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双六：新中求学的日子里

新中求学的日子里

安徽怀宁 丁双六

　　五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一九七一年二月中旬，我满怀着激动的心情，憧憬着美好的理想，迈入到新安中学开始高中生活，成为文革时代的首届高中生。斗转星移，日月如梭，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昔日生活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当年的高中生活虽然只有短暂的两年时光，但是追忆往事，浮想联翩。高中时代，朝气蓬勃、意气风发;高中生活，五彩缤纷、充满阳光;高中老师，教书育人、兢兢业业;高中同学，比学赶帮、团结友爱。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珍惜当下情;展未来，明天更美好!

　　我的母校安徽省怀宁县新安中学，是一所地地道道的农村完全中学，“睡砖头，坐料头，出门看到的全是荒山头，师生确实吃了不少的苦头，但也逐渐尝到了读书的甜头。”这就是新中创办伊始的师生生活真实写照。在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刘清的带领下，传承抗大的校风，发扬南泥湾的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政治挂帅，狠抓教学管理，奉行“以德育为先导、以教学为中心”的基本方针，一手搞革命，一手抓智育，全力调动全体师生的教学积极性和创造性，千方百计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尽管当年学校教学硬件薄弱，师资明显不足，师生工作、学习、生活条件真差，但是新中人精诚团结，求真务实，同心协力，攻坚克难，努力拼搏，砥砺前行，硬是在这片黄土地上孕育着不朽的“新中精神”。

　　新中的首届高一71名同学来自新安公社的各个初中和农中，是由所在的初中和生产大队的推荐，经过学校和公社文教干事的选拔之后，报县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录取的，我们虽然没有经过像现在这样选拔性考试(中考)，但都是政治上合格和当年初中时代品学兼优的佼佼者，渴求知识成才、跳出农门的愿望日益强烈，当然其基础文化知识参差不齐也是不争的事实。

　　回到50年前，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让邓小平到国务院来工作，随后提出批判极“左”思潮。尤其在“九·一三事件”后，乘批林之风，邓尽力推动了教育领域的“灾后重建”，即后来被“四人帮”一伙批判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在那“一工、二农、三财贸，腾出手来抓文教”的特定年代里，刮起了一场所谓的“智育回潮”之风，拯救了千百万“文革”中渴望求知的中小学生。新中自从公岭小学搬到新校址之后，结束了没有教室没有课桌凳也没有食堂的窘迫历史，迈进了又宽敞又明亮的大教室，男同学大约四十人住在一个铺满双层架子床的大寝室里，女同学好长时间还住在公岭小学里，就这样真正开始了高中的学习与生活，一切顺理成章地走上了正轨。

　　新中的刘清校长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一生奋斗在基层教育的第一线，奉行“爱是教育的真谛，没有爱便没有教育”的理念，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早在我读小学和初中时他就是我们的校长，在他的教导和关心下，我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逐步成长为一名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高中生。他是一位有思想、有经验、有水平、有韧劲的好校长，更是一位遵循教育规律、颇有管理能力、不知疲倦工作、爱校爱师爱才爱生的出色校长。尽管他个头不高，但心地善良;尽管他说话总带鼻音，但循循善诱句句在理;尽管他身体瘦弱，但苦活累活总是干在前;正是因为他所在的怀宁县秀山中心小学附设初中班在全县小有名气，县教育局就调他来到公岭筹建新安中学，成为新安中学的首任校长。由于文革的浩劫，加上大学的四年停招，教师的缺编问题如何解决?为了把学校办好，教师的素质尤为重要，众所周知，“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但这还不够因为没有好教师也是枉然，当时的师资问题成了这所新建的农村中学的短板。刘清校长到处奔波，四处打听，将全县除怀宁中学以外的优秀教师作了大致地分析，然后与县教育局磋商，将他们调到新安中学来任教。当年新中开设的课程除语数英，还有政治、物理、化学、体育等课程，物理当时称之为“工业基础知识”，生物和农机等合称为“农业基础知识”。教材内容比较简单，都是薄薄的一本，高中的教学内容其实很多都是文革前初中的教学内容。周一到周五，早晨朝读，然后上、下午各上三节课;晚上一般两节自习课到九点左右结束。周六也是正常上课时间，但下午上完一节课后就各自回家，准备下一个星期自带的菜和米，周日全天休息，但晚上到校上自习。我们在家即使仅有一天的时间，但非常开心，因为可以看到家中的父母等亲人，还可以吃到香甜可口的饭菜，并且在周日上学时带上亲人尽力精心准备的一周腌菜和酱菜等……一想起那段美好且心酸的日子，我就激动不已，感慨万千。

　　在新中求学的两年时间里，我幸运地遇到了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这个好时期，史称“智育回潮”。在那个时期里全国中小学校都在轰轰烈烈地搞革命的同时大张旗鼓地狠抓教学质量的提升，仿佛回到了文革前，学校教学一点都不含糊，课堂上教师大显身手，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决不让一个学生掉队;教室里学生时而书声琅琅，时而挥笔做题写作文;即使是夜晚，教室的灯光通明但鸦雀无声，每个学生都在默默地完成当天的作业和任务，做一些自己认为感兴趣的事，阅读中国乃至世界名著等。真所谓文明重返人间，知识再回校园，我在这短短的两年高中学习生活中进步特别大，应该说为我今后的奋斗和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年教我们的老师，之前大多没有教过高中，有几位文革期间毕业的老三届大学生，刚刚从文革的大批判中还没有缓过劲来，也不懂得如何教才能适应高中学生以提高课堂效益。我的政治教师是汪名山老师，合肥师范学院政教系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当年的政治课主要是学习毛泽东思想(著作)、毛主席语录和最新指示以及“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社论，同时开展一些大批判活动,既批判“学而优则仕”，又批判“读书无用论”。通过政治课的学习，使我坚定了立场，明辨了是非，懂得了责任和担当，真正体会到了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汪老师平时架着一副白色近视眼镜，中等身材但有朝气，应该说有思想、有水平、有见地、有办法，虽然成天嘻嘻哈哈，经常与我们大家平等闲聊拉家常，与同学们一起讨论或争论问题，但是原则问题决不让步，后来成了大多数同学的知心朋友，在教我们高中政治的同时还担任我们的语文课，经常给我们讲一些名人轶事、成才的故事和成功的艰辛，有时还给我们介绍一些文革前的高考作文题，并且解剖试题、讲解写作思路与重点，传授写作技巧和语言艺术，譬如他在例举《雨后》这一高考作文题时，首先要求我们确定是写什么体裁的文章，是记叙文还是议论文?一篇作文最关键地在于审题准确，主题鲜明，思路清晰，词汇丰富，语言流畅，要把所写的内容放在情理之中同时又出乎意料之外。两周一次的写作课最令我头痛，记得有一次汪老师布置的命题作文，我一节课竟然一个字未写，真的不知写啥，也不知道从何下手写，到了第二节课知道课后老师就要收作文，不得不东扯西拉、东拼西凑地写了几百个字交差完事，我刚进高中时写作主要是套话、大话和空话连篇，而且总带上当年大批判的口味，因为批判稿看得也多写得也多啊。后来在汪老师的指导下，学会观察，学会思考，写身边的人和事，写自己亲身经历的过程，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和实践困惑，这样写的作文总得到老师的肯定和赞扬，不仅改动得不多，而且还获得甲等次。说实话，我的写作基础就是在新中求学时打下的，后来发表的论文和著作都少不了高中奠定的牢固基础，这是老师的辛勤劳动和精心指导的结果。到了高二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换成了余传舜老师，当时四十来岁，身材结实，头大脸圆，两眼炯炯有神，说话慢慢吞吞，铿锵有力、十分风趣，对学生和蔼可亲，但课堂上从不留情。据说他在文革以前，是一名优秀的初中语文教师，他讲语文课，其中“文”的成分很自然地流淌出来。听他讲课，简直就是一种高雅的艺术对话——几十个懵懂青年的神思，被他牢牢地牵扯着，此刻，教室里静得似乎连一片雪花落下都将会轰然有声。说心里话，我当时就最怕上他的课，因为他来上课基本上自己讲得不多，大部分都是让我们学生来讲，真正体现以生为本、师生平等的理念，对话式教学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直观想象与创新思维能力，极好地锻炼和提升了我们学生鉴赏和评判的水平，也很自然地拓宽了我们学生的视野和思维宽度。要是我们事先没有做好预习，不是课文背不过来，就是问题回答不上来。曾经有一阵子，我一上他的课心里就七上八下、砰砰直跳，非常害怕他提出的问题，因为他的问题简直有点刁钻，加上他的追问更使你一时摸不着头脑，往往反应不过来，现在回想起来，有时候我低头沉思，他找到了我回答过去的问题;有时候我目光注视着他的讲课，他也突然点名要我回答他提出的新问题，真是每节课都逃脱不了他的视线，你想偷懒一下都不行，必须全身心投入而且要处于不停地思考之中，在他的课堂上觉得时间流逝的太快，不知不觉地听到了下课钟声，感觉四十五分钟语文课咋就这么短。时至今日我非常感谢余老师，他的这种授课方法，改变了老师唱独角戏、满堂灌的旧模式，坚持了“生本”教学理念，真正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对我尔后的写作的确有很大的帮助。

　　在高中阶段我最喜欢的是数学陈松苗老师，皖南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来新安中学之前是高河中学的优秀数学教师，年龄三十多岁的英俊小伙子朝气十足，两只眼睛简直会说话，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更显得十分潇洒，面带微笑时讲话凸显出两个酒窝，课堂上总是少不了一份幽默，枯燥的数字在他嘴里变得十分生动有趣。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我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暗暗在心里立志成为华罗庚式的当代数学家。高中两年，由于我的数学成绩一直不错，就一直担任数学课代表，平时晚自习课就帮陈老师批改71位同学的数学作业，我的作业都在数学课堂上完成，一下数学课，陈老师就带走我一个人随堂做的作业，到办公室进行批改，改过之后就交给我来订正，或作为改同学们作业时的参考依据。批改时必须认真作好详细记录，将同学们做错的或者有创意的都记下来，送给数学陈老师审阅，便于在第二天上课时进行点评和纠错，他在上课时呈现出来的数学思维给我们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虽然改同学们的作业耽误了我的一部分时间，但我从中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尤其是不同的解法和创新的解题思路对我启发很大，大大拓宽了我的视野，发展了我的智力与创造力，提高了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仅如此，我还经常在下午课外活动时间给部分同学补上初中数学课，主讲平面几何、二元二次方程组和三角函数的解法与技巧，深受同学们的称赞和崇拜。同时，作为我们班数学兴趣小组的组长，带领余承忠和陈子俭两位同学，开展数学课外习题和难题的深入研究，我们三人每天各出一道数学题，这样每个人就得在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之外再做三道题，通常是到了晚自习下课之后三个人一起到陈松苗老师的办公室，在陈老师的指导和参与下，将三道题的各人解法进行比较研究，找出最优方案进行分析和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完善，总结出一般规律和解题套路来，得到陈老师的高度重视和肯定。有些问题如果争论较大就请陈老师来裁决，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再由我们三人去思考和研讨;每天任务完成后，各人再出一道题供第二天去做，周而复始，永不间断。记得当时的教学辅导书几乎没有，市场上也买不到，我们是找老三届学生借的教学用书或辅导资料，从中优选试题来做并研究的，文革前的数学题的确有点难，但我们知难而上从不退缩。说实话，数学兴趣小组的创建和实施，大大提升了我们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也夯实了我们的数学基础知识，也锻炼了我们的应变功能和应试能力，更坚定了我们学好数学的信心和决心，还使全班同学从中受益，当然也增进了老师与我们三人之间的情谊，大家都成了陈老师的追随者，“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陈松苗老师把我们学生不仅仅当作是教育的对象，更是当作学习的伙伴，当成最知心的亲密朋友，因为他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经常性地抽时间来辅导学生，与学生谈心交心，并耐心地解答学生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哪怕是非常幼稚或简单的问题。由于我在考试中经常出现不应该出现的错误，往往都是在最后计算中因为自己的轻视而导致一百以内的加减法出现了误差却不能拿满分，陈老师用心地在考卷上印上了最高指示，“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以示对我考试临场的忠告，警示我不要再犯过去的错误，争取得一百分，真可谓陈老师的用心良苦，可以堪称为我的良师益友，更是我崇拜的偶像。在这种特殊情感的感召下，我几乎把所有的学习热情都投入到数学课中来，而且很快就达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多么想成为数学王国的一名骄子。当年担任我们物理(工业基础知识)课的是数学陈老师，他兼任物理的力学和电学部分，其余的知识由上海来怀宁支援的退休老教师担任，由于这位老师的普通话不标准，我们大都听不懂，只能靠自学来解决一些难题。教我们“农业基础知识”的李义根老师是中等师范毕业，原来是秀山中心小学附设初中班的老师，从来没有教过高中，但对农业种植方面很有独特的经验。教我们英语的黄松怀老师，个子高高、思维敏捷，非常帅气、有气质，他是在第二学期也就是暑假之后由大学毕业分配到我们新安中学来任教的，这在当年英语教师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幸事，因为在那个“不学ABC，照当接班人”的年代开设英语课是件有远见的大事。他从英文26个字母和“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教起，把我们从来没有学过洋文的农村学子带到了一个饶有兴趣的平台，使我对学习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致到了大学之后还坚持自学英语，不过当年的高中英语水平还抵不上现在初一学生的英语水平，由于英语教材非常简单，加上我们学习时间短，导致英语基础没有打牢，上了师大又不开英语课，自己的英语水平不符合考研的要求，由于英语拖腿而没有考上研究生，留下了终身遗憾。教我们的化学是戴述尧老师，在这之前一直教初中化学，但是他是大学本科毕业的初中优秀教师，教起我们的化学得心应有、有模有样，讲起课来慢慢吞吞、字正腔圆，做起实验来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把我从一个原来并没有任何化学细胞的门外汉变成了喜欢化学懂得许多化学知识的年轻人，也唤醒了我们同学的化学细胞和职业梦想，至今我还非常想念他。我们当年的科任老师都是学生爱戴的优秀教师，又来他们成为怀宁的知名教师和教学泰斗。在学校里，他们均属于稀有人才而备受青睐，像我们班的班主任李忠杰和汪名山、任课教师陈松苗和余传舜等老师都先后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长为全县赫赫有名的高中教师和校、局级以上领导。在诸位领导和老师的教育和关心下，我的进步也是很快的，两年高中的期中、期末的各科考试中均取得优秀成绩。

　　在高中的两年学习生活中，尽管上下都在抓教学质量和学习成绩，但新安中学坚持以德育为先导、以教学为中心的方针，高举又红又专的大旗，对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抓得很紧，对学生政治上要求很严，给学生满满的正能量，引导学生做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学校政工组在孙竞新组长的领导下，狠抓学生的思想教育不放松，创办学习毛泽东思想或著作的学习班，创建党团校，在全体学生中选拔较为优秀的学生分期分批地学习党章团章，引导学生积极要求进步，提高思想政治觉悟，端正学习态度，确立正确的意识，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争取早日加入党团组织。学习党章团章是增强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教育活动的一部分，激发我们积极行动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入团入党的愿望。我当年还不到入党的年龄，但由于对党的衷心热爱和无限崇仰，就在学习班上提出了入团的申请，因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坚决拥护共产党的纲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行动指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得力助手和后备军。当我们向学校党团组织提交申请书不久，学校团委研究决定吸纳洪天球、丁邦苗、陈廷宝和我四人第一批入团，可是遇到来自班上老团员们不小的阻力，主要原因是因为名单未经过他们的深入讨论，团委不能越俎代庖，同时四人中有三人是秀山乡来的(原来秀山来的同学中没有一个团员，是因为初中时期未来得及发展，尽管培养的时间不短)，发展团员不能搞山头主义而应该搞五湖四海。老团员们向学校团委提出尖锐地批评，认为团委忽视基层团支部的存在，企图突击发展团员，坚决要求团委遵循发展团员的程序，严格遵循团章的规定。在老团员的合理要求下，校团委向老团员们进行了解释并作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和纠正，首先请班级团支部认真讨论发展团员候选人名单，但要对学校提出的四人进行认真地讨论和分析，在经过无记名投票产生发展团员的积极分子后，报到校团委审核和批准。就这样反反复复地经过了几个轮回，我们四人还是第一批解决了入团的问题，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这是我的政治生活中一件大喜事，那年我才十六岁，觉得无比地幸福和快乐。高中毕业前夕，我们的班长洪天球同学在党支部的培养和关怀下，在同学们异口同声的赞扬声中，成为新安中学发展的首批学生党员，创造了新安中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我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洪天球的确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学习上刻苦努力，工作上勤勤恳恳，生活上热心助人，完全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我在党外青年座谈会上为他点赞，认为党支部吸纳他为新鲜血液是正确的及时的选择，也为我们政治上树立起一根标杆。后来我参加了吸纳洪天球同学入党的党支部扩大会议，思想上触动较大，感情上更近了一步，从那时候起就在心里发誓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普通一兵。多年后，洪天球大学毕业后到合工大当教师，成长为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合肥工业大学的副校长、教授、博导等。

　　文革中的教育既要遵循五七指示高举教育革命的大旗，又要狠抓课堂提高教学质量，对大多数学校来说，难以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然而，在我们的母校——怀宁县新安中学，由于刘清校长的睿智，加上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不仅教学质量稳步提升，而且各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真正是“一石三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样样出众，令人羡慕。记得当时，我们班成立了革命文艺宣传队，学唱革命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丁邦苗演杨子荣，演得活灵活现，唱的字正腔圆，沉着机制，随机应变，尤其是“打虎上山”一场戏演得与当时电影上的《智取威虎山》的扮演者童祥苓几乎没有二样，看戏的人不断叫好，鼓掌呐喊;参谋长少剑波由丁小能或汪劲松扮演，他们轮流上场，一个演今天的，另一个就演明天的，栾平由蒋作君扮演，演得狡猾奸诈，非常有趣，小常宝是丁兆荣演的，唱的十分动听，真情实感的唱腔打动了所有的观众，真不亚于县剧团的著名演员，其他成员记不清是谁演的了，今天回想起来，我们班的文艺队人才济济，的确是多才多艺、各显神通，演什么像什么，好几次被邀请到乡下去巡回演出，看的人从十里八乡赶来，里三层外三层，没有一个不点赞的。同时，我们班还有卫生员王爱生，个子不大，但五官端正，面带微笑;工作没有经验，但对人非常热情，努力为大家服务，只要同学有小病小灾，他随叫随到，日夜守护在身边，直到痊愈为止;药品虽然短缺，但他通过各种渠道，想尽各种办法，自己加工一些日用的棉花棉球，用土办法制作消毒用具，供同学打针治病之用，深受同学们的交口称赞和喜爱。正是因为在高中两年都兼任卫生员，毕业后返乡就当起了赤脚医生，成为农民喜爱的健康保护神。另外，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新安中学还没有通电，我们老家的农村到八十年代才陆续通电的。学校上晚自习就只能用油灯或者蜡烛，但油灯(蜡烛)的灯光太暗，不能供七十多人同时上晚自习，最多只能用在寝室里供大家就寝前照明。为了解决全班同学的晚自习照明问题，学校决定买两盏汽灯，因为汽灯的亮度是油灯的多少倍，一个教室有两盏汽灯就可以照遍所有的角落，供大家读书学习。但是，学校没有专人负责点亮和维修汽灯，校长决定在我们班上就地取材，找一到两个会点汽灯的同学来负责全校的汽灯照明问题。当听到老师在班上讲到这个困难时，我和同桌丁六一同学就义告奋勇地说出我们的愿望，提出来让我们来试试，因为我父亲会修汽灯，当然他更会点灯，我在他的指导下早就会点了，于是我们俩决计接下来这个艰巨的任务，每天傍晚保证教室灯火通明，让大家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学习。六一同学与我很有缘，一是名字里都有“六”，二是我们都姓丁，三是我们是同桌好友，所以一拍即合，两个人就为大家忙起来，越忙越有劲，因为忙得很有成就感。但是一到夏天，蚊虫较多，特别是亮度较大的汽灯更惹蚊虫，钉在身上脸上也不能拍，因为只要一点灯，手上全是油，而且是黑的，没有办法只能忍着，从不叫苦叫累，只要一想到马上灯就亮了，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一到冬天，由于温度较低，经常油道堵塞，一时半时点不着，眼看马上就要上晚自习了，心里着急得不得了，尽管大冬天也是常常急出一身汗来，特别是汽灯时间长了，总会出故障的。遇到故障就两个人动脑筋想办法，找出故障的根源并加以迅速解决之，实在解决不了的就请新安农机厂我父亲来学校修理，不管怎么样都得让教室灯火通明，保证不耽误大家的晚自习。尽管当时的办学条件非常差，教师一般都是半边田(家属在农村劳动，免不了抽时间照顾家庭)，而且学生也不可能仅在教室里一心只读圣贤书，但是由于“智育回潮”对我们大家的巨大影响，加上学校根据学生实际制定各种措施狠抓教学质量，我们个个“书生意气”“风华正茂”“斗志昂扬”，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和成绩，个个都成长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今天当我们翻开“同学录”的时候，就会惊喜地发现，新安中学的首届高中毕业生中大学教授职称的人有好几位;副高职称的人就更多;有将近10人担任了县处级干部，或者企业的老总;有二十几位担任过中小学以上的校长和主任，特别是汪世和同学还挑起了新安中学校长的重担，将母校新中猛力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等等。总之，首届毕业生中绝大多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即令是留守在农村的极少数同学(不到全班同学的5%，完全是因为早早结婚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现在也大都是种田能手，成为所在乡村的村干部或致富带头人，或赤脚医生。在我们的同学中，至今也没有一个触犯国家刑法的学生，这正是一个零犯罪的优秀班级。

　　1971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以67号文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传递了9月13日林彪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吐尔汗的信息，全国上下无不感到震惊，当然我也不例外。“九一三”事件后，在清理林彪有关材料时，发现藏有一些孔孟言论的卡片，又在床头挂有“克己复礼”的条幅，于是认定林彪效仿孔子，在中国搞“复辟资本主义”。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在批林的同时要批孔的意见。于是，母校新安中学也深入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彻底肃清林彪的余毒。由于我们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生代，受过毛泽东思想的正统教育，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朴素的阶级感情，俗话说得好：“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感谢共产党。不仅心里是这么想的，而且行动上也是这么做的，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做毛主席和党的好儿女、好学生。在高中读书期间，有个叫徐华来的同学得了重病，当时到公岭新安医院治疗，经医生诊断是极具传染性的“伤寒”，大脑昏迷，几乎丧失知觉，无论上吐还是下泻都是大便，弄得全身都是粪便，味道特别难闻，护士打针都是捏着鼻子进行的，可是他家里的人抽不出空来服侍，也没有来亲人照看，怎么办?班主任汪名山老师实在没有办法，就点名要我去照顾徐华来，主要是因为我学习成绩较好，耽误几天课没有关系的。我只得硬着头皮服命去医院服侍徐华来，开始真的很不适应，一到病房就想往回撤，实在受不了，不停地呕吐，但一看到他的那个样子，也不忍心离开，加上我也是团员，为同学服务是我的光荣和职责，就没有多想(害怕传染)坚持下来了，一呆就是两个星期，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容易，要是今天的学生是不可能做到的。尽管伤寒传染性极强，但是我当时处于年轻力壮时期，抵抗力极强，免疫力极大，所以，与他共同接触了十五天，我毫发无损，仍然健健康康，现在想起来，真是万幸，但也觉得后怕。后来，徐华来康复后继续到学校读书，毕业后光荣参军，据说，就留在乌鲁木齐市工作了，一家子过得蛮好，后来举家迁移到江西彭泽县，目前已经远远地离开了我们，真的很想念他!

　　我们首届高中生有幸遇到 “智育回潮”(1971年下半年到1973年的上半年)，就在这个阶段，我们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越来越少，老师的教学越来越认真，对学生成绩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老师们不仅上好自己的课，还喜欢布置课外题或者直接抢时间，经常出现如果有一节自习课，很多老师都抢着来教室跟我们上课的情况。学校领导和科任教师还有意识地针对成绩比较好的学生进行补课加餐，抽时间讲解文革前的高考试题和经典习题，明确告诉我们，准备参加高考，一定要做到金榜题名。所以，在文革时期的几届高中毕业生中，我们首届的学业成绩应该说的确好一点，正是得力于当时的所谓“智育回潮”。到了我们毕业前的一个月，尽管我们做好了血战高考的充分准备，但校长从县里开会回来，告诉我们一个不好的消息，高等院校不在春季招生，一律改为秋季招生，由于我们是春季高中毕业，老师要我们回家自学半年，认真准备参加明年的高考，争取一举成名。我们当时心里虽然不爽但还是觉得有一线希望，心想回家这半年得好好学习，有问题常到学校问老师，绝不辜负老师和家长的期望。当时，刘清校长找我谈话，希望我留下来在母校教书，一边教学生一边复习功课，不懂的就问老师，争取明年考个好大学。说实话我真有点动心了，留在母校复习多好啊。可是到了73年邓小平复出前夕，中央对工农兵上大学的政策进行了修订，张铁生正好赶上“文革”十年唯一的一次高考。然而他没有时间复习功课，在最后一场理化考试中，张铁生只会做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他不想就这样与大学擦肩而过，便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封信，诉说他因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劳动而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从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并说，“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希望领导酌情考虑。在阶级斗争思想的推波助澜下，这封信被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和电台广播。瞬间，张铁生成了家喻户晓的“白卷英雄”，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张铁生交白卷也可上大学，加上电影《春苗》的问世，对我们这些一心求学的莘莘学子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和讽刺。与此同时，国家规定，从今往后高等院校不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新生，必须在到农村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参加锻炼两年以上的优秀毕业生中录取经过工人农民推荐的有实践经验的人才上大学深造，随后又出现了批判“智育第一”的风潮，我们参加高考的权利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剥夺了。在张铁生事件之后，马振扶事件、黄帅事件接踵而至，把刚刚回潮了一年多的教育又打入了深渊。批林批孔批周公，转眼间又是烽火四起。平静的校园里又一次沸腾了，到处贴满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我们的教育在经历了非常珍贵却很短暂的阳春之后，似乎又回到了冬天。于是告别了自己的母校领导、老师和中学时代，我随着“回乡”的大军，带着自己的梦想和一大堆发黄的老书籍回到了孩提时曾经受饿挨冻的老家栏坝这个落后的偏僻农村，准备在高考的前夕大干一场，争取早日迈进大学的门槛。

责编：丁松　排版：夏显亮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丁双六，安徽怀宁人，中学特级教师、教授级高级教师(正高)，曾任教于安徽省怀宁县栏坝中学、安徽淮南二中、江苏省丹阳五中、江苏省宿迁中学等，发表文章百余篇，出版专著三十多部，现已退休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