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州三曲与苏轼密州的心路历程(上)
密州三曲与苏轼密州的心路历程
北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十月,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至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离开密州,赴任徐州知州,刚好两年。知密州的这两年,时间虽然短暂,但对苏轼来说,却是颇为重要的两年。首先,其创作生涯在知密州期间达到了一个高峰,不仅数量众多,先后创作并得以留世的诗词曲赋共计209篇；而且质量上乘,其中就包括脍炙人口的密州三曲:《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江城子·密州出猎》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在知密州期间的曲折复杂、矛盾挣扎,最终趋于平和、超然的心路历程,为苏轼日后磊落静定、恬淡从容、风雨不惧、宠辱不惊伟大人格的养成勾勒出了基本的轮廓。
一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伊始,便迫不及待地推行新政、实行变法。就变法本身而言,本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是幸事一件。但不幸的是,一则变法中的主要内容,或是理想色彩极浓而可操作性极差,以至于只能画饼充饥,或是过于激进、过于前卫而脱离了能植根的土壤；二则本应渐进式推进以便随时调整的变法,到了王安石那里非得以暴风骤雨之势强力推行方能遂意。鉴于此,居庙堂之高的有识之士,出于对国家命运担忧的公心,当然也不排除夹杂期间的保护自己利益不受侵害的私欲,几乎一边倒地反对,而支持的一方,则少之又少。可这一切不但没让刚愎自用的王安石有所收敛,反而更激起心中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斗志来。更为不幸的是,支持新政的宋神宗,其深埋于心中的理想主义和童话色彩较之于王安石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乎,一场变法的闹剧就轰轰烈烈地上演了。当然,闹剧上演的前提是保守派纷纷离开中枢机构,贬到地方任职,苏轼也在这一大潮中,由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贬为杭州通判。在通判杭州的三年里,虽然政治上依然不得意,好在还能在湖光山色中寻求些许慰藉,但“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超然台赋序》),最终等来的却是向神宗进言“如司马光、苏辙辈,复置左右,以辅圣德”的李师中贬为和州团练副使的消息。李师中被贬之日正是苏轼通判杭州届满之时(循朝廷的惯例,地方官任职满三年,均需另调他职),就眼前严峻的政治形势来说,请调返京,无异于飞蛾扑火。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苏轼上书朝廷,主动请求二番外任:“携孥上国,预忧桂玉之不充；请郡东方,实欲弟昆之相近(《密州谢上表》)”。这样的理由连苏轼自己也不相信,可朝廷中偏偏有人相信,本来嘛,外放杭州的真实目的一来是对苏轼加以惩戒,二来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隔断苏轼与神宗的联系,要知道,在变法之前,苏轼可是神宗皇帝颇为赏识的青年翘楚。既然苏轼有此意,朝廷也乐意做个顺水人情,不日,朝廷的上谕到达杭州,苏轼“罢杭州、徙密州”。
二
密州之于杭州,其差别何止天壤。杭州是朝廷序列中仅次于京城汴梁的一等上的大州,人间天堂,而密州呢,不过是一个六等下的荒蛮之地。虽然知密州一则是远离政治漩涡从而能自保避祸,二则也能在空间上拉近与苏辙的距离,以便将来情绪互诉、信息共享、意见互换,但真等到北上赴任的这一天,苏轼的心情还是低落到极致。瘦马一匹,孑然一身,唯一的动力就是期待与亲弟弟兼铁杆政治盟友的相见了。但天不遂人愿,这次刻意安排的见面却未能如愿,不仅以前的想法落空,反而平添了诸多惆怅。满腹心事无人可以诉说,苦闷、失意让苏轼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这一情形下,流传度不是很广但文学造诣极高的《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诞生了: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孤单的驿站、昏暗的灯光、霜气凝结的冬晨、刚刚从梦中惊醒的路人,寥寥几笔写尽了环境的艰苦；进而笔锋跳跃、由景及情,这样的不平遭遇、这样的颠沛流离,作者也只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凄惨惨地扶着马鞍,任心中往事翻腾了。即便是这样的境遇,苏轼心中不改的依然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抱负,是酬知遇、报君恩的情怀。故而在词的下阕,文风一扫上阕的凄凉失意,极为汪洋恣肆。想当年,苏轼兄弟来到汴梁,受知于欧阳修,一时名气大噪,再者,兄弟二人自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治国安邦,又有何难?本以为可以就此报效朝廷,辅佐皇帝干出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事来,可没想到的是不仅得不到朝廷的重视,反而在颠沛流离中虚度时光。沉吟之后,笔锋又是一转,用与不用在你,干与不干还在我呢?现在我们兄弟要做的就是喝喝小酒、偶有旅游、时不时地锻炼一下,过过神仙般的日子,又有什么不好呢?思想看似潇洒,但潇洒之后总有说不出的酸楚；表象看似超脱,但超脱背面是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住的落寂。在这番近乎孩子气的表述背后,是苏轼从九霄云外跌落人间尘埃的极度无奈；是欲进不得、欲罢不能的矛盾中的痛苦徘徊。
三
熙宁七年十二月三日,苏轼正式接任密州知州。由于连年“蝗旱相仍,盗贼渐炽”(《密州谢上表》),“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超然台记》)。其凄惨程度远远超出苏轼的思想准备。政治上的失意、思想上的苦闷、生活上的巨大落差,苏轼的心里百味杂陈,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心情一下子滑落到了冰点。人往往都是这样,在自己最无助、最痛苦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自己最重要的人。于是,在这一情形下,苏轼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已经逝去十年的结发妻子王弗。王弗出生于一个进士家庭,不仅聪明贤惠、知书达理,是生活上的贤内助；而且其政治素养和政治敏感性较之文人气质更胜的苏轼高出许多,是苏轼仕途开始阶段的好军师。可惜天妒英才,27岁便撒手人寰。爱妻离世,今又正好十年。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苏轼对爱妻的思念溢于笔端,史上第一首悼念亡妻的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诞生了: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十年了,亡妻孤单一人葬于老家眉山,诗人则四处漂泊流浪,如果说亡妻是“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那诗人呢?又与亡妻何异呢?爱妻去世不久,苏父也撒手人寰,苏轼将爱妻与老父亲的灵柩一道运回眉山老家安葬,可就连这样尽人伦纲常的普通之举,王安石辈也非说安放灵柩的船里夹带私盐而大做文章。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刚过四十的诗人,已是灰头土脸、鬓白如霜了,哪里还有半点当年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的样子?即使彼此相见,恐怕也是“相逢应不识”了。
在词的下阕,诗人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欲喜还悲、欲哭无泪的梦境:就是在昨夜,梦回家乡,正好看到爱妻在窗前梳妆打扮,“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为什么无言呢?因为诗人知道,爱妻一旦得知了对方处境,在明月夜里、在短松冈上,一定会寸断肝肠。苏轼与亡妻之间的情真意切、灵犀相通,跃然纸上、碎在心中,纵然是铁石心肠,也必然会为之泪落两行。（马识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