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生产队时的光景

文：杨晓光

　　从1958年“人民公社好”，到1984年农村全面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存在了26个年头。与此相关联，作为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队，也同步存在于几代人的记忆中。自打我出生到离开农村老家，我对生产队的记忆没齿难忘。

　　生产队是农村集体经济的合作组织，是组织社员参加农村集体劳动的最小社会单元。我所在的昌黎县晒甲坨公社四村大队第三生产小队，队长徐宽，副队长徐春颖，另外还有记工员（会计）和保管员。生产队长对本队农业生产组织、按劳计酬的分配过程负总责；会计负责每日收工后记工分和平时收支帐目的统计保管，以及年终决算和分红统筹计算；保管员负责种子、肥料和饲料饲草的保管，以及生产队的车辆、木犁等生产资料及工具的管理，向喂牛喂猪的饲养员提供饲草饲料。

　　较大的生产农具如耕犁、耧耙、牛车等，由生产队添制和保管，人们下地干活随手使用的小型工具如锹镐锄镰等，则由社员家庭自行配备。生产队的固定资产屈指可数，无非是队部兼记工房、种子和饲料仓库、牛棚、猪圈、场院等。生产队的耕牛和饲养的猪仔，由饲养员统一喂养和管护。

　　每个生产队都设有固定问活派工地点，我们三队的派工点设在徐庆家门口的柳树下。树杈上挂着个废弃犁铧，队长提前到岗敲“铛铛”，男女社员听到“铛铛”一响，撂下饭碗披衣拿上干农活的用具，嘴上叼着块饼子一路小跑而来。当天干什么活，到哪块地里去干，听从队长的安排分配，问活派工分三次进行，分别为早晨、上午和下午。

　　在农忙期间，生产队男女老少齐上阵，我们小学生也不例外，学校放农忙假支援农业生产。捕捉啃啮庄稼秸秆的青虫，消灭病虫害，是我们小学生的主战场。早晨“铛铛”一响，当街徐宽一嚷，奶奶便从睡梦中叫醒了我：大孙子快溜的，响“铛铛”上工了。我揉着惺忪的睡眼，到派工点报到领任务。集中完毕，我们浩浩荡荡开赴庄稼地。灭虫的操作程序很简单，用手指从庄稼叶片的背面将青虫捏住、捻死，循环往复，满手都沾满了黏糊糊的害虫液体。直到太阳弹跳着升起来，我们一帮捉害虫的小社员蹦蹦跳跳地回家吃早饭。给庄稼捉一个早晨的害虫，挣足1分工。

　　收完了秋天的大田作物，也便到了耕种冬小麦的季节。“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我们这群放农忙假回生产队劳动帮秋的学生，分上午和下午两次听队长派工。哪几个人跟着点种的徐大伯，哪几个人和点种的李大伯一组。我们踩麦种很简单，只管走路就行。纵向排成一路纵队，沿着播撒了麦种的垄沟，一脚踵接着一脚踵地用力踩踏，这就叫踩种。踩种的队伍五六个人也有，七八个人也有，一路走，男孩一路打打闹闹，女孩一路说说笑笑，嗅着刚刚收割完毕的田野土腥味，吹着不时飘过来的送爽秋风，怎一个快活了得。趁着歇地头烟的功夫，我们到壕沟边、麦茬作物地头拔茅草、捡树枝拾柴火，趁人不注意，钻进豆子地薅一把饱满的红豆荚、黄豆荚装进衣兜。单等队长的收工号子一响，人人背着一捆干草，衣兜也鼓鼓囊囊，至于兜里装得什么货色，大家心知肚明，没人追究，毫不见怪，一路说笑地满载着收获回家。

　　晚饭后，每家派出一人到生产队部记工分，我和奶奶的工分由我到队部登记。记工员徐金义老叔，将每个社员出工干活的地块、时间和分值，在工分簿上做好登记，经出工社员确认后，再登记下一个人报出的工分。“工分工分，社员命根”，每户的工分总值，作为年终分红和分配粮柴的依据。我们三队好的年景分值高些，折合三毛多钱，歉收的年头一个工分充其量值一毛五分左右。大多年份年终分红没多大能水，一年到头的劳动分值刨除粮棉瓜菜，能基本持平就念佛了。那些孩子多劳力少的农户，经常到头来一算账，反倒欠着生产队的工分。我们三队的徐绵家就属这类困难户，一个寡妇带着挨肩六个半大小子，有人吃饭没人干活，后来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只好带着孩子远嫁到东北，一走多年杳无音讯。

　　生产队的队部是社员晚饭后经常相聚之处，人们记完工分，卷一支旱烟，或者点上烟袋，东村西店，山南海北一通神侃。赤脚医生徐金宝，吹拉弹唱无所不能，每晚都是当红主角，我们无一例外属于他的铁杆粉丝。他一人能演出整场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李玉和的唱段字正腔圆，李奶奶和铁梅的唱段，经过他的演绎，其惟妙惟肖的音色，丝毫不逊色于如今的李玉刚。

　　人们在生产队时期的劳动和生活，谈笑说唱之间，消除了疲劳，增添了欢乐，调适了心情。生产队存在的20多年间，人们战天斗地向贫困宣战，向贫瘠的土地要粮食，走过风雨同舟的日子，品尝了生活的甜酸苦辣，团结互助，喜乐共享，苦辛同担。那段尘封的故乡往事，犹如一坛老酒，酝酿在心，温暖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