是自己长期感受的总结和提炼，所以有激情；一个是写作时间长，改写次数多，作者一边写一边读了很多书，使写作的过程变成了提高的过程。”这两点，后来也成为他写作《创业史》的重要经验。

  柳青说过，写小说就像是一根扁担，“一头挑的是生活，一头挑的是技巧”。为了让那些虚拟人物都鲜活生动，柳青仔细揣摩恩格斯、高尔基关于人物塑造方式的理论，还悉心阅读《红楼梦》这样的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作品，从中获取营养。他努力让即便是文化水平较低的读者，也能比较容易地从作品中理解他所要传达的思想，“要使作品既深刻生动，又明白易懂，缩短表现手法与群众化之间的距离”，是“我们艺术技巧方面的一个较大的问题”。因为艺术技巧的变化，出自作家自身的生活经验。是不同的生活经验，促使作家完成了个人艺术技巧的探索。

  《创业史》第一部“使用了一种新的手法，即将作者的叙述与人物的内心独白（心理描写），糅在一起了。内心独白未加引号，作为情节进展的行动部分；两者都力求给读者动的感觉”。这样的叙述目的在于，“使作者叙述的文学语言和人物内心独白的群众语言，尽可能地接近和协调”。

  不仅如此，他要详细叙述在具体生活实践中，人物心理如何与现实同步发展，要充分书写“内”（心理活动）与“外”（触发心理变化的外部事件）的交相互动关系。那些具体的生活实践真实不虚，它们所激发的人物心理变化也便鲜活生动，读来如在眼前。

  《皇甫村的三年》中述及王家斌等领导的互助组的喜人成绩，柳青以“灯塔，照耀着我们吧”来说明他们成功的典范意义。如今，柳青的文学遗产，以及他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也如灯塔一般，照耀着生活和文学中的后来者，启发他们去创造美好而敞亮的幸福生活，激励他们去创造富有浓郁生活气息和深厚人民情怀的优秀作品。

  （作者：马佳娜，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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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上的柳青足迹

作者：《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20日 14版）

  ●1960年8月9日，刊发柳青的文章《谈谈生活和创作的态度》，文章写道：重视文学技巧，但不要把文学技巧神秘化。借鉴是需要的。但当你有了丰富的生活阅历的时候，前人对你才有更大的启发作用……踏踏实实研究社会，研究人“解剖麻雀”，一手拿着望远镜，一手拿着显微镜，才能找到创造性地解决表现技巧问题的正路。

  ●1978年8月2日，刊发草明的文章《忆柳青》，文章写道：读柳青的作品，仿佛呼吸到西北高原的泥土的气息；仿佛又回到富于革命精神的淳朴的西北人民中间；仿佛耳际重新响起那听不完的柔扬跌宕的歌颂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信天游，和那清脆而又有节奏的驼铃声……

  ●1983年8月4日，刊发报道《〈柳青创作论〉出版》，报道指出，这是一部对柳青的小说创作进行全面综合研究的专著。作者按照柳青创作活动的发展，对其早期短篇小说以及在现代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的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分别作了认真细致的分析。

  ●2006年4月7日，刊发报道《众作家祭扫柳青路遥墓》，报道指出，清明到来之际，张锲、王巨才、陈忠实、叶广芩、严家炎、何西来、白烨等文学界人士先后在西安、延安祭扫陕西已故作家柳青、路遥墓，表达对这些优秀作家的深切追思和崇高敬意。

  ●2015年5月21日，刊发报道《作家、评论家、研究学者座谈柳青精神》，报道指出，由中国作家协会、陕西省委宣传部、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弘扬柳青精神”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者指出，身体力行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自觉地履行一个作家对人民和时代的责任，是作家柳青为中国当代文学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2018年11月23日，刊发段建军的文章《柳青：“要想写作，就先生活”》，文章写道，某地有位年轻作家深入生活3年，年年被评为五好社员，却怎么也写不出作品来。柳青认为，这位年轻作家深入生活本身没有问题，之所以写不出作品，是因为在进行对象化实践时忘了自己的作家身份。如果他能把这种对象化实践坚持到底，总结经验，改变方法，即在保持作家的独特性的前提下进行对象化实践，一定会比那些脱离生活的作家更能取得成就。

  ●2019年7月5日，刊发白烨的文章《杜甫诗怀黎元难，柳青史铸创业艰》，文章指出，他的“三个学校”说（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六十年一个单元”说，都以简明扼要的语言，强调了社会生活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创作时专心致志的重要。这种对于文学的认知，实际上就奠定了他必然操持现实主义的重要基石。

  ●2021年7月9日，刊发杨辉的文章《父老心中根千尺，春风到处说柳青》，文章写道，为了在时代总体性的宏阔视域中应对和处理复杂的现实问题，柳青一方面用“眼睛琐碎地扫描着周围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而另一方面又把眼光投向更广大的世界”，“以便将自己所获得的那些生活的细碎切片，投放到一个广阔的社会和深远的历史的大幕上去检查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他的《创业史》具有的澎湃思想和历史容量，能够代表一个时期时代精神的史诗性品质，亦与此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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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人群中，就像一滴水掉进河中

——从电影《柳青》看柳青的创作道路

作者：宫铭杉《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20日 14版）

  【光的回响】

  电影《柳青》集中表现了柳青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为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北京到陕西皇甫村十四载，以广阔而深刻的视角潜心创作《创业史》的人生经历。影片力图还原柳青人生的重要篇章，再现柳青书写中国农村社会现实图景的“台下功夫”，以及塑造诸多经典人物形象的幕后故事。

  着装的改变象征柳青在个人心理上完成了角色转换。电影《柳青》巧妙运用了光影的色调、俯仰的角度，来表现柳青社会身份和精神世界的转变。柳青刚来皇甫村时，穿着熨帖的白衬衫、西装裤，戴着金色边框的眼镜，一丝不乱的精致发型，提着公文包，坐在牛车上,以俯视的视角着看老人和小孩争抢牛粪。看到他的老乡评价道：“洋活得很嘛。”剃发后，再次出现在镜头前的柳青，戴着瓜皮帽，身穿中式对襟褂子蓝布裤，抽着旱烟、挽着袖口，吃、穿、住、行都与当地农民无异。此刻的柳青，决意真正深入生活，进入到他的书写对象之中，永远不失去“一个普通人的感觉”。

  他是在明亮洁净的礼堂中给青年学生做报告、在一方天地中写作的作家，也是抛却职务打破专业作家身份限制、全面参与当地生活的基层干部，还是在田间地头和老乡唠家常、在粮食市和牲口市上和“牙家”打交道谈买卖的关中老乡，“他走在人群中，就像一滴水掉进滈河中”。

  深入生活对于柳青来说，不仅意味着贴近生活、观察生活，更是在切身体悟生活、研究生活、理解生活，以此作为介入自身所处时代的有效途径。柳青留心观察当时农村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和生活状态，用心揣摩“小说对象”人物的心理、精神状态和行为习惯，乃至将每个人物使用的性格化语言都烂熟于心。这种深入生活的创作道路不止是在写人物，也是在具体的农村社会现实背景中“演”人物。

  路遥曾这样评价柳青的创作：“一只手拿着显微镜观察皇甫村及其周围的生活，另一只手拿着望远镜在瞭望终南山以外的地方，因此他的作品不仅显示了生活细部的逼真精细，同时在总体上体现出了史诗式的宏大雄伟。”柳青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非常敏锐。在“中国大地上到处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画、交响乐和集体舞”的时代环境中，农村展现出新的气象。新的书写对象呼唤着他用心、用情提炼现实生活，书写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

  “要塑造英雄，先塑造自己。”柳青对作家的人格提出了要求。《柳青》的开场镜头充溢着静谧的美感，晨光熹微之中，薄雾轻笼着大地，柳青凝望着眼前开阔的原野，递给女儿一块铁片，语重心长地说：“人这一辈子，不经过千锤百炼，就是一块废铜烂铁。”在柳青看来，文学创作与作家个人的人格底色应当紧密相连，“文学事业，是一种终生的事业，要勤勤恳恳搞一辈子，不能见异思迁”。

  柳青的书桌是什么样子的？除了书稿，托尔斯泰的照片就摆在柳青的书桌前，这是影片《柳青》试图传达出柳青毕生信仰和精神支柱的缩影。它提示着柳青永远不能失去一个作家的良心，要不断以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历史价值和作家的责任担当为标尺自省。

  有人来看望柳青并询问写作进展时说：“怎么样，都几年了，你也应该修成正果了吧？”其中暗含着对于文学创作的断论，似乎只要作家投入时间和精力，就能写出文学作品。作为一个专业作家，两三年没有发表作品固然令柳青难以心安，但很显然，用不满意的作品应付发表任务更让他难以心安。面对自己辛苦写出的文稿，柳青并不满意，毅然决然地将其烧毁。这是柳青的良心，是他作为一个普通写作者对于文学事业的忠诚和坚守。对比影片中柳青前后几次参加座谈会的场景，即使柳青身上知名作家的光环逐渐散去，但呈现出的一个写作者对文学事业的朴素坚持，以传世之心和写史意识对待文学创作的认真态度愈发鲜明。

  伴随着电影《柳青》六年拍摄周期的是数不清的走访、调研、反复打磨剧本。从这一意义上说，影片《柳青》与柳青本人的创作观念是同频共振的。电影的创作方式与柳青的创作道路，以回应时代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自觉的“立传”“写史”意识，同构而生，同向于行。

  今天，我们理解《柳青》，理解柳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也是在回应我们身处的时代。我们需要为文学作品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创作出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作者：宫铭杉，系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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