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大中文 | 王小盾:进入学术工作的十条经验

王小盾

王小盾,文科资深教授。

1982年、1985年分別获得文学硕士、博士学位,先后师从王运熙先生、任半塘先生。1993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94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担任上海师范大学、扬州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其学术具有博大与精深相兼的特点,在中国早期艺术与符号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敦煌文学研究、东亚汉文献研究领域均进入学术前沿,代表作有《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汉唐音乐文化论集》《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等。

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一般项目1项、浙江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1项;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3项、省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4项、二三等奖多项及中国图书奖荣誉奖、全国优秀古籍二等奖等;已出版学术专著21部,发表学术论文185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刊文10篇。

部分著作

进入学术工作的十条经验

我在四川师大音乐学院向青年教师作过一次演讲,本文是这次演讲的讲稿。我曾多次向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音乐文献学”课程,实际上,讲稿就是在这样的课程中形成的。现在,每当新生入学,我也会向文学院的研究生讲解大致相同的内容。之所以反复说这一番“老话”,是因为我觉得老话有“经常”的意义,涉及某种普遍性[1]。何况,这些话是讲自己的经验,向听众提供的与其说是一门知识,不如说是获得知识的方法,因而有其价值。这也就是老话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另外从内容上看,这里讲的是我作为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时候的经验,其实也就是讲1980年代初期的研究生教育,可以反映某种传统。大家是不是知道,当我们“与时俱进”到21世纪以后,我们也丢失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为此,需要用“反思”的方式——回过头来学习传统的方式——进行总结。总之,今天我讲的是个人的经验,也许有独特性,也许又有片面性,供大家批评、参考。

[1] 《玉篇》卷二七《系部》释“经”:“常也,经纬以成缯帛也,法也,义也。”

· 六年的经历 ·

1994年,我应《古典文学知识》的邀请,写过一篇《我的学术经历》,其中有以下一段话,讲我六年的研究生学习。今天我打算从这段话中概括出进入学术工作的十条经验,逐一作点解释。请大家注意括标阿拉伯数字的那些文句:

1979年,我作为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提前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被复旦大学录取(1)。从此以后,由王运熙老师引导走上了学术道路。那时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按导师要求,对《史记》《汉书》《论语》《孟子》《诗经》《楚辞》《文选》《四库全书总目》等经典著作及其注疏书作了反复阅读(2)(3)。我很崇拜王老师,对他的只言片语铭记不忘。于是在阅读上述作品的过程中,注意加强自己在文史各方面的知识素养,也懂得了客观而完整地掌握历史著作的重要性(4)。这时我也读了许多学术名著,例如清代学者的考据学著作、近代几位史学大师的论文集,以及王师所著的《六朝乐府民歌》、《乐府诗论丛》等,这使我注意到传统文学研究之外的一些学术领域,对王师习惯使用的“读书得间”的方法(5),或者说重视从历史条件和事物联系方面来研究古代文学艺术的方法,有所领会。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明曲本色论的渊源及其在嘉靖时代的兴起》(6),即曾尝试在较广阔的历史视野中,联系作家生平及其文学创作实践,来对文学思想之变迁加以考察。

1982年,在完成硕士阶段的学习之后,我又师从任中敏先生,成为扬州师范学院隋唐燕乐歌辞方向的博士生(7)。这三年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一方面因为任师的要求严格,另一方面也因为更换了一个专业,必须付出加倍努力:三年的读书量远远超过了过去的想象。那时总是凌晨五时起床,往任师处报到,然后紧张工作到深夜;一年里只有春节那一天可以休息。当然,天道是酬勤的。由于任师以他在“唐艺发微”方面的巨大建树为我的工作提供了资料基础,又以他勇于开拓、勇于批判的宏伟气概鼓舞了我的学术自信,我获得了一次超常发挥的机会。从技能培养的角度看,任师注重博大的学术作风迥异于王师注重精审的作风,这也恰好在我身上形成了一种互补(8)。我按照任师的指导及其工作习惯,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之前编辑了一部资料考订性质的作品《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借此对隋唐五代音乐文学资料作了一次全面清理(9);同时也按照王师的习惯和方法,注重运用目录学的成果,注重专书研究,比较细致地探讨了清商曲与相和歌的关系、琴曲发展与《胡笳十八拍》之年代的关系、《乐府诗集》的史料来源等问题。总之,幸赖两位好老师的指导,当六年研究生生活结束之时,我毕生的学术事业便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现在,我就从那些括标阿拉伯数字的文句中,提出十条经验加以介绍。

01

从事实出发,而非从原则出发

这是第一条经验。

我在家乡读大学(江西师范学院南昌分院)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有一种特殊的冲动——迅速把握知识世界的冲动。好像只有对世界进行比较简便的解释,并且在这种解释中获得某种自信,内心才会平衡。所以,在1977年、1978年,也就是大学一年级,我把朱光潜、宗白华先生翻译的书、编写的书,比如《西方美学史》《美学》《判断力批判》,基本上都读过一遍了;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的愿望是学美学。

但命运有时候是很照顾人的。报考的那年,恰好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招美学研究生,相近的专业只有两个:复旦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和另外一所大学的“中国古代文论”。我糊里糊涂就选了复旦大学。现在看来,这个糊涂之选,是我一生中最走运的事情。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和“中国古代文论”看起来相似,它们的研究对象相同——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但在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专业,它们在方法上有很大区别。——大家是不是这样认为:专业的区别往往表现为研究方法的区别?复旦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专业,是从中国文学史等本土学术中产生的专业,倾向于从中国文学的实际运动出发来观察理论现象,加以研究;而古代文论专业却不大相同。它是在外来因素的推动下产生的,倾向于依靠某种认识框架,直接对古代文学理论进行分析和解释。

关于以上这一区别的来源,说起来话很长。简单说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是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分支;而古代文论却不是这样。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文艺学的影响下,北京办起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讲习班。中国古代文论这个专业,就是由这个班的学员们在后来创建的。其基本路线便是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学批评的资料。如果从方法角度来看这两个专业,那么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是重视归纳的专业,讲究从事实出发来取得理论认识;古代文论是重视演绎的专业,讲究用某种理论框架——比如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模式——来解释事实。20世纪50年代有两个比较著名的学术命题,一叫“论从史出”,二叫“以论带史”。两个专业的区别也正好对应于这两个命题的区别。在那个时候,尽管也有人讲“实事求是”,搞“论从史出”,但“以论带史”却是一个更加时髦的潮流。

有一句老话说:“郎怕选错行。”我很庆幸,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没有进入“以论带史”的专业,而走上了一条比较务实的学术道路。为此,我愿意把我的宝贵经验推荐给大家,这经验就是“从事实出发,而非从原则出发”。我的意思是:现在学术界学科林立,但“学科”不等于“科学”。若要对这两者加以判别,那么你就要看,这个学科的理论是不是能够解释经验事实。换一句话说,要看它的方法论:是从事实出发,还是从原则出发。马克思本人就表述过这个意思:科学研究的正确方法是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语中说过一段有道理的话:“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现在的学术界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永远都有从原则出发的人;永远都有人喜欢制造缺少真实性的东西,就像制造海市蜃楼。为什么呢?因为海市蜃楼不光美丽,而且制造起来非常容易。因此,制造海市蜃楼的工作很容易诱惑青年人。怎样破除这种诱惑呢?我想,大家不妨观察一下、注意一下两个浅近的事实。第一是注意自己的经验。我们认识事物,是不是从事实开始的?让我们放心的那些认识,是不是和经验相契合的认识?做学问同样如此。那种轻易产生的认识,决不会是真理。第二是注意学术史。20世纪学术史有一个重要贡献,那就是用科学的认识、经分析得来的认识、同经验事实相联系的认识,代替了笼统的认识——例如古典哲学的认识。学术史的这一成绩巩固下来了;事实上,在学术史上,也只有同经验事实相联系的认识才能巩固下来。20世纪80年代,在文学研究界出现过一种新方法的思潮,也就是主张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艺术的思潮。这一思潮不像50年代的“以论带史”的思潮那样幸运,没有得到政治的支持,于是在实践中遇到很大阻力。从积极方面看,它被各种传统的方法消化了;从消极方面看,它变形了,可以说基本失败了。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只有从事实出发,我们的认识才能接近真理,而这种认识也才有生命力。在学术研究中,当我们遇到困惑而无法抉择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去寻找新的事实。尽管归纳与演绎都是思维的方法,都是学术工作的方法,但它们有主次之分。从事实出发的归纳法,通过归纳而获得认识,是进行演绎的基础。

02

读原著

这是第二条经验。

在研究生阶段,按照王运熙老师的要求,我对《史记》《汉书》《论语》《孟子》《诗经》《楚辞》《文选》《四库全书总目》等经典著作及其注疏书作了反复阅读。这样做,最大的收获是熟悉了原著,也懂得了读原著的必要性。与此相联系,我还懂得了学习的方法和道理。我们的必修课有四门:一是中国文学史,二是中国思想史,三是中国历史学,四是文献学。这些课程都是围绕原著展开的。比如,中国文学史课从仔细阅读《诗经》《楚辞》开始;中国思想史课从仔细阅读《论》《孟》《老》《庄》开始;中国历史学课从仔细阅读《史记》《汉书》开始;文献学课从仔细阅读《四库全书总目》开始。这样做,就把现代的教育同传统的国学教育贯通起来了,也避免了在知识传授上支离破碎的毛病。我们学校管理研究生教学的老师,是否也能按这一方式作安排呢?

在以上四门课中,最基础的应当是文献学,因为它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学科的材料学。所以王老师多次强调了《四库全书总目》的重要性。我在工作中对这一点体会越来越深,因为《四库全书总目》的意义就是可以指导读原著。研究生年轻,脑筋好,只要用心就能学好,这时候更应该读好原著。因为研究生阶段的阅读有决定意义,它达到什么水平,我们这一辈子的知识素养也就达到什么水平。研究生阶段一旦结束,那种纯粹的读书生活就很难得到保证。所以在这个阶段大家一定要努力读书,好好读几部原著。这是治理文史之学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围绕读原著来进行课程考试,那么考试的方式会很不相同,即主要考察对古代经典的熟悉程度。比如我后来给研究生上《史记》课,考试中就有这样一项:找一段原文,翻译成现代白话,看你能不能理解原著;或者反过来,提供一段白话文,让你复原为《史记》原文。很多同学上过这门课,成绩不错,基本上都达到80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大家从四个角度读懂了《史记》。首先是语言学的角度,把《史记》当作古汉语的典范作品来读,读懂了,熟悉了最经典的古文;其次是历史学的角度,把《史记》当作第一部中国通史来读,读懂了,了解了汉以前的中国史;再次是史学史的角度,把《史记》当作第一部纪传体史书来读,通过比较而认识了其它史学体裁,比如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最后是文学史的角度,把《史记》当作文学叙事法的经典和文学典故的渊薮来读,读熟了,具备了很好的文学基础。大家看看,读原著是不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情?

03

寻找材料、阅读材料、分析材料

 ——关于学术能力的三句

现在讲第三条经验。

提一个问题:在各位看来,所谓“学术能力”指的是什么?是逻辑能力还是记诵能力?事实上,很多老师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有人认为是记诵能力,所以要求学生背诵原典——有的背诵《史记》,有的背诵《说文解字》,有的背诵《资治通鉴》,有的背诵《十三经》。这样做是有道理的,符合远古时代训练巫师的传统,古代人一直是这样学习的。另外有人认为是分析能力,所以强调思维训练,要求通读西方哲学史。现代学者喜欢这样做。从西方学术的角度看,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西方学术面对的古文献不多,思考更加重要。不过王运熙老师认为,进行文史研究,最基本的学术能力却应该是三句话的综合,即找得到材料,读得懂材料,能够分析材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对于文史研究者来说,学术工作就是一个找材料、读材料、分析材料的过程。

以上这三句话,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并不容易。要找材料,就要熟悉中国古代的文献学,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要熟悉图书馆,了解资料的有无,以及资料的分布。要读懂材料,就要有尊重古书的态度,同时有读古书的丰富经验,掌握基本的语言学知识,起码认识繁体字。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分析材料。

正如上面说到的那样,现在人喜欢片面地讲分析材料——只讲分析材料而不讲其它。这样做,就好像在造空中楼阁。这种习惯,在我看来就像造海市蜃楼的习惯一样,出发点是某种浮躁,缺点是不踏实。其实,只有建立在找得到材料、能够阅读材料的基础上,我们的研究才是可靠的。正因为这样,王运熙老师才用刚才讲到的方式来安排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历史学和中国文献学这四门课程。这四门课程可以归纳为两个类型:中国文献学主要解决找材料的问题;其它课程解决读懂材料的问题,以及分别从文学、史学、哲学角度分析材料的问题。

我们当时的课程结构就是这样的。按现在的研究生管理制度,这样做可能很难了。有关方面今天来一个教材,明天来一个检查,大家学会了应付,却难有时间练习基本功了。

不过,妨碍我们亲近原始资料的因素,却不能只归结为制度,而首先应当归结为思想方法。比如有人认为,我们要培养天才式的青年,也就是培养鲁迅、郭沫若那样的人,所以要重视思想,而不是资料。我看这个观念就有问题。首先,教育必须面向普通人,而不能面向天才。因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天才是不可能用人工方法制造出来的。其次,即使聪明人,也需要笨功夫,需要基础教育。鲁迅、郭沫若那样的人,同样作了很扎实的基本功训练,比如鲁迅在青年时代抄了大量古碑,整理了《古小说钩沉》等大量古籍。再次,只有联系于经验事实的理论才是有价值的理论,天才的卓越之处正在于他们熟悉资料和事实,使他们成功的路线同样是从资料和事实出发;倘若他们不这样做,他们也会犯错误。所以有句老话说:“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的思想力量。”总之,若是不讲找材料、读材料,而只讲思想和分析,那么,培养出来的人其实是一些只会玩弄巫术的人。

04

即类求书,因书究学  

——完整地掌握历史著作

这是第四条经验。

如果我们给中国传统学术作一个总评,那么,它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呢?据我看,就是“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即类求书指的是以目录学为治学门径。古代目录学讲究分类,用分类的方式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就是通过分辨古书的部类及其源流来说明一门知识的结构。以这种结构为背景,无论是寻找材料还是治理学问,都很方便。这种情况,我想大家是容易明白的。在图书馆里面,书是分类排列的;在商店里面,各类物品也是分类排列的。为什么要这样排列?既是为了方便挑选,也是为了方便比较,可以收到触类旁通之效。在面对资料、面对研究对象的时候,我们同样要有分类的意识。

不过,关于因书究学的道理,一般人却了解不多。因书究学是指通过研究一本书去建立一门学问。这最初是中国经学的特点,也就是把六经作为课本,对它进行解释,并建立解释的系统。后来,因书究学成为中国文献学的主要内容,进而成为国学各部门的常用方法。这是很有道理的。

为什么呢?因为因书究学代表了一种充分尊重原始材料的方法论思想。它认为,对认识的客观性的强调可以落实为对古书的尊重。具体说来,既要注意古代书籍在年代学、史源学上的意义,又要尊重它的完整性。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的研究者是不太在意古书的完整性的。例如《文心雕龙》研究,通常就没有把《文心雕龙》这本书看作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而采用“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的研究方法——有的人通过它研究创作思维,有的人通过它研究风格,有的人则研究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如此等等——通常从现代概念出发,而违反了尊重古籍完整性的原则。当然,也有人不这样做,而是把《文心雕龙》这本书看作一个有机的系统,充分尊重它的形式,尊重由它的篇章结构所包含的信息,进行“因书究学”式的研究。复旦大学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这样。

孙晓晖博士《两唐书乐志研究》出版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序文,其中讲了一个考古学家的故事。我说,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在中国的历史并不长,充其量不到一百年;在此之前,另一种考古学家早就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了。这种考古学家是一些暴发户。他们一手拿着铁钎(考古学的名称叫“探铲”),一手拿着竹竿,每发现一个古墓,就用铁钎打出孔道,然后顺着竹竿滑入墓穴,迅速取走一切可以取走的东西。这让现代考古学家总是觉得沮丧,因为在他们到达现场之前,好东西都已经捞完了。这种古代考古学家是以“挖宝”为目的的,他们造成了一批被称作“存世文物”的可怜的宝贝。这些宝贝可以像艺术品那样供鉴赏,供摆设,供拍卖,却不方便用作历史研究的资料,因为宝物身上的年代信息、地理信息都被破坏了。可见挖宝纵然痛快,却很糟蹋学术。现代考古学家与此不同。他们讲究发掘工作的科学规范,讲究按单元全面地揭露遗址,注意地层,注意遗物的位置、布局及其变迁,还注意对遗物作类型学研究。他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完整地保存遗址和遗物的历史信息,以全面再现人类历史的真相。在他们看来,前一种考古学家只能算是“盗墓贼”。实际上,所谓“因书究学”,它的思想是和现代考古学的思想相通的,它的目的也是尽可能多地保存古文献的历史信息。

举个例子,当我们研究中国史学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要研究史学体裁的形成。比如《史记》,从组成部分看,它先是“本纪”,其次是“表”,再次是“书”,再次是“世家”,再次是“列传”。《史记》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结构?其历史文化原因是什么?《史记》体裁为何会影响到其它史书,以至于形成一个“正史”系列?这些问题是中国史学史的重要问题。同样,每一部古代典籍,其结构本身也是有意义的,不能在研究中忽略。王运熙老师在年轻时候写过一本很出色的书——《六朝乐府与民歌》。它实际上就是对《乐府诗集·清商曲辞》八卷的研究成果,是采用“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方式完成的。王老师写过一篇《研究乐府诗的一些情况和体会》,附录在《乐府诗述论》一书当中,介绍他的研究心得。他说到这样几点:第一,学术上的进步“首先得归功于懂得一点目录学”;第二,“要把力量集中在主要的资料上”,比如“仔细阅读《乐府诗集》中的清商曲辞”;第三,“要理解乐府诗,必须懂得乐府诗的体例”。这些说法,合起来就是“即类求书,因书究学”。

王运熙教授手迹:

纪念《六朝乐府与民歌》出版五十周年

05

读书得间——两种比较:

同背景比,同相近事物比

这是第五条经验。

在座各位是不是知道“读书得间”这个词?回想起来,这个词大概是在1980年代初流行的。那时上海古籍出版社为陈寅恪先生编辑出版了一套论文集。大家谈到陈寅恪治学特点的时候,喜欢用“读书得间”这句话,意思是说他能够从一本书的字里行间读出旁人认识不到的意义。这话和“读常见书”的说法有关。陈寅恪先生就是主张读常见书的。“读常见书”的说法流行于20世纪前期。那时出版印刷事业大大发展,普通图书不足为奇了,稀见书被人视为珍宝,于是造成一种倾向——以稀见书自炫的倾向。正是针对这种倾向,学者们提出读常见书的主张。比如钱穆说: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陈寅恪说:中国书虽然多,但值得读的不过几十种,其他无非是抄来抄去。按照这种观点,书读得好不好,就要看你能不能读出深刻的心得,是不是能够“得间”。

对于现在的文史研究者来说,是不是应该提倡“读书得间”呢?我认为应该提倡。这一方面是提倡一种学习策略读常见的书,也就是读古代知识分子反复阅读的书。这些书是其它各种书的基础,代表了民族文化的重要积累,当然是我们阅读的重要对象。另一方面,它也是提倡一种学习方法:要从常见书中看出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只要这些东西能够被证明是真理,那么,我们就对知识有所贡献,建立了实在的学问。

从学习方法的角度看,如何才能“读书得间”,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得间”的要点,是要学会在比较中读书。“比较”的要点则有两方面:一方面要注意同背景比,另一方面要注意同相近的事物比。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上述两种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比如,我们之所以能看清对面的人,是因为那人的身体同背后的景色有反差。又比如有句老话说:“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意思是说要把相近的事物进行比较,从比较中得出认识。总之,我们是在比较中看清楚事物的。陈寅恪读书也是这样,读一本书的时候,他总是要去找很多相关联的材料——背景材料和类似的材料——进行比较,先是反反复复地写眉批,然后把眉批写成书。《元白诗笺证稿》就是这种采用眉批或注解的方式完成的书。看看其中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归纳出“读书得间”的要点:其一,是和背景材料作比较;其二,是和相类似的材料作比较。

中国另外有一句老话,叫做“不动笔墨不读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在读书的时候要点句逗,要校勘,要写眉批,这样才能读懂。这不同于现在人的读书,只是在书上划很多平直的或波浪的下划线。这种下划线,只代表你对书中的内容被动地接受了;而前者那种点、校、批,则是主动地寻求理解。由此看来,“读书得间”既是一种读书的方法,也是一种文献学的方法,因为在读书过程中要运用版本学、校勘学的手段。一旦了解了古人的读书习惯,我们就知道,中国的版本学、校勘学等等,也是在读书过程中产生的。──古人的习惯是:每当他得到一部好书,就要去寻找最善之本,来校勘它、补正它,使它成为真正的善本。这种做法正是“再造善本”。这和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再造善本”工程不太一样。现在的方式是影印古书,是一种工艺行为;古代的方式则是通过校勘来追求古本,把较晚的版本恢复成最早的版本,是一种学术行为。

除掉以上所说的那些意义之外,“读书得间”还有一个意义,也就是把读书上升到游戏的境界。实际上,所谓学术,也就是进入游戏境界的读书──通过读书来发展自己追求真知的本性,完善自己。不知道在座各位是不是同意我的看法。我想,对于古代人来说,这种看法是很容易理解的;也就是说,会有很多人把学术看成是一种游戏、竞技和自我完善。比如古代学者讲究“以不知一事为耻”,认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前一句话有竞技的意思,后一句话则是讲读书以完善自己为目的。陈寅恪也有这种心态。他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意思是说:一个人不做无用的事,怎么去打发自己的一生呢?这说的就是学术的非功利性,也就是游戏性。陈寅恪这句话,人们一般认为他想表明某种谦虚,但在我看来却不是这样——实际上表明了一种自信。因为以自己的一生来做“无益之事”,这是一种高超的境界,需要很高的能力。大家是不是比较过大学和中专的区别?是不是知道,中专教的是手艺,是明显有用的知识和技能;而大学教基本理论,教不那么有用的知识?如果再把大学部和研究生部作一比较,这区别就更明显了。总之,有用的知识是有限的,而未知(包括未知其用)才是无限的。我们读书,越读到后来,就越需要探索,学到的东西就越是无用了。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无益之事”,也就是超越现实之事,庸人是不懂得它的高妙的。

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明白以上这个道理的人不太多;但在其它地方却不是这样。我在韩国教书的时候,曾经让汉阳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讨论什么是“学术”。一个同学说:“学术就是研究地学习。”说的对吗?对,说到学术在方法上的特点,第二个同学说:“学术就是对事情问一个为什么。”说的对吗?也对,说到学术的求知本质。到第三个同学,这说法就不同了。他说:“学术就是研究没有用的知识。”这话说的对吗?我认为,说的更加透彻。高超的学术是自由王国的活动:看起来是研究宝塔尖里的事情,其实是在思想认识上实现不断的超越。怎么能够拿有用、无用来限制它呢?真正的学者自然懂得这一道理,不去追求有用于世;相反,他们愿意为兴趣而工作,愿意在无益之事上消耗自己的一生,同时也借这种无益之事检验自己的水平。陈寅恪晚年的时候,双目失明,这时他却写了一部考据性的著作《柳如是别传》。这事引起了很多争议。有些学术官员批评他说:你有这么大的本事,怎么为一个妓女作传呢?怎么不去写一本中国通史呢?甚至有人说:你这种学问,同现实斗争有什么关系呢?这些批评是很可笑的,完全不知道搞政治同搞学问的区别,甚至不知道学术起码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在我看来,这本书其实是“读书得间”的一次实践。除了“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之外,写这本书还有两层意思:一是要表明考据学的力量,它能够超越双目失明的限制,而达到如此精密的程度;二是要从汗牛充栋的典籍里,从文字的缝隙当中,找出一个卑微而伟大的人生。我相信,这书是会作为20世纪的思想财富流传下去的。

2007年春,在首尔奎章阁调查古籍

06

小题大做

这是第六条经验。

许多好学者都有小题大做的经验,这一经验甚至上升成了研究工作的策略和原则。讲小题大做,其实质是讲透彻地解决问题;其相反一面则是大题小做,讲宏观。当然,做学问既要有显微镜又要有望远镜,也就是说,既需要微观地看问题的人,也需要宏观地看问题的人。不过,我们日常的研究工作,主要任务还是解决问题。那么,能不能深入地解决问题呢?这往往取决于我们的研究方法——是小题大做,还是大题小做。

关于小题大做,有一个常见的误解,也就是认为它在视野上过于狭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这样。打一个比方,人们灌溉农田,需要引水,常见的办法是开渠;但还有一种方法,也就是打井。把井打到十米深,也许方圆一百米的地下水就流过来了;若打到二十米深,那么,流过来的水可能就是方圆几公里。这就是说,深和广是不冲突的,博大和精深往往可以兼容。这也就是我理解的做学问的诀窍。按学术界的通常表述是“掘井式的研究”,按我的经验是通过深度可以追求广度。尽管不采用这种“掘井”方法也可以成功,比如梁启超;但历史地看,能够更久远地留下来的学术成果,还是通过“掘井式研究”获得的成果。各个领域的真正的专家,都是喜欢作掘井式研究的人。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为《明曲本色论的渊源及其在嘉靖时代的兴起》。它就属于小题大做式的研究。我是在1979年夏天开始攻读研究生的。前面说过,按老师的要求,一进校就阅读《史记》《汉书》《诗经》《楚辞》《四库全书总目》。接下来几个学期也是阅读原著,只不过换成了《昭明文选》、《乐府诗集》《文心雕龙》,或者唐宋时代、明清时代的总集和别集。读到三年级第一学期期中的时候,眼看其它专业的同学都在写学位论文了,我不由得着急起来;但王老师提也不提论文选题一类事情。有一天(大概是1981年11月)我觉得不能再等,便利用师生见面的机会,硬着头皮问:“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写硕士学位论文?”王老师的回答很干脆:“要写。”不过他指导选题的方式是让我回忆近几年来的读书收获。我在阅读宋代文学书的时候,曾经注意到词家讲“本色”的现象;在阅读明代文学书的时候,又注意到曲家讲“本色”的现象;我并且研究过这两件事的关联。考虑到“本色论”是我近几年阅读中比较有体会的问题,我于是就在王老师的指导下,选择词曲本色论作为学位论文研究的方向了。

为什么说是“方向”,而不说是“题目”呢?这是因为,我一直到这个学期结束,才把题目确定下来。起初是发现词本色论和曲本色论的材料很丰富,若自由发展的话,学位论文将写成《中国文学中的本色论研究》。这样写未尝不可,但词和曲两方面都不可能深入。我于是在这个大题目上砍了一刀,砍去了词本色论部分,打算重点研究戏曲的本色理论。但一旦这样做,我又发现问题仍然太复杂,因为不同时代的戏曲本色论各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内涵。为此,我在自己所积累的资料中找到两个最有发掘价值的问题:一是戏曲本色论性质如何?它同词本色论有什么关联?二是戏曲本色论为何在嘉靖时代兴起?找到这样两个问题以后,我又在论文题目上砍了一刀,砍去万历以后部分,决定重点研究嘉靖时代的戏曲本色论──其实是嘉靖朝最后十年中的本色理论。表面上看,我的硕士论文选题的过程,是题目不断改小的过程;但在实际上,它是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因为,只有把题目改得足够小,我们才可能立体地观察事物,才可能“尝试在较广阔的历史视野中,联系作家生平及其文学创作实践,来对文学思想之变迁加以考察”。按老子的说法,这叫“损之又损

从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这件事中,其实可以得出两条经验:一是要讲“厚积薄发”。研究生学习,最重要的事情是“学”,是打基础,决不能人为地揠苗助长。那种违背事物成长的规律,盲目提倡“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做法,既危害科学,也贻误青年。二是要讲“小题大做”。在我看来,研究生论文选题,无论如何都不嫌小,就怕大。大家或许都认识陈铭道教授──他既是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又是成都人──那么,知道他是怎样选择论文题目的吗?他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川剧高腔帮腔中的语气词拖腔研究》。他通过语气词拖腔来研究帮腔,通过帮腔把川剧高腔最重要的特点说清楚了,说深刻了。这就是一个极小也极好的题目。

07

看起来难的事情容易做

这是第七条经验。

1982年,我在完成硕士课程以后,报考了任半塘先生的博士研究生。为什么选任先生呢?原因是:我在写硕士学位论文的时候读了他的书,非常敬佩,也很惊奇——在扬州那样一个不通火车、不通飞机的小地方,怎么会有这样的大学者?有这样鲜明的学术个性呢?当时《光明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说他要招收“隋唐燕乐”专业的博士生。我一看到消息就决心报考了。不过,等到复习迎考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有点鲁莽:隋唐燕乐是一个我根本不懂的专业。甚至可以说,什么叫作“燕乐”,我也不明白。不过我也知道,中国各高校都不存在“隋唐燕乐”这个专业;其他候选人和我一样,都没有在这个领域作过研究;如果报考,那么,大家都面临专业转换的问题。这样一想,我就不怕从零开始作准备了。事实上,在报考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遇到过相似的问题,也就是要报考一个陌生的专业。那时我的想法是“临阵磨枪,不快也亮”。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有道理的。这一次,我有更大的信心,我的想法于是上升成为“知难而进”。其中的道理是:看起来难的事情其实容易做。因为这种事情难在表面,难在开头,不用害怕。我们把最大的困难克服了,接下来不就容易了吗?而且,害怕困难是人的天性。如果难的事情大家都不敢去做,而你去做了,那么,你不就成功了吗?

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里面,我做了很多过去没想到或不敢想的事情。三年的容量,可能相当于通常情况下的五年到十年。除博士学位论文以外,我编定了120万字的资料书——《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博士论文也使许多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例如唐代音乐文学体裁分类的问题,大曲各类型之起源的问题,词如何产生和演变的问题,敦煌舞谱释读的问题,《胡笳十八拍》的创作年代问题,等等。所以我说:“由于任师以他在'唐艺发微’方面的巨大建树为我的工作提供了资料基础,又以他勇于开拓、勇于批判的宏伟气概鼓舞了我的学术自信,我获得了一次超常发挥的机会。”所谓“超常发挥”,其实是指一种人生的高峰体验──一个人忽然发现自己成了新人,远超过以前的想象。这种体验是很难得,很珍贵的。正是它进一步鼓励我去知难而进。因此,我很乐意向各位推荐这一经验。说朴素一点,这经验就是“看起来难的事情容易做”。

1985年5月,我在福建泉州遇到一些音乐学界的专家。在他们帮助下,制订了一个系统学习民族音乐的计划。当时的打算是:用一年时间在西安学习吹拉弹打;用一年时间去新疆做田野调查;再用一年时间去北京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于是,从扬州师范学院毕业以后,我立即坐上火车,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向黄翔鹏先生提出了攻读音乐学博士学位或硕士学位的要求。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计划和愿望最终都没有实现。不过,它们却持续地影响了我的学术发展,让我成为这样一个人——和中国音乐学界联系最紧密的外行学人。这仍然是有意义的。可以说,如果我没有知难而进的精神,如果没有“看起来难的事情容易做”的认识,那么,我就不会和中国音乐学以及其它学科结缘,也不会有那些关于超越的体会。

1996年8月,探望病中的黄翔鹏先生

08

天子狩猎和大禹治水

我经过王运熙、任半塘两位名师的指导,有一个重要收获是:了解了他们的学术风格。如何描写这两种风格呢?我觉得,可以采用“天子狩猎”、“大禹治水”这两个词语。用“天子狩猎”一词,可以概括王运熙先生的学术风格;用“大禹治水”一词,则可以概括任半塘先生的学术风格。

“天子狩猎”一词是我和同门学友曹旭通过讨论提出来的。它描写了一种有计划地选择范围,但自然地捕获猎物的活动。王老师的学术工作就是这样:第一,他总是依靠目录书的指引,选择阅读范围;第二,他随后仔细阅读这个范围中的书籍,边读边作索引;第三,到了某个定量,从阅读和书籍索引当中产生研究的方向和题目,他再做研究。王老师对六朝乐府民歌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他编写的《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书目提要》一文,展现了他所采用的“天子狩猎”的方法。

20世纪的新史学有一个观点,要注意研究长时段的事物,注意研究在历史上重复出现的事物。这意味着,做学问有一个诀窍:可以特别关注历史资料中重复出现的事情。这是因为,凡是这种重复,一定有特殊的原因;只要把这个原因找到了,那么,你就发现了新的知识。这个道理很简单,但一般学者却不这样做,他们总是追逐热点。追逐热点的人,往往是缺少自主性的人,因为热点是众人造成的,追逐热点意味着从俗。至少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追逐热点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若要自己发现问题,那么,自己就要变成一个首创者,而不是附和者。各位是不是知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这句话?这话见于《论语》,是孔子的话,意思是说:道德高尚的人像风一样,可以改变草的方向;道德不高尚的人像草一样,只能被风吹倒。一个研究者,当然应该有风的品质。为此,我建议大家采用我刚才提出的方法——注意研究长时段事物和在历史上重复出现之事物的方法,用来代替从俗的方法。所谓“天子狩猎”,正是对前一种方法的概括。通过王老师的著作,我们可以了解这一方法的优点。王老师不常写书,而重视写作论文,每篇论文都能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等论文积累多了,编成论文集,我们就看到,他在学术上的发现仍然形成一个系统。由此可见,“天子狩猎”是一种符合认识规律的学术方法。

同“天子狩猎”相比,“大禹治水”更富于计划性,同时也比较富于主观色彩。它的基本涵义是:设定一个研究范围,然后作穷尽式的研究——既穷尽这一范围中的问题,也穷尽这一范围中的资料。任半塘先生的散曲研究、唐代文艺研究,都具有这种“大禹治水”的特点。1950年代,任先生居住在成都水井坊,住在一个四方形的大院当中。大院很吵闹,他就建立了早睡早起的生活方式。每天早上,他背上一个背篓去图书馆,背篓中有热水瓶,有午饭,也有许多旧日历纸。他依靠这个背篓在图书馆读一整天书,随时把有关资料抄在用旧日历纸做成的小卡片上。到第二天,他利用早上安静的时间来整理这些资料,把日历纸贴上一本用旧报纸订成的大厚本。大厚本的页边上事先就用毛笔写好了章节名,比如“第一章,范围与定义”、“第二章,构成条件”、“第三章,形式”等字样。这样一来,他一旦把图书馆里的书读完,也就完成了著作的雏形——不仅做完了资料分类工作,而且大致确定了一本书的篇章结构。他于是以大厚本为草稿,一口气就写完一本大书。这就是“大禹治水”法的具体操作方式。

可以说,“大禹治水”是一种富于个性的方法,对其他人并不适用。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是,它要求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计划。这不太符合学术的本性。因为学术本来就意味着不断发现,不断改变自己,其过程因而是不断推翻原定计划的过程。但任先生有两个优秀的学术品质,使这一方法获得了成功。其一,他有很好的学术直觉,他通过长年积累,早就确立了立体地观察文学事物的习惯;其二,他有“竭泽而渔”的思想准备,这种工作重在进行资料梳理,而不是观点论证——或者说,是把观点体现在资料排比当中。四川教育学院龙晦教授告诉我:任先生在图书馆看书,是把古书一架一架全部看完的。因此,当他完成《优语集》这本书的时候,曾经自负地宣告:如果有人能在书中找出一条失收的资料,那么,他就赠送壹圆大洋。从这件事可以知道,所谓“大禹治水”,其实是一种全面占有资料的整体研究。

09

资料与理论并举

我在写作博士学位论文《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之时,借助任半塘先生提供的资料,编完了《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这是按照导师要求,作为论文准备而编辑的一部资料考订性质的作品。由于它和博士论文构成相辅相成的关系,既具有理论先进性,又具有资料的坚实性,也因为它代表两代人的合作,所以,这部《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获得了很多奖励,包括中国图书奖的荣誉奖、全国优秀古籍二等奖,等等。可以说,它的成功意味着一种学术方法的成功。这种学术方法就是资料与理论并举。

“大禹治水”的方法,其特点就是资料与理论并举。任先生每做一项研究,都是从资料搜集和整理入手的。比如在写作《敦煌曲初探》之前,先编纂《敦煌曲校录》;在写作《唐戏弄》之前,先编纂《教坊记笺订》和《优语集》。事实上,《敦煌曲初探》不过是对《敦煌曲校录》的理论总结,因为《初探》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在《校录》工作中提出来的。

资料与理论并举,这也是我向学生传授的最重要的方法。我在指导博士生的时候,通常会设计一项合作工作,即资料工作。做完这项工作,就放手让学生独立写作学位论文。比如,我和博士生马银琴合作编写了《诗三百年表》,马银琴则独立写作了《西周诗史》(后来扩充为《两周诗史》);我又和博士生周广荣、何剑平合作编写了《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周、何两位则分别写作了《梵语<悉谈章>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敦煌维摩诘文学研究》。这些论文都具有资料翔实、思路新颖的特点。它们证明:资料与理论并举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资料与理论并举,事实上还意味着一种工作秩序。我们在进行一项研究的时候,如何开头,通常有两个选择:其一是考察学术史,也就是先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其二是阅读原始资料,也就是考察对象。前一种做法自然是必要的,因为任何研究都要从前人的基础上做起,都要有学术史的基础;但在实践中,我通常偏向于后者。我的做法是:先粗略了解前人的研究,主要了解他们所掌握的资料,然后马上进入对原始资料的阅读。一直到完成了作品初稿之后,我才重新阅读别人的成果。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致力于阅读、分析原始材料,避免在阅读论文方面浪费时间。这不仅因为原始材料永远高于他人的学术成果,而且因为相当一部分论文是“抄来抄去”的。这个道理大家都理解:写作之前,如果把别人的成果都看完看透了,可能就会像鲁迅所说的那样,让别人的思想在自己的大脑中跑马了。

10

做减法

这是第十条经验。

有一句话说:“发展是硬道理。”这话很对。我理解其中包含这样一个意思:在生活中,人们都会喜欢做加法,而不喜欢做减法。做加法是人的天性。

但是,有一件事,却让我懂得了做减法的必要性。

在读大学之前,我在农村劳动了十年,是在江西省贵溪县──在龙虎山北边不远──的一个农场种梨树。我们种的是出口的梨树,要求很高,比种水稻田还累,因为一年四季都有事情,只有农忙,没有农闲。不过,这农活项目不多,除收摘果实之外,无非是四件事:春天疏果,夏天施肥,秋天喷药除虫,冬天剪枝。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四件事情中,只有施肥是做加法,其他都是做减法。比如疏果,是要把所有果台上的多余果子都摘掉,每个果台最多只留下一个果。而在剪枝的时候,每根枝条上都要过刀,留下向外发展的树芽,让整棵树保持一个疏朗的形状。特别重要的是,剪枝时要把多余的树干锯掉,每一棵树只留下一根中央树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通俗的说法是“调理枝叶”。不过,当我们把这些事情做完以后,我们的果树便的的确确不同于野生的果树了。

野生的果树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特点是高大;第二个特点是丰满;第三个特点是果实繁茂。如果碰到一个外行,那么他一定会说:“这真是一棵好树。”但是懂行的人知道,这种果树徒有其表。树上的果子像是满天星斗,虽然多,但没有一个可以食用。这正好和我们的果树形成了对比。我们的果树不张扬,精干,年年结果子,而且结下的果实饱满甜美。这就像是训练有素的学者。而野生的果树呢?就像是另外一种人了。

我的意思是:做学问和种果树一样,也有做加法和做减法的问题。人们大多知道做加法,总是片面强调早出成果、快出成果、多出成果,总是追求眼球效应,于是造成了学术上的浮躁。但真正的学者却不是这样。他们不抢眼,愿意潜心研究;虽然默默无闻,但学术却主要是靠这些人推动的。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在研究生教学方面。可以这样认为:一个好的老师,他的主要职责,应当是给学生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道理就是前面说过的:每个学生都有发展的天性,越是聪明的学生越是具有发展的生命力。但正因为这样,越是聪明的学生就越是需要管理,需要一个好的“树型”。不同的老师教学风格不同,有的宽松,有的严格。经验证明,宽松的老师可以让一部分好学生继续发展;但只有严格的老师,才能让所有愿意学习的学生都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因为每一个学生都是需要规范的。

今天,我在这里宣传做减法,主要目的是鼓励同学们自我剪裁,主动去尝受学术的甜头,也尝受学术的苦头。事实上,每一个成熟的学者,都尝受过苦头,甚至经受过失败。我们从事的是科学的事业,怎么可能只有成功而没有失败呢?何况学术的本来目的未必就是追求成功,它也可以当作人生经历来实现其意义。从这个角度看,通过某种成功、某种进步而习得学术规范,或者通过某种失败、某种退步而习得学术规范,这两者,对于我们都是很好的事情。为此,我愿意这样来概括我的经验:不管什么样的学生,都要注意在成长过程中做减法,剪裁自己,而防止自我膨胀。因为一味讲自由生长,一味追求膨胀,势必违反规范,也违反规律。而没有规范就不能进行学术对话,不遵循规律就会造成学术上的浪费。总之一句话,只有注意做减法,才能保证学术发展的质量。

结语

以上十条,主要是我在攻读两个学位过程中的经验。这个过程,也就是我开始掌握古典文献学的过程。所以我把它们作为进入学术工作的必要准备介绍给大家。这样做也意味着,在我看来,古典文献学不仅是一门知识,不仅是文史各学科的基本技术;而且,它是一种思维方式,是我们民族的优秀的学术传统。要掌握文献学,首先要掌握这个思维方式,掌握这个学术传统。以上十条,大概可以代表它的要点。现在,让我们再把这些要点复习一下:

(一)学术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从事实出发,包括从文献对事实的记录出发。

(二)文史学者必然要面对古代史料,因此,其基本功是读熟若干种古籍。

(三)学术工作就是寻找、阅读、分析材料的过程,只有学好文献学才能具备独立研究的能力。

(四)中国传统学术重视文献学的运用,其基本方法是即类求书,因书究学。

(五)做到“读书得间”的诀窍是在比较中认识资料,首先同背景资料比,其次同相近资料比。

(六)“博大精深”四个字,关键是“深”。小题大做和做减法,是取得学术深度的重要途径。

如果大家记不住十条的话,也可以记住以上六条。至少要记住两条:一条是从事实出发;另一条是学会做减法,注意小题大做。为什么强调这两条呢?因为这两条可以节制不合理的欲望,也可以改变不合理的习惯。年轻人总是想方便简捷地驾驭世界,但慢慢会发现,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只有具体细微的认识才能成为坚实的认识。另外,认识的过程就像登山的过程,每一步都要踩稳,一蹴而就的想法只会导致摔跤。从这个角度看,文献学是一个绿色学问,它可以保证我们持续地、健康地发展。四川师范大学素有重视基础训练、重视文献学或材料学的传统,有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这两个积累深厚的专业。我的以上认识,正是和这种传统、这种积累一致的。

写作于2011年前后,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14年第1-3期。

编辑:叶琦琪 欧玲艳 李诗琪

初审:陈源源 张真

终审:孙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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