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人生观对比
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儒道是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儒家尊崇礼乐，向往着人与社会和谐并存，统一而和合，认为整个国家与社会应该按章按序运行，主张君臣长幼各循其道，如此方有美美与共的大同社会。而道家则恰恰相反，他们摒弃一切秩序和规矩，他们眼中人与自然是一体的，在自然与社会中“无为”进而成就“无我”，才是他们所爱。这样的观点也塑造了儒道两家截然不同的人生观与价值取向。
众所周知，儒家向往的人生是“出世”，是到社会的滚滚洪流中去建功立业。“立德”为先是儒家人生观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其主张人生在世无论有无功名，有无资财，都要有道德，德乃人生之基。《大学》开篇便直呼：“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讲的正是这样一个道理。对德的追求又是具体的，“格物、致知、修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样的人生观看上去朝气蓬勃，意气风发，令人热血澎湃。以汉朝举“孝廉”为官为始，以德治国的思想贯穿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
“立德”之后是“立功”。儒家的人生之道还在“亲民”，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与德相济，便成了我们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其人生态度积极进取，对国家与社会现实有强烈的责任感与关切。“以天下为己任”强调着人的社会性，高呼着人的社会历史责任，高度重视着人类生活的群体性，并以伦理关系解释人类群体生活的特征。简要而言，这是一种建功立业的济世开明的人生取向。虽说孔子曾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实际上，儒家的这种“隐”是一种蛰伏，是积蓄力量等待救国救民的韬光养晦。于是乎他们在这样的“隐”中也时时关注“邦”的情况，所以诸葛亮才能在刘玄德三顾茅庐之时，妙计连连，未出草庐而三分天下。试想倘若在“邦无道”的东汉末年，孔明先生真的是每日“隐”而吟诗品茗，他又如何识得曹操、孙权等辈，又怎知天下之势可成鼎足？答案只有一个，他“隐”是假，卧龙于野是真。在“邦无道”的社会中，类似诸葛亮这样的儒生更加渴望着“为万世开太平”，更渴望在这样的乱世中建立自己的功名。志在天下，心怀四海，这是儒家永远不会放弃的积极进取的人生之道。
在人生生死问题上，儒家一样有着自己的理解。因为对现世功名的执着，“重生恶死”成了儒家生死观的主旋律。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于生时践行自己的责任，努力追求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的理想。人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有限之个体，但却能通过道德学问之修养而超越有限之自我，而成人生无限之价值。“重生”的另一面，真正的儒生“恶死”而不怕死。陆游弥留之际仍在呢喃：“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他关切的早已不是自己的死，他念念于心的是那个支离破碎的国。文天祥在他临刑时的衣带上写下：“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视死如归，杀身成仁，这种与“重生”相矛盾的观念恰恰印证了儒家人生观的最高层次，“德”。生死何足道？有自己的道德与学问，这样的人生便可谓“安身立命”。这也是董仲舒所谓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这种“天人合一”之下是人生的“不朽”。这种不朽也正映衬了儒家人生最大的追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在人生观上，道家与儒家既背道而驰又殊途同归，这种矛盾激烈斗争而千年不衰，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思想世界。
与儒家相反，道家向往的人生是“出世”，是回归到自然本真中去体悟真正的天地大道。庄子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实际上他想过的是那种“超然物外，与世独立”的人生。他极端反对在世俗之中追名逐利，反对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所以他拒绝出任楚国国相，他对入仕为官的反感甚至到了连为统治阶级卖力的人他也一并反感的“厌乌及屋”的程度。与道家“出世”人生哲学相映衬的，是道家所尊奉的“无为”。道家认为，人生应该在社会中实现“无为而无所不为”，他们希望超然于世俗人际关系的层层羁绊，超脱于追名逐利的熙熙攘攘，进而获得个人内心纯粹的宁静与自在。道家对社会事业的进步与成功漠不关心，在他们看来，只要世间万物各自顺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其结果一定是“自为而相因”，自然而和谐的美好社会随之便来。在“自然无为”人生观的指导下，道家的人生态度普遍消极自保，免祸全生是一个道家信奉者最低的人生要求，而各安其性命之情则是道家最高的人生目标。与研究人与社会的儒家相比，道家把目光界投射到了社会人生范围之外。道家主张出世，主张面向大自然，面向整宇宙。他们谈论宇宙，探讨知识，讲求天道，热爱自然，尊重物理，与儒家是单纯的社会科学相比，道家讲论了很多的自然科学知识，因为在道家的观念中，人生是自然中的人生，自然本身也就是人生。所以道家重养生，研习自然之道以寻求人生真谛，这便是道家的以天道推人道。而儒家重养性，是在以人道推天道，而但是推天道之最终目的还是明人道以成仁成圣。一个心在万古虚无之中徜徉而体悟天地大道，一个身在滚滚红尘之中求索而感会人性本真，这是儒道的两条路，也是直击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两条路。
在人生生死观上，道家与儒家的区别更大。道家说“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认为生与死都是自然而必然的。由于这种必然自然，他们主张“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一个“命”字又把道家顺其自然而无为的人生哲学抛了出来，既然“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世人又何苦去苦苦追寻所谓的名利呢？儒家忙忙碌碌一辈子为了名动于天下，留名于青史，治国救民于水火的意义又何在呢？在这种消极的人生生死观下，道家主张人生应当避世而隐，全其性命，养生余年。顺命而为，一切自然而随心随性，不刻意去争亦不刻意追，这是道家最基本的人生哲学。
儒道两家在人生观念上似乎相去甚远，但实际上却联系紧密，殊途同归，以至于影响了中国数千年。儒道皆认为天人一体，人类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的衍生品，而且人类的生存又必须以自然为依托，二者息息相关，故而人生于世最首要一点是要敬畏上天，敬畏自然。人生在世，穷极一生都应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而在具体人生的追求上，道家的思考给了儒家形而上的启迪，而儒家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又给道家带去了现实、社会与人生的洗礼，两者在相生相克之中反而相容，给无数中国士人、凡人以一种全新的人生取向。张良在秦末汉初的乱世之中随着刘邦争雄于天下，平定江山四海，被刘邦称作“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绝世谋臣，在儒家的功成名就之后，张良选择了道家式的归隐，他寻其师黄石公而去，隐于张师山，学黄老之学，静居行气，摒弃人间万事，张良之例便是儒道相合的最佳例证。后世黄庭坚游张师山也不禁感慨于张良之儒道皆得，全其一生，道出了一句：“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
道法自然的道家给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开启了一扇天窗，使我们得以一窥无垠而瑰丽的茫茫宇宙，而儒家的天人合一又把人真正地融入了宇宙自然之中。儒道相合之下，人生于世，有所争亦有所不争，有所为也所不为，心怀敬畏，志在四方又情归山野，这大概才是最为理想的人生吧。
儒之超然化即为道，道之现实化即为儒，儒道这般相克相合，相生相伴，为正在人生路上求索的你我谱了一曲永远激昂、永远嘹亮的人生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