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大中文 | 王小盾：进入学术工作的十条经验
王小盾
王小盾，文科资深教授。
1982年、1985年分別获得文学硕士、博士学位，先后师从王运熙先生、任半塘先生。1993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94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担任上海师范大学、扬州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其学术具有博大与精深相兼的特点，在中国早期艺术与符号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敦煌文学研究、东亚汉文献研究领域均进入学术前沿，代表作有《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汉唐音乐文化论集》《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等。
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一般项目1项、浙江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1项；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3项、省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4项、二三等奖多项及中国图书奖荣誉奖、全国优秀古籍二等奖等；已出版学术专著21部，发表学术论文185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刊文10篇。
部分著作
进入学术工作的十条经验
我在四川师大音乐学院向青年教师作过一次演讲，本文是这次演讲的讲稿。我曾多次向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音乐文献学”课程，实际上，讲稿就是在这样的课程中形成的。现在，每当新生入学，我也会向文学院的研究生讲解大致相同的内容。之所以反复说这一番“老话”，是因为我觉得老话有“经常”的意义，涉及某种普遍性[1]。何况，这些话是讲自己的经验，向听众提供的与其说是一门知识，不如说是获得知识的方法，因而有其价值。这也就是老话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另外从内容上看，这里讲的是我作为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时候的经验，其实也就是讲1980年代初期的研究生教育，可以反映某种传统。大家是不是知道，当我们“与时俱进”到21世纪以后，我们也丢失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为此，需要用“反思”的方式——回过头来学习传统的方式——进行总结。总之，今天我讲的是个人的经验，也许有独特性，也许又有片面性，供大家批评、参考。
[1] 《玉篇》卷二七《系部》释“经”：“常也，经纬以成缯帛也，法也，义也。”
· 六年的经历 ·
1994年，我应《古典文学知识》的邀请，写过一篇《我的学术经历》，其中有以下一段话，讲我六年的研究生学习。今天我打算从这段话中概括出进入学术工作的十条经验，逐一作点解释。请大家注意括标阿拉伯数字的那些文句：
1979年，我作为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提前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被复旦大学录取（1）。从此以后，由王运熙老师引导走上了学术道路。那时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按导师要求，对《史记》《汉书》《论语》《孟子》《诗经》《楚辞》《文选》《四库全书总目》等经典著作及其注疏书作了反复阅读（2）（3）。我很崇拜王老师，对他的只言片语铭记不忘。于是在阅读上述作品的过程中，注意加强自己在文史各方面的知识素养，也懂得了客观而完整地掌握历史著作的重要性（4）。这时我也读了许多学术名著，例如清代学者的考据学著作、近代几位史学大师的论文集，以及王师所著的《六朝乐府民歌》、《乐府诗论丛》等，这使我注意到传统文学研究之外的一些学术领域，对王师习惯使用的“读书得间”的方法（5），或者说重视从历史条件和事物联系方面来研究古代文学艺术的方法，有所领会。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明曲本色论的渊源及其在嘉靖时代的兴起》（6），即曾尝试在较广阔的历史视野中，联系作家生平及其文学创作实践，来对文学思想之变迁加以考察。
1982年，在完成硕士阶段的学习之后，我又师从任中敏先生，成为扬州师范学院隋唐燕乐歌辞方向的博士生（7）。这三年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一方面因为任师的要求严格，另一方面也因为更换了一个专业，必须付出加倍努力：三年的读书量远远超过了过去的想象。那时总是凌晨五时起床，往任师处报到，然后紧张工作到深夜；一年里只有春节那一天可以休息。当然，天道是酬勤的。由于任师以他在“唐艺发微”方面的巨大建树为我的工作提供了资料基础，又以他勇于开拓、勇于批判的宏伟气概鼓舞了我的学术自信，我获得了一次超常发挥的机会。从技能培养的角度看，任师注重博大的学术作风迥异于王师注重精审的作风，这也恰好在我身上形成了一种互补（8）。我按照任师的指导及其工作习惯，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之前编辑了一部资料考订性质的作品《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借此对隋唐五代音乐文学资料作了一次全面清理（9）；同时也按照王师的习惯和方法，注重运用目录学的成果，注重专书研究，比较细致地探讨了清商曲与相和歌的关系、琴曲发展与《胡笳十八拍》之年代的关系、《乐府诗集》的史料来源等问题。总之，幸赖两位好老师的指导，当六年研究生生活结束之时，我毕生的学术事业便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现在，我就从那些括标阿拉伯数字的文句中，提出十条经验加以介绍。
01
从事实出发，而非从原则出发
这是第一条经验。
我在家乡读大学（江西师范学院南昌分院）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有一种特殊的冲动——迅速把握知识世界的冲动。好像只有对世界进行比较简便的解释，并且在这种解释中获得某种自信，内心才会平衡。所以，在1977年、1978年，也就是大学一年级，我把朱光潜、宗白华先生翻译的书、编写的书，比如《西方美学史》《美学》《判断力批判》，基本上都读过一遍了；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的愿望是学美学。
但命运有时候是很照顾人的。报考的那年，恰好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招美学研究生，相近的专业只有两个：复旦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和另外一所大学的“中国古代文论”。我糊里糊涂就选了复旦大学。现在看来，这个糊涂之选，是我一生中最走运的事情。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和“中国古代文论”看起来相似，它们的研究对象相同——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但在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专业，它们在方法上有很大区别。——大家是不是这样认为：专业的区别往往表现为研究方法的区别？复旦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专业，是从中国文学史等本土学术中产生的专业，倾向于从中国文学的实际运动出发来观察理论现象，加以研究；而古代文论专业却不大相同。它是在外来因素的推动下产生的，倾向于依靠某种认识框架，直接对古代文学理论进行分析和解释。
关于以上这一区别的来源，说起来话很长。简单说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是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分支；而古代文论却不是这样。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文艺学的影响下，北京办起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讲习班。中国古代文论这个专业，就是由这个班的学员们在后来创建的。其基本路线便是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学批评的资料。如果从方法角度来看这两个专业，那么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是重视归纳的专业，讲究从事实出发来取得理论认识；古代文论是重视演绎的专业，讲究用某种理论框架——比如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模式——来解释事实。20世纪50年代有两个比较著名的学术命题，一叫“论从史出”，二叫“以论带史”。两个专业的区别也正好对应于这两个命题的区别。在那个时候，尽管也有人讲“实事求是”，搞“论从史出”，但“以论带史”却是一个更加时髦的潮流。
有一句老话说：“郎怕选错行。”我很庆幸，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没有进入“以论带史”的专业，而走上了一条比较务实的学术道路。为此，我愿意把我的宝贵经验推荐给大家，这经验就是“从事实出发，而非从原则出发”。我的意思是：现在学术界学科林立，但“学科”不等于“科学”。若要对这两者加以判别，那么你就要看，这个学科的理论是不是能够解释经验事实。换一句话说，要看它的方法论：是从事实出发，还是从原则出发。马克思本人就表述过这个意思：科学研究的正确方法是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语中说过一段有道理的话：“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现在的学术界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永远都有从原则出发的人；永远都有人喜欢制造缺少真实性的东西，就像制造海市蜃楼。为什么呢？因为海市蜃楼不光美丽，而且制造起来非常容易。因此，制造海市蜃楼的工作很容易诱惑青年人。怎样破除这种诱惑呢？我想，大家不妨观察一下、注意一下两个浅近的事实。第一是注意自己的经验。我们认识事物，是不是从事实开始的？让我们放心的那些认识，是不是和经验相契合的认识？做学问同样如此。那种轻易产生的认识，决不会是真理。第二是注意学术史。20世纪学术史有一个重要贡献，那就是用科学的认识、经分析得来的认识、同经验事实相联系的认识，代替了笼统的认识——例如古典哲学的认识。学术史的这一成绩巩固下来了；事实上，在学术史上，也只有同经验事实相联系的认识才能巩固下来。20世纪80年代，在文学研究界出现过一种新方法的思潮，也就是主张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艺术的思潮。这一思潮不像50年代的“以论带史”的思潮那样幸运，没有得到政治的支持，于是在实践中遇到很大阻力。从积极方面看，它被各种传统的方法消化了；从消极方面看，它变形了，可以说基本失败了。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只有从事实出发，我们的认识才能接近真理，而这种认识也才有生命力。在学术研究中，当我们遇到困惑而无法抉择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去寻找新的事实。尽管归纳与演绎都是思维的方法，都是学术工作的方法，但它们有主次之分。从事实出发的归纳法，通过归纳而获得认识，是进行演绎的基础。
02
读原著
这是第二条经验。
在研究生阶段，按照王运熙老师的要求，我对《史记》《汉书》《论语》《孟子》《诗经》《楚辞》《文选》《四库全书总目》等经典著作及其注疏书作了反复阅读。这样做，最大的收获是熟悉了原著，也懂得了读原著的必要性。与此相联系，我还懂得了学习的方法和道理。我们的必修课有四门：一是中国文学史，二是中国思想史，三是中国历史学，四是文献学。这些课程都是围绕原著展开的。比如，中国文学史课从仔细阅读《诗经》《楚辞》开始；中国思想史课从仔细阅读《论》《孟》《老》《庄》开始；中国历史学课从仔细阅读《史记》《汉书》开始；文献学课从仔细阅读《四库全书总目》开始。这样做，就把现代的教育同传统的国学教育贯通起来了，也避免了在知识传授上支离破碎的毛病。我们学校管理研究生教学的老师，是否也能按这一方式作安排呢？
在以上四门课中，最基础的应当是文献学，因为它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学科的材料学。所以王老师多次强调了《四库全书总目》的重要性。我在工作中对这一点体会越来越深，因为《四库全书总目》的意义就是可以指导读原著。研究生年轻，脑筋好，只要用心就能学好，这时候更应该读好原著。因为研究生阶段的阅读有决定意义，它达到什么水平，我们这一辈子的知识素养也就达到什么水平。研究生阶段一旦结束，那种纯粹的读书生活就很难得到保证。所以在这个阶段大家一定要努力读书，好好读几部原著。这是治理文史之学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围绕读原著来进行课程考试，那么考试的方式会很不相同，即主要考察对古代经典的熟悉程度。比如我后来给研究生上《史记》课，考试中就有这样一项：找一段原文，翻译成现代白话，看你能不能理解原著；或者反过来，提供一段白话文，让你复原为《史记》原文。很多同学上过这门课，成绩不错，基本上都达到80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大家从四个角度读懂了《史记》。首先是语言学的角度，把《史记》当作古汉语的典范作品来读，读懂了，熟悉了最经典的古文；其次是历史学的角度，把《史记》当作第一部中国通史来读，读懂了，了解了汉以前的中国史；再次是史学史的角度，把《史记》当作第一部纪传体史书来读，通过比较而认识了其它史学体裁，比如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最后是文学史的角度，把《史记》当作文学叙事法的经典和文学典故的渊薮来读，读熟了，具备了很好的文学基础。大家看看，读原著是不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情？
03
寻找材料、阅读材料、分析材料
——关于学术能力的三句话
现在讲第三条经验。
提一个问题：在各位看来，所谓“学术能力”指的是什么？是逻辑能力还是记诵能力？事实上，很多老师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有人认为是记诵能力，所以要求学生背诵原典——有的背诵《史记》，有的背诵《说文解字》，有的背诵《资治通鉴》，有的背诵《十三经》。这样做是有道理的，符合远古时代训练巫师的传统，古代人一直是这样学习的。另外有人认为是分析能力，所以强调思维训练，要求通读西方哲学史。现代学者喜欢这样做。从西方学术的角度看，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西方学术面对的古文献不多，思考更加重要。不过王运熙老师认为，进行文史研究，最基本的学术能力却应该是三句话的综合，即找得到材料，读得懂材料，能够分析材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对于文史研究者来说，学术工作就是一个找材料、读材料、分析材料的过程。
以上这三句话，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并不容易。要找材料，就要熟悉中国古代的文献学，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要熟悉图书馆，了解资料的有无，以及资料的分布。要读懂材料，就要有尊重古书的态度，同时有读古书的丰富经验，掌握基本的语言学知识，起码认识繁体字。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分析材料。
正如上面说到的那样，现在人喜欢片面地讲分析材料——只讲分析材料而不讲其它。这样做，就好像在造空中楼阁。这种习惯，在我看来就像造海市蜃楼的习惯一样，出发点是某种浮躁，缺点是不踏实。其实，只有建立在找得到材料、能够阅读材料的基础上，我们的研究才是可靠的。正因为这样，王运熙老师才用刚才讲到的方式来安排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历史学和中国文献学这四门课程。这四门课程可以归纳为两个类型：中国文献学主要解决找材料的问题；其它课程解决读懂材料的问题，以及分别从文学、史学、哲学角度分析材料的问题。
我们当时的课程结构就是这样的。按现在的研究生管理制度，这样做可能很难了。有关方面今天来一个教材，明天来一个检查，大家学会了应付，却难有时间练习基本功了。
不过，妨碍我们亲近原始资料的因素，却不能只归结为制度，而首先应当归结为思想方法。比如有人认为，我们要培养天才式的青年，也就是培养鲁迅、郭沫若那样的人，所以要重视思想，而不是资料。我看这个观念就有问题。首先，教育必须面向普通人，而不能面向天才。因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天才是不可能用人工方法制造出来的。其次，即使聪明人，也需要笨功夫，需要基础教育。鲁迅、郭沫若那样的人，同样作了很扎实的基本功训练，比如鲁迅在青年时代抄了大量古碑，整理了《古小说钩沉》等大量古籍。再次，只有联系于经验事实的理论才是有价值的理论，天才的卓越之处正在于他们熟悉资料和事实，使他们成功的路线同样是从资料和事实出发；倘若他们不这样做，他们也会犯错误。所以有句老话说：“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的思想力量。”总之，若是不讲找材料、读材料，而只讲思想和分析，那么，培养出来的人其实是一些只会玩弄巫术的人。
04
即类求书，因书究学
——完整地掌握历史著作
这是第四条经验。
如果我们给中国传统学术作一个总评，那么，它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呢？据我看，就是“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即类求书指的是以目录学为治学门径。古代目录学讲究分类，用分类的方式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就是通过分辨古书的部类及其源流来说明一门知识的结构。以这种结构为背景，无论是寻找材料还是治理学问，都很方便。这种情况，我想大家是容易明白的。在图书馆里面，书是分类排列的；在商店里面，各类物品也是分类排列的。为什么要这样排列？既是为了方便挑选，也是为了方便比较，可以收到触类旁通之效。在面对资料、面对研究对象的时候，我们同样要有分类的意识。
不过，关于因书究学的道理，一般人却了解不多。因书究学是指通过研究一本书去建立一门学问。这最初是中国经学的特点，也就是把六经作为课本，对它进行解释，并建立解释的系统。后来，因书究学成为中国文献学的主要内容，进而成为国学各部门的常用方法。这是很有道理的。
为什么呢？因为因书究学代表了一种充分尊重原始材料的方法论思想。它认为，对认识的客观性的强调可以落实为对古书的尊重。具体说来，既要注意古代书籍在年代学、史源学上的意义，又要尊重它的完整性。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的研究者是不太在意古书的完整性的。例如《文心雕龙》研究，通常就没有把《文心雕龙》这本书看作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而采用“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的研究方法——有的人通过它研究创作思维，有的人通过它研究风格，有的人则研究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如此等等——通常从现代概念出发，而违反了尊重古籍完整性的原则。当然，也有人不这样做，而是把《文心雕龙》这本书看作一个有机的系统，充分尊重它的形式，尊重由它的篇章结构所包含的信息，进行“因书究学”式的研究。复旦大学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这样。
孙晓晖博士《两唐书乐志研究》出版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序文，其中讲了一个考古学家的故事。我说，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在中国的历史并不长，充其量不到一百年；在此之前，另一种考古学家早就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了。这种考古学家是一些暴发户。他们一手拿着铁钎（考古学的名称叫“探铲”），一手拿着竹竿，每发现一个古墓，就用铁钎打出孔道，然后顺着竹竿滑入墓穴，迅速取走一切可以取走的东西。这让现代考古学家总是觉得沮丧，因为在他们到达现场之前，好东西都已经捞完了。这种古代考古学家是以“挖宝”为目的的，他们造成了一批被称作“存世文物”的可怜的宝贝。这些宝贝可以像艺术品那样供鉴赏，供摆设，供拍卖，却不方便用作历史研究的资料，因为宝物身上的年代信息、地理信息都被破坏了。可见挖宝纵然痛快，却很糟蹋学术。现代考古学家与此不同。他们讲究发掘工作的科学规范，讲究按单元全面地揭露遗址，注意地层，注意遗物的位置、布局及其变迁，还注意对遗物作类型学研究。他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完整地保存遗址和遗物的历史信息，以全面再现人类历史的真相。在他们看来，前一种考古学家只能算是“盗墓贼”。实际上，所谓“因书究学”，它的思想是和现代考古学的思想相通的，它的目的也是尽可能多地保存古文献的历史信息。
举个例子，当我们研究中国史学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要研究史学体裁的形成。比如《史记》，从组成部分看，它先是“本纪”，其次是“表”，再次是“书”，再次是“世家”，再次是“列传”。《史记》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结构？其历史文化原因是什么？《史记》体裁为何会影响到其它史书，以至于形成一个“正史”系列？这些问题是中国史学史的重要问题。同样，每一部古代典籍，其结构本身也是有意义的，不能在研究中忽略。王运熙老师在年轻时候写过一本很出色的书——《六朝乐府与民歌》。它实际上就是对《乐府诗集·清商曲辞》八卷的研究成果，是采用“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方式完成的。王老师写过一篇《研究乐府诗的一些情况和体会》，附录在《乐府诗述论》一书当中，介绍他的研究心得。他说到这样几点：第一，学术上的进步“首先得归功于懂得一点目录学”；第二，“要把力量集中在主要的资料上”，比如“仔细阅读《乐府诗集》中的清商曲辞”；第三，“要理解乐府诗，必须懂得乐府诗的体例”。这些说法，合起来就是“即类求书，因书究学”。
王运熙教授手迹：
纪念《六朝乐府与民歌》出版五十周年
05
读书得间——两种比较：
同背景比，同相近事物比
这是第五条经验。
在座各位是不是知道“读书得间”这个词？回想起来，这个词大概是在1980年代初流行的。那时上海古籍出版社为陈寅恪先生编辑出版了一套论文集。大家谈到陈寅恪治学特点的时候，喜欢用“读书得间”这句话，意思是说他能够从一本书的字里行间读出旁人认识不到的意义。这话和“读常见书”的说法有关。陈寅恪先生就是主张读常见书的。“读常见书”的说法流行于20世纪前期。那时出版印刷事业大大发展，普通图书不足为奇了，稀见书被人视为珍宝，于是造成一种倾向——以稀见书自炫的倾向。正是针对这种倾向，学者们提出读常见书的主张。比如钱穆说：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陈寅恪说：中国书虽然多，但值得读的不过几十种，其他无非是抄来抄去。按照这种观点，书读得好不好，就要看你能不能读出深刻的心得，是不是能够“得间”。
对于现在的文史研究者来说，是不是应该提倡“读书得间”呢？我认为应该提倡。这一方面是提倡一种学习策略：读常见的书，也就是读古代知识分子反复阅读的书。这些书是其它各种书的基础，代表了民族文化的重要积累，当然是我们阅读的重要对象。另一方面，它也是提倡一种学习方法：要从常见书中看出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只要这些东西能够被证明是真理，那么，我们就对知识有所贡献，建立了实在的学问。
从学习方法的角度看，如何才能“读书得间”，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得间”的要点，是要学会在比较中读书。“比较”的要点则有两方面：一方面要注意同背景比，另一方面要注意同相近的事物比。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上述两种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比如，我们之所以能看清对面的人，是因为那人的身体同背后的景色有反差。又比如有句老话说：“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意思是说要把相近的事物进行比较，从比较中得出认识。总之，我们是在比较中看清楚事物的。陈寅恪读书也是这样，读一本书的时候，他总是要去找很多相关联的材料——背景材料和类似的材料——进行比较，先是反反复复地写眉批，然后把眉批写成书。《元白诗笺证稿》就是这种采用眉批或注解的方式完成的书。看看其中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归纳出“读书得间”的要点：其一，是和背景材料作比较；其二，是和相类似的材料作比较。
中国另外有一句老话，叫做“不动笔墨不读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在读书的时候要点句逗，要校勘，要写眉批，这样才能读懂。这不同于现在人的读书，只是在书上划很多平直的或波浪的下划线。这种下划线，只代表你对书中的内容被动地接受了；而前者那种点、校、批，则是主动地寻求理解。由此看来，“读书得间”既是一种读书的方法，也是一种文献学的方法，因为在读书过程中要运用版本学、校勘学的手段。一旦了解了古人的读书习惯，我们就知道，中国的版本学、校勘学等等，也是在读书过程中产生的。──古人的习惯是：每当他得到一部好书，就要去寻找最善之本，来校勘它、补正它，使它成为真正的善本。这种做法正是“再造善本”。这和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再造善本”工程不太一样。现在的方式是影印古书，是一种工艺行为；古代的方式则是通过校勘来追求古本，把较晚的版本恢复成最早的版本，是一种学术行为。
除掉以上所说的那些意义之外，“读书得间”还有一个意义，也就是把读书上升到游戏的境界。实际上，所谓学术，也就是进入游戏境界的读书──通过读书来发展自己追求真知的本性，完善自己。不知道在座各位是不是同意我的看法。我想，对于古代人来说，这种看法是很容易理解的；也就是说，会有很多人把学术看成是一种游戏、竞技和自我完善。比如古代学者讲究“以不知一事为耻”，认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前一句话有竞技的意思，后一句话则是讲读书以完善自己为目的。陈寅恪也有这种心态。他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意思是说：一个人不做无用的事，怎么去打发自己的一生呢？这说的就是学术的非功利性，也就是游戏性。陈寅恪这句话，人们一般认为他想表明某种谦虚，但在我看来却不是这样——实际上表明了一种自信。因为以自己的一生来做“无益之事”，这是一种高超的境界，需要很高的能力。大家是不是比较过大学和中专的区别？是不是知道，中专教的是手艺，是明显有用的知识和技能；而大学教基本理论，教不那么有用的知识？如果再把大学部和研究生部作一比较，这区别就更明显了。总之，有用的知识是有限的，而未知（包括未知其用）才是无限的。我们读书，越读到后来，就越需要探索，学到的东西就越是无用了。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无益之事”，也就是超越现实之事，庸人是不懂得它的高妙的。
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明白以上这个道理的人不太多；但在其它地方却不是这样。我在韩国教书的时候，曾经让汉阳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讨论什么是“学术”。一个同学说：“学术就是研究地学习。”说的对吗？对，说到学术在方法上的特点，第二个同学说：“学术就是对事情问一个为什么。”说的对吗？也对，说到学术的求知本质。到第三个同学，这说法就不同了。他说：“学术就是研究没有用的知识。”这话说的对吗？我认为，说的更加透彻。高超的学术是自由王国的活动：看起来是研究宝塔尖里的事情，其实是在思想认识上实现不断的超越。怎么能够拿有用、无用来限制它呢？真正的学者自然懂得这一道理，不去追求有用于世；相反，他们愿意为兴趣而工作，愿意在无益之事上消耗自己的一生，同时也借这种无益之事检验自己的水平。陈寅恪晚年的时候，双目失明，这时他却写了一部考据性的著作《柳如是别传》。这事引起了很多争议。有些学术官员批评他说：你有这么大的本事，怎么为一个妓女作传呢？怎么不去写一本中国通史呢？甚至有人说：你这种学问，同现实斗争有什么关系呢？这些批评是很可笑的，完全不知道搞政治同搞学问的区别，甚至不知道学术起码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在我看来，这本书其实是“读书得间”的一次实践。除了“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之外，写这本书还有两层意思：一是要表明考据学的力量，它能够超越双目失明的限制，而达到如此精密的程度；二是要从汗牛充栋的典籍里，从文字的缝隙当中，找出一个卑微而伟大的人生。我相信，这书是会作为20世纪的思想财富流传下去的。
2007年春，在首尔奎章阁调查古籍
06
小题大做
这是第六条经验。
许多好学者都有小题大做的经验，这一经验甚至上升成了研究工作的策略和原则。讲小题大做，其实质是讲透彻地解决问题；其相反一面则是大题小做，讲宏观。当然，做学问既要有显微镜又要有望远镜，也就是说，既需要微观地看问题的人，也需要宏观地看问题的人。不过，我们日常的研究工作，主要任务还是解决问题。那么，能不能深入地解决问题呢？这往往取决于我们的研究方法——是小题大做，还是大题小做。
关于小题大做，有一个常见的误解，也就是认为它在视野上过于狭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这样。打一个比方，人们灌溉农田，需要引水，常见的办法是开渠；但还有一种方法，也就是打井。把井打到十米深，也许方圆一百米的地下水就流过来了；若打到二十米深，那么，流过来的水可能就是方圆几公里。这就是说，深和广是不冲突的，博大和精深往往可以兼容。这也就是我理解的做学问的诀窍。按学术界的通常表述是“掘井式的研究”，按我的经验是通过深度可以追求广度。尽管不采用这种“掘井”方法也可以成功，比如梁启超；但历史地看，能够更久远地留下来的学术成果，还是通过“掘井式研究”获得的成果。各个领域的真正的专家，都是喜欢作掘井式研究的人。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为《明曲本色论的渊源及其在嘉靖时代的兴起》。它就属于小题大做式的研究。我是在1979年夏天开始攻读研究生的。前面说过，按老师的要求，一进校就阅读《史记》《汉书》《诗经》《楚辞》《四库全书总目》。接下来几个学期也是阅读原著，只不过换成了《昭明文选》、《乐府诗集》《文心雕龙》，或者唐宋时代、明清时代的总集和别集。读到三年级第一学期期中的时候，眼看其它专业的同学都在写学位论文了，我不由得着急起来；但王老师提也不提论文选题一类事情。有一天（大概是1981年11月）我觉得不能再等，便利用师生见面的机会，硬着头皮问：“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写硕士学位论文？”王老师的回答很干脆：“要写。”不过他指导选题的方式是让我回忆近几年来的读书收获。我在阅读宋代文学书的时候，曾经注意到词家讲“本色”的现象；在阅读明代文学书的时候，又注意到曲家讲“本色”的现象；我并且研究过这两件事的关联。考虑到“本色论”是我近几年阅读中比较有体会的问题，我于是就在王老师的指导下，选择词曲本色论作为学位论文研究的方向了。
为什么说是“方向”，而不说是“题目”呢？这是因为，我一直到这个学期结束，才把题目确定下来。起初是发现词本色论和曲本色论的材料很丰富，若自由发展的话，学位论文将写成《中国文学中的本色论研究》。这样写未尝不可，但词和曲两方面都不可能深入。我于是在这个大题目上砍了一刀，砍去了词本色论部分，打算重点研究戏曲的本色理论。但一旦这样做，我又发现问题仍然太复杂，因为不同时代的戏曲本色论各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内涵。为此，我在自己所积累的资料中找到两个最有发掘价值的问题：一是戏曲本色论性质如何？它同词本色论有什么关联？二是戏曲本色论为何在嘉靖时代兴起？找到这样两个问题以后，我又在论文题目上砍了一刀，砍去万历以后部分，决定重点研究嘉靖时代的戏曲本色论──其实是嘉靖朝最后十年中的本色理论。表面上看，我的硕士论文选题的过程，是题目不断改小的过程；但在实际上，它是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因为，只有把题目改得足够小，我们才可能立体地观察事物，才可能“尝试在较广阔的历史视野中，联系作家生平及其文学创作实践，来对文学思想之变迁加以考察”。按老子的说法，这叫“损之又损”。
从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这件事中，其实可以得出两条经验：一是要讲“厚积薄发”。研究生学习，最重要的事情是“学”，是打基础，决不能人为地揠苗助长。那种违背事物成长的规律，盲目提倡“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做法，既危害科学，也贻误青年。二是要讲“小题大做”。在我看来，研究生论文选题，无论如何都不嫌小，就怕大。大家或许都认识陈铭道教授──他既是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又是成都人──那么，知道他是怎样选择论文题目的吗？他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川剧高腔帮腔中的语气词拖腔研究》。他通过语气词拖腔来研究帮腔，通过帮腔把川剧高腔最重要的特点说清楚了，说深刻了。这就是一个极小也极好的题目。
07
看起来难的事情容易做
这是第七条经验。
1982年，我在完成硕士课程以后，报考了任半塘先生的博士研究生。为什么选任先生呢？原因是：我在写硕士学位论文的时候读了他的书，非常敬佩，也很惊奇——在扬州那样一个不通火车、不通飞机的小地方，怎么会有这样的大学者？有这样鲜明的学术个性呢？当时《光明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说他要招收“隋唐燕乐”专业的博士生。我一看到消息就决心报考了。不过，等到复习迎考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有点鲁莽：隋唐燕乐是一个我根本不懂的专业。甚至可以说，什么叫作“燕乐”，我也不明白。不过我也知道，中国各高校都不存在“隋唐燕乐”这个专业；其他候选人和我一样，都没有在这个领域作过研究；如果报考，那么，大家都面临专业转换的问题。这样一想，我就不怕从零开始作准备了。事实上，在报考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遇到过相似的问题，也就是要报考一个陌生的专业。那时我的想法是“临阵磨枪，不快也亮”。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有道理的。这一次，我有更大的信心，我的想法于是上升成为“知难而进”。其中的道理是：看起来难的事情其实容易做。因为这种事情难在表面，难在开头，不用害怕。我们把最大的困难克服了，接下来不就容易了吗？而且，害怕困难是人的天性。如果难的事情大家都不敢去做，而你去做了，那么，你不就成功了吗？
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里面，我做了很多过去没想到或不敢想的事情。三年的容量，可能相当于通常情况下的五年到十年。除博士学位论文以外，我编定了120万字的资料书——《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博士论文也使许多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例如唐代音乐文学体裁分类的问题，大曲各类型之起源的问题，词如何产生和演变的问题，敦煌舞谱释读的问题，《胡笳十八拍》的创作年代问题，等等。所以我说：“由于任师以他在'唐艺发微’方面的巨大建树为我的工作提供了资料基础，又以他勇于开拓、勇于批判的宏伟气概鼓舞了我的学术自信，我获得了一次超常发挥的机会。”所谓“超常发挥”，其实是指一种人生的高峰体验──一个人忽然发现自己成了新人，远超过以前的想象。这种体验是很难得，很珍贵的。正是它进一步鼓励我去知难而进。因此，我很乐意向各位推荐这一经验。说朴素一点，这经验就是“看起来难的事情容易做”。
1985年5月，我在福建泉州遇到一些音乐学界的专家。在他们帮助下，制订了一个系统学习民族音乐的计划。当时的打算是：用一年时间在西安学习吹拉弹打；用一年时间去新疆做田野调查；再用一年时间去北京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于是，从扬州师范学院毕业以后，我立即坐上火车，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向黄翔鹏先生提出了攻读音乐学博士学位或硕士学位的要求。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计划和愿望最终都没有实现。不过，它们却持续地影响了我的学术发展，让我成为这样一个人——和中国音乐学界联系最紧密的外行学人。这仍然是有意义的。可以说，如果我没有知难而进的精神，如果没有“看起来难的事情容易做”的认识，那么，我就不会和中国音乐学以及其它学科结缘，也不会有那些关于超越的体会。
1996年8月，探望病中的黄翔鹏先生
08
天子狩猎和大禹治水
我经过王运熙、任半塘两位名师的指导，有一个重要收获是：了解了他们的学术风格。如何描写这两种风格呢？我觉得，可以采用“天子狩猎”、“大禹治水”这两个词语。用“天子狩猎”一词，可以概括王运熙先生的学术风格；用“大禹治水”一词，则可以概括任半塘先生的学术风格。
“天子狩猎”一词是我和同门学友曹旭通过讨论提出来的。它描写了一种有计划地选择范围，但自然地捕获猎物的活动。王老师的学术工作就是这样：第一，他总是依靠目录书的指引，选择阅读范围；第二，他随后仔细阅读这个范围中的书籍，边读边作索引；第三，到了某个定量，从阅读和书籍索引当中产生研究的方向和题目，他再做研究。王老师对六朝乐府民歌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他编写的《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书目提要》一文，展现了他所采用的“天子狩猎”的方法。
20世纪的新史学有一个观点，要注意研究长时段的事物，注意研究在历史上重复出现的事物。这意味着，做学问有一个诀窍：可以特别关注历史资料中重复出现的事情。这是因为，凡是这种重复，一定有特殊的原因；只要把这个原因找到了，那么，你就发现了新的知识。这个道理很简单，但一般学者却不这样做，他们总是追逐热点。追逐热点的人，往往是缺少自主性的人，因为热点是众人造成的，追逐热点意味着从俗。至少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追逐热点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若要自己发现问题，那么，自己就要变成一个首创者，而不是附和者。各位是不是知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这句话？这话见于《论语》，是孔子的话，意思是说：道德高尚的人像风一样，可以改变草的方向；道德不高尚的人像草一样，只能被风吹倒。一个研究者，当然应该有风的品质。为此，我建议大家采用我刚才提出的方法——注意研究长时段事物和在历史上重复出现之事物的方法，用来代替从俗的方法。所谓“天子狩猎”，正是对前一种方法的概括。通过王老师的著作，我们可以了解这一方法的优点。王老师不常写书，而重视写作论文，每篇论文都能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等论文积累多了，编成论文集，我们就看到，他在学术上的发现仍然形成一个系统。由此可见，“天子狩猎”是一种符合认识规律的学术方法。
同“天子狩猎”相比，“大禹治水”更富于计划性，同时也比较富于主观色彩。它的基本涵义是：设定一个研究范围，然后作穷尽式的研究——既穷尽这一范围中的问题，也穷尽这一范围中的资料。任半塘先生的散曲研究、唐代文艺研究，都具有这种“大禹治水”的特点。1950年代，任先生居住在成都水井坊，住在一个四方形的大院当中。大院很吵闹，他就建立了早睡早起的生活方式。每天早上，他背上一个背篓去图书馆，背篓中有热水瓶，有午饭，也有许多旧日历纸。他依靠这个背篓在图书馆读一整天书，随时把有关资料抄在用旧日历纸做成的小卡片上。到第二天，他利用早上安静的时间来整理这些资料，把日历纸贴上一本用旧报纸订成的大厚本。大厚本的页边上事先就用毛笔写好了章节名，比如“第一章，范围与定义”、“第二章，构成条件”、“第三章，形式”等字样。这样一来，他一旦把图书馆里的书读完，也就完成了著作的雏形——不仅做完了资料分类工作，而且大致确定了一本书的篇章结构。他于是以大厚本为草稿，一口气就写完一本大书。这就是“大禹治水”法的具体操作方式。
可以说，“大禹治水”是一种富于个性的方法，对其他人并不适用。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是，它要求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计划。这不太符合学术的本性。因为学术本来就意味着不断发现，不断改变自己，其过程因而是不断推翻原定计划的过程。但任先生有两个优秀的学术品质，使这一方法获得了成功。其一，他有很好的学术直觉，他通过长年积累，早就确立了立体地观察文学事物的习惯；其二，他有“竭泽而渔”的思想准备，这种工作重在进行资料梳理，而不是观点论证——或者说，是把观点体现在资料排比当中。四川教育学院龙晦教授告诉我：任先生在图书馆看书，是把古书一架一架全部看完的。因此，当他完成《优语集》这本书的时候，曾经自负地宣告：如果有人能在书中找出一条失收的资料，那么，他就赠送壹圆大洋。从这件事可以知道，所谓“大禹治水”，其实是一种全面占有资料的整体研究。
09
资料与理论并举
我在写作博士学位论文《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之时，借助任半塘先生提供的资料，编完了《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这是按照导师要求，作为论文准备而编辑的一部资料考订性质的作品。由于它和博士论文构成相辅相成的关系，既具有理论先进性，又具有资料的坚实性，也因为它代表两代人的合作，所以，这部《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获得了很多奖励，包括中国图书奖的荣誉奖、全国优秀古籍二等奖，等等。可以说，它的成功意味着一种学术方法的成功。这种学术方法就是资料与理论并举。
“大禹治水”的方法，其特点就是资料与理论并举。任先生每做一项研究，都是从资料搜集和整理入手的。比如在写作《敦煌曲初探》之前，先编纂《敦煌曲校录》；在写作《唐戏弄》之前，先编纂《教坊记笺订》和《优语集》。事实上，《敦煌曲初探》不过是对《敦煌曲校录》的理论总结，因为《初探》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在《校录》工作中提出来的。
资料与理论并举，这也是我向学生传授的最重要的方法。我在指导博士生的时候，通常会设计一项合作工作，即资料工作。做完这项工作，就放手让学生独立写作学位论文。比如，我和博士生马银琴合作编写了《诗三百年表》，马银琴则独立写作了《西周诗史》（后来扩充为《两周诗史》）；我又和博士生周广荣、何剑平合作编写了《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周、何两位则分别写作了《梵语＜悉谈章＞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敦煌维摩诘文学研究》。这些论文都具有资料翔实、思路新颖的特点。它们证明：资料与理论并举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资料与理论并举，事实上还意味着一种工作秩序。我们在进行一项研究的时候，如何开头，通常有两个选择：其一是考察学术史，也就是先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其二是阅读原始资料，也就是考察对象。前一种做法自然是必要的，因为任何研究都要从前人的基础上做起，都要有学术史的基础；但在实践中，我通常偏向于后者。我的做法是：先粗略了解前人的研究，主要了解他们所掌握的资料，然后马上进入对原始资料的阅读。一直到完成了作品初稿之后，我才重新阅读别人的成果。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致力于阅读、分析原始材料，避免在阅读论文方面浪费时间。这不仅因为原始材料永远高于他人的学术成果，而且因为相当一部分论文是“抄来抄去”的。这个道理大家都理解：写作之前，如果把别人的成果都看完看透了，可能就会像鲁迅所说的那样，让别人的思想在自己的大脑中跑马了。
10
做减法
这是第十条经验。
有一句话说：“发展是硬道理。”这话很对。我理解其中包含这样一个意思：在生活中，人们都会喜欢做加法，而不喜欢做减法。做加法是人的天性。
但是，有一件事，却让我懂得了做减法的必要性。
在读大学之前，我在农村劳动了十年，是在江西省贵溪县──在龙虎山北边不远──的一个农场种梨树。我们种的是出口的梨树，要求很高，比种水稻田还累，因为一年四季都有事情，只有农忙，没有农闲。不过，这农活项目不多，除收摘果实之外，无非是四件事：春天疏果，夏天施肥，秋天喷药除虫，冬天剪枝。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四件事情中，只有施肥是做加法，其他都是做减法。比如疏果，是要把所有果台上的多余果子都摘掉，每个果台最多只留下一个果。而在剪枝的时候，每根枝条上都要过刀，留下向外发展的树芽，让整棵树保持一个疏朗的形状。特别重要的是，剪枝时要把多余的树干锯掉，每一棵树只留下一根中央树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通俗的说法是“调理枝叶”。不过，当我们把这些事情做完以后，我们的果树便的的确确不同于野生的果树了。
野生的果树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特点是高大；第二个特点是丰满；第三个特点是果实繁茂。如果碰到一个外行，那么他一定会说：“这真是一棵好树。”但是懂行的人知道，这种果树徒有其表。树上的果子像是满天星斗，虽然多，但没有一个可以食用。这正好和我们的果树形成了对比。我们的果树不张扬，精干，年年结果子，而且结下的果实饱满甜美。这就像是训练有素的学者。而野生的果树呢？就像是另外一种人了。
我的意思是：做学问和种果树一样，也有做加法和做减法的问题。人们大多知道做加法，总是片面强调早出成果、快出成果、多出成果，总是追求眼球效应，于是造成了学术上的浮躁。但真正的学者却不是这样。他们不抢眼，愿意潜心研究；虽然默默无闻，但学术却主要是靠这些人推动的。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在研究生教学方面。可以这样认为：一个好的老师，他的主要职责，应当是给学生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道理就是前面说过的：每个学生都有发展的天性，越是聪明的学生越是具有发展的生命力。但正因为这样，越是聪明的学生就越是需要管理，需要一个好的“树型”。不同的老师教学风格不同，有的宽松，有的严格。经验证明，宽松的老师可以让一部分好学生继续发展；但只有严格的老师，才能让所有愿意学习的学生都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因为每一个学生都是需要规范的。
今天，我在这里宣传做减法，主要目的是鼓励同学们自我剪裁，主动去尝受学术的甜头，也尝受学术的苦头。事实上，每一个成熟的学者，都尝受过苦头，甚至经受过失败。我们从事的是科学的事业，怎么可能只有成功而没有失败呢？何况学术的本来目的未必就是追求成功，它也可以当作人生经历来实现其意义。从这个角度看，通过某种成功、某种进步而习得学术规范，或者通过某种失败、某种退步而习得学术规范，这两者，对于我们都是很好的事情。为此，我愿意这样来概括我的经验：不管什么样的学生，都要注意在成长过程中做减法，剪裁自己，而防止自我膨胀。因为一味讲自由生长，一味追求膨胀，势必违反规范，也违反规律。而没有规范就不能进行学术对话，不遵循规律就会造成学术上的浪费。总之一句话，只有注意做减法，才能保证学术发展的质量。
结语
以上十条，主要是我在攻读两个学位过程中的经验。这个过程，也就是我开始掌握古典文献学的过程。所以我把它们作为进入学术工作的必要准备介绍给大家。这样做也意味着，在我看来，古典文献学不仅是一门知识，不仅是文史各学科的基本技术；而且，它是一种思维方式，是我们民族的优秀的学术传统。要掌握文献学，首先要掌握这个思维方式，掌握这个学术传统。以上十条，大概可以代表它的要点。现在，让我们再把这些要点复习一下：
（一）学术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从事实出发，包括从文献对事实的记录出发。
（二）文史学者必然要面对古代史料，因此，其基本功是读熟若干种古籍。
（三）学术工作就是寻找、阅读、分析材料的过程，只有学好文献学才能具备独立研究的能力。
（四）中国传统学术重视文献学的运用，其基本方法是即类求书，因书究学。
（五）做到“读书得间”的诀窍是在比较中认识资料，首先同背景资料比，其次同相近资料比。
（六）“博大精深”四个字，关键是“深”。小题大做和做减法，是取得学术深度的重要途径。
如果大家记不住十条的话，也可以记住以上六条。至少要记住两条：一条是从事实出发；另一条是学会做减法，注意小题大做。为什么强调这两条呢？因为这两条可以节制不合理的欲望，也可以改变不合理的习惯。年轻人总是想方便简捷地驾驭世界，但慢慢会发现，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只有具体细微的认识才能成为坚实的认识。另外，认识的过程就像登山的过程，每一步都要踩稳，一蹴而就的想法只会导致摔跤。从这个角度看，文献学是一个绿色学问，它可以保证我们持续地、健康地发展。四川师范大学素有重视基础训练、重视文献学或材料学的传统，有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这两个积累深厚的专业。我的以上认识，正是和这种传统、这种积累一致的。
写作于2011年前后，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14年第1-3期。
编辑：叶琦琪 欧玲艳 李诗琪
初审：陈源源 张真
终审：孙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