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的1923年：文学史上的一段传奇
朱永新按：郑振铎先生是民进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训诂学家、艺术史家，还是一位著名的收藏家。国家博物馆的许多重要收藏是他担任国家文物局长时的个人捐赠。可惜的是，1958年10月17日，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享年60岁。这里转载一篇王雪在中国作家网发表的文章，了解一下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
我有如炬的眼，
我有思想如泉，
我有牺牲的精神，
我有自由不可捐。
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
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
这是郑振铎诗作《我是少年》的开头，表达的是1919年社会大转折时代他的心愿：创造一个“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4年后，他的名字刊印在中国第一个大型新文学刊物扉页“主编”二字的后面，一直到1932年1月这个刊物因遭日军战火而停刊为止。
这本刊物叫《小说月报》，1923年它迎来了自己的第三任主编。这个人有着颀长的身材、面目清瘦，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拍这张照片时，26岁的他正圆睁着明亮的眼睛，嘴唇紧闭，显得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仿佛那“决不苟安”的火苗正在他的体内熊熊燃烧。
仍是少年情怀的郑振铎在上海度过了他绝不苟安的1923年。
他的名字与《小说月报》紧紧联系在一起，他赋予了《小说月报》崭新的姿态，人与刊一起，书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传奇。
《小说月报》能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郑振铎是出了力的。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1920年一个北风呼啸的岁尾，他以该会领袖的身份在北京会见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高梦旦此时正急于给《小说月报》寻找一位白话文名流作为主持者。还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当学生的郑振铎跟高先生一见如故，谈话十分投机。高梦旦盛情邀请郑振铎去上海办刊，但郑振铎没毕业，无法去上海，便推荐了一位已经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雁冰”同志先顶替一阵。“雁冰”后来给自己又起了一个笔名叫“茅盾”，高梦旦先生后来则成了郑振铎的岳父。
雁冰主持编辑业务后，出色地完成了商务印书馆改革派的目标，一举击退封建守旧派的古文把持，一改往日鸳鸯蝴蝶派的风格，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全面革新。从此《小说月报》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中国文坛。两年之后，已经放弃了上海铁路南站稳定工作的郑振铎接任了沈雁冰的主编职务。
无论是文学的革新还是文化的进步，都离不开高质量的思想层面上的交流与碰撞。1923年是郑振铎接任《小说月报》主编工作的一年，对他而言，这无疑是一份需要极大担当和勇气的工作。《小说月报》作为新文学的阵地，如何经营管理又如何让这片已经开垦的沃土焕发出新的生机，无不考验着郑振铎的能力与魄力。
郑振铎充分沿袭了沈雁冰的改革精神，全力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1958年巴金回忆自己初登文坛的情景时，不能忘记郑振铎的名字：“他关心朋友，也能毫无顾忌地批评朋友，而且更喜欢毫无保留地帮助朋友。他为人正直、热情，喜欢帮助年轻人，鼓励人走新的前进的道路。三十几年来有不少人得过他的帮助，受过他的鼓舞，我也是其中之一。”巴金第一个公开发表的新诗《被虐者底哭声》就是响应郑振铎在文学研究会时提倡的“血和泪的文学”的号召而创作的。
老舍在伦敦写完《老张的哲学》之后，经过许地山的推荐，在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从第二期开始署名“老舍”，从此这个名字声威赫赫，名震文坛。郑振铎专门为这个当时的文学新人的作品写了《卷头语》，高度评价了作品中表达的讽刺艺术，勉励老舍再接再厉。作为一名出色的编辑，郑振铎在发现新作者，推荐优秀作品方面不遗余力。这一年，他为叶圣陶的《稻草人》、熊佛西的《青春底悲哀》、耿济之的译作《人的一生》等作品作序，并且在《小说月报》中推荐鲁迅的小说集《呐喊》。正是在《小说月报》主编的任上，他赢得了“南迅（鲁迅）北铎”的美誉。
除此之外，作为一名学者型的作家，在郑振铎手下，《小说月报》增开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栏目，紧跟时代热点；他注重发表文学论文，提倡创作与评论并重；同时他还大力推荐外国文学的译作，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动手翻译了很多俄国小说和印度文学作品。
1923年起，郑振铎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俄国文学史略》一文，在中国首次完整系统地勾勒了俄国文学发展史的基本线索。当时的俄国正处于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机随着俄国文学的译介走进了中国文坛，也走进了当时处于晦暗之中的中国，在五四运动时期的读者中颇具影响力。此外，郑振铎还翻译了俄国作家、革命家路卜洵（1879—1925）的《灰色马》，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扣人心弦的除了文章本身的跌宕起伏，更因其反映了当时俄国的社会革命思想与人民的反抗精神。他还在报刊中推荐果戈里、契诃夫、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印度文学方面，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也在1923年出版了。几年前，在许地山的推荐下，郑振铎对泰戈尔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翻译成为中国系统地大量翻译泰戈尔诗作的开始。冰心曾对泰戈尔的诗作评价道：“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就学了那种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三言两语写下来。”泰戈尔的诗歌创作受到了西方文风的影响，却不囿于单纯浪漫主义的抒情或写实主义的白描，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通过精妙的象征手法将诗歌的精神和情感的波动变化寄托在不同的意象之中。从飞鸟到新月，从雨滴到月光，经郑振铎的翻译，泰戈尔清新自然的诗歌风格不仅极具可读性，更是引发了许多作家文风的转向。那些优美简短的小诗影响了冰心等人的创作，促使二十年代的诗坛小诗和散文诗风行。文坛新风向的产生，离不开郑振铎和他的《小说月报》的推动。
在郑振铎的策划下，《小说月报》出版了“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等专号，传统的文学类报刊往往存在多而不精的弊病，尽管能够全盘兼顾地刊登不同作家的优秀作品，却因版面篇幅所限，难以对某一个优秀作家的系列作品就其创作手法、创作风格、文学贡献等相关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小说月报》这种就一个专题进行深入讨论的崭新形式，大大改变了传统报刊编辑模式，使读者获得了丰实的阅读感受。
此外，《小说月报》还十分重视和读者的交流，它组织读者评论征文活动，发表读者来信，使广大读者都有反馈意见和对话沟通的机会。这种做法大大激发了文学爱好者的创作交流热情，有来有往的征文与评论活动更是改变了传统报刊的单向传播模式，为读者开辟了反馈和发声的平台，也因此而大受欢迎。在这种不断讨论互动的状态下，《小说月报》的内容质量稳步提升。很难想象这样一份从内容到形式都焕然一新的报刊，几乎是由郑振铎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小说月报》成为了五四时期新文学交流的最重要的平台。
在文学理念上，郑振铎一生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不仅仅是文字游戏，更是刀枪剑戟，是社会变革的武器。他曾在《血与泪的文学》中提出，时下的文坛和社会真正需要的是“血和泪的文学”，是真正能够针砭时弊、反映民生疾苦的优秀文学作品，是在那个黑暗的年代能够划破长空，触及社会最深处痛楚的文字。作家李健吾曾说，郑振铎“永远是出生入死的先锋官，为追求理想而在多方面战斗的一位带头人！”
1923年从年初到年尾，郑振铎的工作都排得满满的，将全部精力都放在推动新文学发展的事业上。他始终怀着最质朴的赤子之心，以少年的进取精神投身于自己所热爱的文艺事业，他的初心如同单纯谦虚的幼童，工作起来又像最具魄力的船长。这位年轻编辑的名字，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法避开的一页，永远闪耀着智慧、热忱而谦逊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