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在花田里种下文学梦想

左起：蒙君宇、高瞻、徐强。（本文摄影/梁勇）

一直想抽时间到三区两县市的作家协会走走，了解一下基层作协组织机构建设、会员创作、新会员发展以及存在问题与困难等方面的情况。由于杂务缠身，未能成行。

1月8日上午，港南区作家协会文学创作研讨会在湛江镇四季花田生态观光园举行，我和高瞻、宁柏应邀参加，终于有机会和港南的作家与文学爱好者们聚一聚。

天气有些阴沉，下着零星小雨，加上睡眠不足，所以略感疲倦。但从看见文友们的那一刻起，精神不禁为之一振。

港南作协在港南区委宣传部、港南区文联的指导下，在蒙君宇主席的带领下，组织机构不断完善，会员创作活跃，在各级媒体发表了不少作品，涌现出凌丽、吴洁容、莫健英、黄有光、梁勇、陈妍竹等具有创作潜力与活力的本土作家，令人欣慰。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凌丽的《清欢九则》在《荷塘月》发表后，被《广西文学》选用；梁勇的《老厅堂》参加第二届广西网络文学大赛，荣获散文组一等奖。这是让港南文友们感到欢欣鼓舞的喜事。

去年，在潘大林老师的主持下，市作家协会和港南区委宣传部、港南区作家协会通力合作，完成了《港南印象》一书的采编与出版，充分展示了港南作家的实力，社会反响良好。而在由我本人组织的几次采风活动中，比如四季花田采风、东和村采风、南江村采风等，也获得了港南作家兄弟姐妹般的支持。对此，我深表感谢。

关于作家以及作家协会未来的发展，我有一些不成熟的考虑，想和大家分享。简述如下：

作家的天职是写作。所谓“作家”，就是创作作品的行家，一个作家如果长时间没有新作面世，那就等于宣告了创作生命的终结。而写作，在本质上纯属个体劳动，成就的大小，固然与天赋有关，更多地则与个人努力有关。文学虐我千百遍，我待文学如初恋，我相信只要大家静下心来，多读、多看、多写，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地耕耘，总会等到有所收获的那一天。

作协是作家的保姆。在某种程度上，各级作家协会因其行政化、官僚化、形式化、僵硬化而饱受世人诟病，部分个性鲜明的作家，甚至以加入作家协会为耻辱。这是值得深刻反省的现象。作协不是行政机构、官僚机关，而是服务团体，其组织制度的建设及完善，最终目的是对内服务作家，对外服务社会。在写作纯属个体劳动的情况下，作家协会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在参加这次创作研讨会的作者中，有两位来自贵港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医生，我和大家开玩笑说，医生是专治神经病的。在波涛汹涌的市场经济浪潮里，文学爱好者往往被人视为“神经病”。作家协会的用处，就是像精神医院一样，尽可能多地收容“文学病人”“文学疯子”，为他们提供身份和精神上的“避难所”，让他们感受到团体的存在、团体的力量和团体的温暖，不再有孤军奋战的孤独、苦闷、彷徨和迷惘。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理应相亲相爱。

作协要有经济收益。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万万不能。作家不能出卖灵魂、不能出卖良心、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不能向嗟来之食摇尾乞怜，但这并不代表作家不能赚钱。作家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合法、持续、可观的收入，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个视作家为“神经病”的社会，是变态的社会；一个把作家变成穷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市场经济社会不是物质极度丰裕、精神极度贫乏的社会，而是物质与精神并驾齐驱、欣欣向荣的社会。作家完全可以通过为社会提供精神产品，获取报酬，过上足以维持自尊、自信、自立的生活。在这方面，作家协会作为服务机构，有必要进行更为多元的探索，勇于作为，展现风采，而不是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丢盔弃甲、作鸟兽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