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阅读，真的浅薄吗？ | 社会科学报
原文 ：《数字时代的阅读真的浅薄吗》
作者 |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讲师 张淳
图片 | 网络
被视为不是“真正的”阅读的数字阅读
当今的阅读越来越依赖屏幕而非纸质。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简称NEA）2005年发布的调查报告《阅读的危机》（Reading at Risk）表明，年轻人的阅读能力正在下降。一些后续的大规模调查也发现了一致的趋势：在纸质阅读减少的同时，人们的阅读能力也在衰退。
2010年左右，新的NEA报告《阅读的增长》（Reading on the Rise）却表明，小说的阅读量在过去几年不断增长，其阅读主体正是生长在数字环境中的年轻人（18-24岁），他们阅读网文的量大得惊人。这与中国的情况非常类似。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年轻人阅读能力衰退的结论。鲍尔莱茵（Mark Bauerlein）对此更为悲观，他在《最愚蠢的一代：数字时代如何使年轻人变笨、威胁到我们的未来》（The Dumbest Generation: How the Digital Age Stupefies Young Americans and Jeopardizes Our Future，2009）一书中激进地批判数字阅读，否认其具有任何积极效果。而著名的后人类学者凯瑟琳·海勒（N. Katherine Hayles）、柯申鲍姆（Matthew Kirschenbaum）等对科技相对乐观的人文学者对这种悲观看法提出质疑：这种结论只对印刷阅读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细读能力进行考察，而这些能力正是基于印刷阅读习惯培养起来的，完全没有触及数字阅读的方式及其新的可能性。
人文领域和文学研究界在整体上面对数字化趋势对印刷文化和传统文学的挤压一直显得被动。即使在文化转向之后，文学研究的范围大大扩充，印刷文本不再是文学研究的绝对核心，但是研究范式仍然是发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症候阅读”这一继承了细读传统的方法——其主要任务是挖掘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数字阅读仍然会被视为一种外围内容，被推到边缘地带，或者被视为不是“真正的”阅读，至少不是文学研究关注的核心。而在大学里用脚投票的年轻人正在向另一个方向迈进——数字阅读。
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1.新的阅读方式是否产生了新的阅读技巧和理解能力？（细读之外，还有什么阅读方式和可能性）2.数字阅读的增长如何变成阅读能力的增长？文学研究者、教师如何搭建数字阅读与文学传统的桥梁？3.面对迅速崛起的网络文学和文化研究，如何运用数字技术建构有效的批评范式？
有没有产生新的阅读技巧和理解能力
超文本阅读（hyper-reading）是数字阅读的一种重要形态，也是最为学者们诟病的一种让人不断分心的“浅薄”阅读。
1999年，索斯诺斯基（James Sosnoski）提出了超文本阅读的概念，他将其定义为“以读者为导向、基于屏幕、计算机辅助的阅读”，这种阅读包括用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查询、使用关键词筛选和定位、略读、“截取”（从较长的文本中选中所需的部分）和片段阅读等；凯瑟琳·海勒更新了索斯诺斯基所说的范围，提出超文本阅读还包括将多个打开的窗口并置，可以同时在多个文本之间穿梭，用眼睛进行扫描式阅读等。
雅各布·尼尔森（Jakob Nielsen）的研究团队经过测试提出了网页浏览的F型模式（2006）。他们记录了测试对象面对一个个打开的网页的反应，用“眼球追踪设备”记录他们的眼球运动，结果表明，网页阅读通常是F型的。也就是说，阅读页面的前两三行时，测试对象的眼球会左右移动，随着屏幕向下滚动，眼球扫描的宽度开始变小，到达页面底部时，眼球往往只是非常短暂地在左侧空白的垂直线上移动，眼球在网页上运动的轨迹呈现出“F”的形状。因此，在网页浏览中，通常网页右下角的内容几乎不被看到。在鲍尔莱茵看来，这项研究证实了数字阅读是一种极为草率的阅读行为。然而，海勒则认为这种阅读策略可以快速挑出自己感兴趣的页面，是人们在信息密集型环境中所发展出的一种战略应对。
信息和知识的暴增往往会催生新的信息处理和知识获取方式，这一点并非没有先例。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为应对印刷术的普及所带来的信息爆炸而发明过一种物理设备——“书轮”（book wheel），让阅读者可以方便快捷地同时读取不同的书。约翰·吉约利（John Guillory）在《学者如何阅读》（How Scholars Read，2008）一文中提到，学者在进行档案研究时需要快速浏览大量材料，找到相关的文本或段落，这也是一种类似于超文本阅读的快速阅读策略。可见，阅读的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当代的数字媒体环境中，网络的信息爆炸使文本数量呈指数级增长，超文本阅读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它使读者能够快速地构建相关研究领域和子领域的一个视野，识别与查询自己需要的文本和段落，快速地把不同的文本和段落并列起来进行交叉比较。然而，超文本阅读与传统的细读能力可能确实难以并驾齐驱地发展。最近的研究表明，超文本阅读不仅需要不同于细读的阅读策略，而且可能改变大脑的认知结构，这使得细读更难实现。
是增进还是削弱了人的阅读能力
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在《浅薄：互联网对我们大脑的影响》（2010）一书中总结了很多这方面的证据。他认为超文本阅读导致大脑功能产生变化，会损害专注的能力，因为我们在不断分心，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得到持久的关注，因此，超文本阅读会降低人们的理解能力。他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超文本调动的是即时记忆，而不是长期记忆，增加了认知的负荷，无法形成真正的理解。
媒体引起的分心状态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1968年出版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写道，电影等大众娱乐形式会让分心的观看变成一种习惯。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在《知觉的悬置》（2001）中指出，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注意力分散一直是一个社会关注的问题，今天互联网特有的影响使注意力分散成为当代的普遍文化状况。
网络时代的我们可能确实处于大脑功能变化与新的读写模式革新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例如，尼尔森提出网页浏览的F型模式，网页设计师则利用F型模式来设计网页，而阅读这些网页会进一步强化这种阅读模式。凯瑟琳·海勒在《超文本注意力与深度注意力》（Hyper and Deep Attention，2007）一文中提出，其实超文本阅读和细读各有其独特的优势，她认为问题不在于超文本阅读本身,而是新的情况逼迫科研工作者正视数字阅读所带来的变化，寻找新的可能性：既要确保具有深度注意力和传统的细读方法继续存在于我们的阅读文化中并发挥积极作用，又要利用年轻人越来越沉浸于其中的网络技术，实现细读与数字阅读的协同交互。
数字阅读时代的文学/文化批评
在新批评出现以来，文学研究的神圣标志一直是细读。尽管在文化转向之后很多不同种类的“文本”进入研究视野，出现很多跨学科的实践，从流行歌曲到时尚杂志，从电视节目到都市空间，这意味着文学作品不再是文学领域事实上的中心。但是，面对这一传统中心的丧失，文学研究者在细读—症候阅读中找到了一种一致性和学科归属感。
症候阅读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及阿尔都塞那里发展而来，也可以说是杰姆逊（FredricJameson）在《政治无意识》所开创的。杰姆逊的座右铭是“永远历史化”，批评家的主要任务是把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揭示出来，要“寻找显表意义背后的潜在意义”。经过几十年的学院派套路性发展，症候阅读越来越公式化，其结论越来越可预测，很少能出现新颖的见解。如萨义德（Edward Said）所言，“即便是最激进的理论和批判经历了无休止的、空洞的重复之后，也会变成陷阱。”
表层阅读（surface reading）
斯蒂芬·贝斯特（Stephen Best）和莎伦·马库斯（Sharon Marcus）在2009年《表征》的一期特刊中对症候阅读发起了攻击。他们借用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菲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的名言宣称“我们厌倦了症候阅读”，正式提出了与之相对的“表层阅读”概念。2010年，美国的国家人文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在“文学研究的状态和风险”大会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呼吁探讨其他阅读模式，其中也包括表层阅读，即拒绝把文本的表层当作欺骗性的伪装，考察文本公开的而不是隐藏的线索。贝斯特和马库斯在特刊导言中指出，表层阅读的目的在于欣赏和表达文本中显而易见、可感知、可理解的东西，即不需要通过复杂的训练就能“看穿”的东西，培养关注情感、快感、文化价值和伦理立场的阅读策略。
表层阅读的提出有其社会政治背景：在右翼保守势力取得越来越多民众支持的美国，左翼知识分子必须正视数字时代网络媒体所带来的变革力量，重新寻找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以获得民众的倾听和支持，这其中就包括重估批判理论在当下语境中的有效性，重塑学院派批评与大众阅读的连结。此外，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给文学研究带来了基于计算机的量化和计算方法，表层阅读的提出是对这一学术潮流的回应。
机读（machine reading）
很多西方学者将数字人文视为文学理论、批判理论的定性方法的另一种选择，而数字人文的阅读实践可以称为机读的一种，即计算机协助人类阅读。凯瑟琳·海勒（2010）指出，在此之外还存在一种更依赖机器的机读，即人工辅助计算机阅读——一种将计算机的算法用于分析大型文本语料库的模式。机读可以将机器的计算功能和人的理解功能结合起来，其范围包括比较简单的计算词频的算法、查找和比较短语，以及设计更为复杂的程序，识别主题集群，发现兴衰趋势等。（人类）阐释和（机器）模式的识别之间的界线应该是一种互相渗透的边界，彼此相互作用。
远读（distant reading）
在数字人文领域，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提出的“远读”理论影响颇大。在他看来，传统的细读方法注定只能处理极为少量的、被划为经典的文学文本，而世界文学体系中有大量的文学作品从未被研究者阅读，这无疑会进一步强化这个不平等体系的中心和边缘地位。从组词法可以看出，“远读”（distant reading）所针对的正是“细读”（close reading），远读可以基于数字化和量化的方式，为某一时期的“所有文学作品”书写历史，把握其主题、修辞、文类等的演变，从而发现其长期的模式（Moretti，Distant Reading,2013）。莫雷蒂在与马修·乔克斯（Matthew Jockers）共同创立的斯坦福文学实验室的数字人文项目中尝试建立新的借助计算机的文学研究框架，打破了几十年来对单一文本进行细致阅读的理论传统，挑战了文学作品的经典划分。远读是一种人类阅读和机读的结合，在这里，重要的是在人文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的指引下设计计算机算法，并利用数据进行分析和阐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与现有文学理论的对话。
各种阅读之间的协作
海勒在《我们如何阅读》（2010）一文中提出，数字时代的阅读应该是对以上各种阅读方式的综合，是一个扩展的阅读策略库。超文本阅读可以用来识别段落或集中阅读一些感兴趣的文本，接下来细读接管对单个文本的阅读。在数字阅读时代，略读和扫描与深度阅读和阐释是交替进行的，超文本阅读也可以与机读相重叠。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扩展了人文学科研究在数字时代的可能性。
从细读到远读以及数字人文的方法论转型，或许能为中国的文学研究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为研究者提供更好地介入、把握本土文学实践的工具，并最终“通过大数据走向大问题”，让文学研究中的中国理论、中国学派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67期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