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提琴《梁祝》60年，看各位当事人如何细说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60岁了
看各位当事人如何细说当年
编辑 / 风筝歌谣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作为中国民族交响乐作品中的顶峰之作，至今快走过一个甲子的里程。它创作、成熟并献礼于1958-1959年间，已历近60年风雨，依旧葱郁挺拔并独秀于广袤的音乐丛林，证明了这个作品的伟大和深远。
今天，我们选编部分当时创作人员的亲身回忆，向后代传承艺术史实。内容选自之前已经公开发表的文字。
昨天（9月9日）下午在云南昆明市大观楼，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曲之一何占豪先生（中立者），亲自指挥来自上海和昆明两地的混合乐队演奏《梁祝》古筝版，拉开了民间纪念《梁祝》诞生60周年活动的序幕。（徐福民供图）
音频：古筝版《梁祝》
何占豪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作曲之一）
从全世界来说，没有庆祝某一个作品多少多少年的，一般都只是庆祝某个作曲家诞生或逝世多少年。为什么大家庆祝《梁祝》？我想有一个道理，这个音乐能够使老百姓听懂，老百姓喜欢，任何时候作曲家都要用老百姓的语言、情趣，使他们喜闻乐见，这个最重要。
现在大家讲的主创是指我、陈刚等人，其实这个不准确。《梁祝》的主创人员还应该包括当年的某些领导和上音“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一些同学。当年在与老百姓的交往过程中知道他们根本听不懂交响乐，于是就组织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要使小提琴中国化，探索民族化的道路。我们这个小组先后创作了一批小的作品，包括我用越剧音乐写的小提琴四重奏作品《梁祝》，也就是“小《梁祝》”。后来，这个“小《梁祝》”被领导发现了，认为是条很好的路子，希望我们探索下去，才开始创作这个作品。
纪念《梁祝》创作50周年活动中，三位主创人员合影
从左至右：何占豪、陈钢、俞丽拿
提到主创人员，当年我们系的刘品老师才是主创人员之一呢，“小提琴民族化”是他提出来的，实验小组是他组织的，“小《梁祝》”要写成“大《梁祝》”也是他动员我写的，我还不肯写，一再推辞，然后他给我做思想工作，白天做不成，晚上跟我睡在一起给我做思想工作。
因为我是管弦系的学生，不是学作曲的，当时就认为作曲应该是作曲专业的事情。后来刘品跟我说，你不要认为贝多芬、莫扎特他们天生就是作曲家，他们脑子里的音乐也是从民间音乐里提炼的。我听了之后心里就开朗了。对《梁祝》我有一句话，没有刘品就没有《梁祝》。
写《梁祝》是要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学校本来只是让老师们创作献礼作品。但是因为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民族化实验小组”，所以也就鼓励我们创作。但到底要创作什么题材的作品呢？我们小组就展开了讨论，当时我是这个小组的组长，讨论的结果就是一个要写大炼钢铁，一个是要写女民兵，这两个题材都是当时的主旋律。后来我对小组成员说，领导希望我们在“小《梁祝》”的基础上写一个“大《梁祝》”，大家看怎么样？于是大家就说，好吧，就加一个吧。这样就加上了《梁祝》这个题材。其实在当时要写《梁祝》这样一个古典的题材，我们在思想上都没有这个准备。选好三个题材之后，我代表实验小组写了一封信给学校，意思就是三个题材你们去挑吧。
推动了《梁祝》诞生的老音乐家孟波
当时我们的党委书记叫孟波，是延安来的老作曲家，他毫不犹豫地在《梁祝》上画了一个钩。在钩的时候他说何占豪既会越剧，又会小提琴，只有这个有希望，另外两个可能希望不大。这是个正确的决定，所以，也可以说没有孟波也就没有《梁祝》。
在创作《梁祝》之前，我和陈钢不认识，他不是我们实验小组的。我们不一个系，我是管弦系，他是作曲系。创作《梁祝》时，刘品就提出来，我们不是作曲专业的，这么大的作品光靠我们管弦系肯定不行，要找作曲系的老师或同学跟我们合作。我们当时想到的就是实验小组成员丁芷诺的爸爸丁善德老师，他是作曲家，我们希望他给我们上课，跟我们合作。
1959年留影，左起：何占豪、丁善德、陈钢
丁善德向我们推荐了陈刚，因为他是作曲系的学生。当时我们正在下乡慰问解放军，在浙江温州，陈刚恰好跟我们在一个队，我就代表实验小组去找他，邀请他跟我们实验小组合作。起初他并没有答应。
前三个月我是跟我们小组的丁芷诺合作的，她也不是作曲专业的。到了第二年2月份，陈刚参与进来，后面三个月是我跟他合作的。他作为作曲系的专业生，对我的帮助也很大，他不光是配器，在创作过程中提供了很多设想。
陈钢对越剧的旋律不熟悉，旋律基本是我写的。我先写好旋律，然后拿给他看，他觉得可以了，然后他就配伴奏。他觉得这个地方还缺点什么东西，我再当场补充。旋律由我来写，写好之后，他先配上钢琴伴奏，我们再一起到老师那里去。整个完成之后，他再写成管弦乐队版。在我写旋律的时候，他也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初稿到祝英台投坟殉情就结束了。初稿完成之后，我们到院里演奏给领导们听，我拉提琴，陈刚弹钢琴伴奏。党委书记孟波就问，为什么没有化蝶？我当时说，人死了不会化蝶，我们年轻人不相信迷信。孟波对我们说，还是要加上“化蝶”，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写作，也是我们的传统。在孟波的建议下，我们又补充了“化蝶”。
《梁祝》1959年首演于上海兰心大戏院
作品定型后由谁来首演也是一个问题，当时安排了两个人，一个是俞丽拿，她的演奏充满了激情，但音准略有欠缺。另一位是沈榕，音准没问题，但激情不如俞丽拿。当时考虑到新作品需要用激情来打动听众，最终就决定俞丽拿首演。
1959年5月27日，《梁祝》在上海首演，俞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首演非常成功。首演那天我也在乐队中拉琴。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总算完成了。
最后说一句，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戏曲界、音乐界几辈人的劳动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能炫耀个人的作用。
音频：俞丽拿1961年独奏版《梁祝》
陈钢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作曲之一、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1958年，我与何占豪都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虽然我们的家庭背景与文化背景迥然不同，之前也并无交往，而且两人分别就读于不同的系不同的专业，但我们都有一颗共同的赤子之心，都想通过谱写《梁祝》这样一部在中国流传一千六百年以上的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来表现中国人民对不朽爱情的歌颂与追寻。
《梁祝》诞生前有一个背景，那就是由一个口号、一个小组和一部电影造成的前期铺垫。
“一个口号”就是指当时提倡的“民族化”口号，在这个口号的影响下，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在支部书记刘品的倡导与支持下，将以何占豪为首的几个小提琴专业的学生，组成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来探讨小提琴演奏与创作中的民族风格问题。
“一部电影”是指1953年出品的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它上映后即在1954年的第八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音乐片奖。
这些条件都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前期铺垫与“催生素”。但《梁祝》诞生的时代却又是一个不该诞生《梁祝》的时代。
1958年，创作《梁祝》时的陈钢
1958年是一个狂热的年代，它的主旋律是“大跃进”、“三面红旗”、“人民公社”和“女民兵”。而描写“才子佳人”的《梁祝》却是与当时的主旋律格格不入的。那么，它又怎么会被时代所容忍，而且还被定为献礼作品全力推出呢？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孟波。他竟然不赶潮流，在实验小组上报的三个题材《女民兵》、《大炼钢铁》和《梁祝》中，“圈”中了位居第三的《梁祝》，这无疑是一种冒风险的选择。
除了这一“圈”外，他的一“点”和一“顶”也是《梁祝》得以成功缺一不可的关键。一“点”是指他的“画龙点睛”。《梁祝》初稿完成时，只以“殉情”结束，没有后来的“化蝶”。是孟波提出了要加“化蝶”来表现一种中国式的浪漫主义的反抗，表现梁山伯与祝英台生前不能成双对，死后天上蝶双飞的意念。一“顶”是指党委在讨论创作班子成员名单时，有人提出“陈钢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不宜参加献礼创作”，可是被孟波顶住了。他说，出身不能选择，重在本人表现。我想，如果没有他这一“顶”，可能也会有别个样式的《梁祝》出现，但当然不会是今天大家所熟知的《梁祝》了！
1959年，《梁祝》试奏活动
左起：俞丽拿、沈西蒂、丁芷诺、何占豪、孟波、贺绿汀
在写《梁祝》呈示部（“相爱”）中的副题时，用了一段小快板来比喻梁山伯与祝英台共读同玩的欢乐情景。当时为了加强作品的民族色彩，曾经想在配器时加入一组民族弹拨乐器（三弦、琵琶和月琴）。那时的学生乐队，每周只能排练一次，第一次排练时，我完全听不到这组弹拔乐的声音，因为它们在大乐队里全被淹没了。第二次排练时，我要求他们尽量地使劲弹，结果听见了，但听到的全是噪音！这可怎么办？第三次排练时，演奏民乐的同学因开会请假，没来排练，结果音响显得很干净统一，而弦乐的拨弦也可以代替民族弹拨乐的音效，因此，到第四次排练时就请他们不要参加了。
人类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地球村里，首先要国际化，要找到一个共通的交流平台与世界对话，同时又融入特有的民族元素。这也就是当初为何要将《梁祝》写成小提琴协奏曲而没有写成二胡协奏曲的缘故。《梁祝》的人文价值就是因为通过了一个中国的民间传说，谱写了普世的爱。
音频：西崎崇子（日本）独奏版《梁祝》
俞丽拿
（《梁祝》首演独奏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1957年，那一年考进上海音乐学院本科管弦系，我还不到17岁。
从上音附中开始，我在乐队里就是拉小提琴的，那时这件西洋乐器对于国人来说还十分陌生。我们到农村去演出，选了外国的一些经典小提琴曲，演完以后，大家说听不懂，我们感到了强烈的挫败感，决定成立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校党委同意了，但却没有把我的名字列进去，理由是我专业成绩好，担心我搞分散精力。我打报告坚决要求才获批。就这样，我们一共六个人，五个大一的女生，加上一个男生何占豪，组成了这个小组。”
最初的实验，是从民族音乐里选择一些耳熟能详的曲目用小提琴演奏，像广东音乐《步步高》、西北民谣《四季调》、二胡名曲《二泉映月》。但我们依然很迷惘，有一次我到北京演出，在舞会上周恩来总理请我跳舞，我向总理吐露了我们小组的苦恼，总理说，你们年轻人敢想敢做，一定能解决问题的。一年以后，总理到上海来，我们就用小提琴给他演奏那几首民族音乐。总理听完对我说：“俞丽拿，你提的问题现在不是解决得很好吗？”我一听就愣住了，我一个小小的演奏员一年以前向总理提的问题，他居然还记得！
上音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活动，男生为何占豪
转眼到了1958年的下半年，我们管弦系开始准备1959年国庆10周年的献礼，大家商定要创作一首小提琴协奏曲。至于题材，当时正值“大跃进”，所以想了“全民皆兵”、“大炼钢铁”，最后才把最适合小提琴特点的《梁祝》作为备选题目列上去。但是恰恰就是这个题目，被独具慧眼的党委书记孟波选中了。
我们是管弦系的，不是作曲系，创作起来有难度。后来领导从作曲系四年级调来一位高才生帮助我们，他就是陈钢。陈钢和何占豪两个人真的是缺一不可，陈钢有作曲的功底，何占豪熟悉产生《梁祝》的土壤——越剧。他是进修生，来自浙江越剧团乐队，受越剧的影响很深，我们开玩笑说，他的骨髓里都有越剧的味道。所以《梁祝》是集体创作的结晶。
1959年，俞丽拿首演《梁祝》
1959年5月4日前，作品定稿了。5月4日以后，整个乐队开始手抄乐谱，进行排练。5月27日，我们带着这个节目参加了在上海兰心大剧院举行的新作品音乐会。这也是《梁祝》这部新作首次公演，但我们心里真的没底。我们8个女生站在乐队的最前面，穿着白衬衫、黑皮鞋、短袜子，拉小提琴。
当我演完最后一个音符，台下静静的，没有掌声，我的心扑扑地直跳。就在这个时候，掌声雷鸣，而且一直止不住，我们谢幕谢了很多次，把陈钢、何占豪也拉上来了，掌声还是响个不停。因为是新作品音乐会，我们根本就没有准备返场曲目，最后没辙了，只好把整首曲子从头到尾再来一遍。两遍加起来，一共拉了50分钟。只有那天，我真的拉了两遍，今生今世再没有过……
还是要再提一下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在聆听了《梁祝》之后，对这部作品非常欣赏，周总理经常陪同外国元首来上海，在上海安排文艺演出，周总理差不多每次都点名要听《梁祝》。有一次演出结束后，让工作人员把我叫了过来，说：“小俞，和你商量个事情。”总理的语气很温和，但态度很认真：“我觉得《梁祝》太长了一点，你和两位作曲家去说一下，能不能改得短一些，这样演奏效果可能会更好。”我愣了一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没想到周总理会提这样的意见。周总理见我不吭声，又说：“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供你们参考。”
周恩来总理与《梁祝》创作人员
那天晚上回家，我心里有点七上八下。当时，《梁祝》已经广为流传，旋律已经深入人心，我认为《梁祝》已经是一个定型的作品。可周总理提了这样的意见，如果回到学校里一传达，肯定从上到下都会极度重视，可《梁祝》怎么改？能不能改？我思忖再三，觉得《梁祝》不能再改。我想，总理只是以个人的意见和自己商量，没有必要大事张扬。回到学校，见到陈钢和何占豪，我犹豫了一下，终于一字未吐。
几个月后，周总理又一次陪外宾来上海，又一次点名《梁祝》。演出结束时，周总理见到我就直截了当地问：“小俞，你们没改嘛，《梁祝》还是那么长？”此刻，我有点紧张，站在那里，看着总理，只是笑，不回答，笑得有点尴尬。周总理见我不作声，沉吟了一下，笑着挥了挥手，大声说：“我不能苛求艺术家，能不能改，由你们自己决定吧。”看到周总理的笑容，我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此后，周总理再也没有提起此事。
这件事，我很久都一直没对人说，但我永远记得周总理宽容的微笑，记得他挥手的动作。在我的记忆中，周总理是一个真正热爱艺术、懂得尊重艺术家的伟人。回忆这件事，我深切地感悟到周总理给我的一个启示：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对的，就要坚持。
音频：薛伟独奏版《梁祝》
丁芷诺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著名音乐家丁善德之女）
1951年秋天，上海音乐学院招收了第一批25名少年班学员，他们被视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音乐家。这25名学生里，就有后来因为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一举成名的俞丽拿，我也在其中。
当时考少年班的时候，俞丽拿等几个同学学钢琴，有一个同学是拉二胡，有几个是唱歌，甚至有一个同学靠做体操通过的入学测试，只有我一个是拉小提琴。一年的理论基础学完后，少年班分班，我、俞丽拿等7个人分到了小提琴班。
1958年，上音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丁芷诺供图）
1958年，上音“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成立了，成员包括丁芷诺、俞丽拿、何占豪、沈西蒂、沈榕等人。他们研究沪剧、越剧、评弹，致力于“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发出新的声音。
1959年，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诞生了。《梁祝》如今公认的作者是何占豪与陈钢，但其中也有我的投入。当年陈钢完成总谱后，夹在自行车后座上去学校参加排练，到了学校却发现谱子丢了。后来，我自告奋勇参与了重写。现在的总谱上，“草桥结拜”一段小快板，就由我执笔编配的。
音频：盛中国独奏版《梁祝》
视频：諏訪內晶子（日本）独奏版《梁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