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姓名的杨大哥

杨大哥是我的一个朋友，已失联好多年。

杨大哥，人们都叫他“杨大”，跟我的大舅哥杨大是一样的，都是学校的“校工”。我与杨大哥是后来相识的，正因为早前对校工的了解，后来与杨大哥才有一见如故之感。

一九七九年，我到邻乡观乐的完小读初中，开始接触校工，就是后来我的大舅哥杨大他们。而后来的杨大哥，与我大舅哥不仅都叫"杨大"，且都是农村学校的工友，个子高矮胖瘦也差不多。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中小学校还存在顶替现象，学校的老师、员工退休时，让子女来顶替自己的工作岗位。他们顶替的子女，有少数家在学校或街道，本身就是居民户口，吃的商品粮。而大多数还是农民。他们年轻，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好的读完了初中，拿了初中毕业证。有的只读了小学或初中没上完，顶替时托关系搞了张初中毕业证，算是戴了顶初中毕业、有文化、有素质的帽子。文化好一点的，就直接当了老师。文化差的，就当“校工”。我的大舅哥和杨大哥，都是顶替他们父亲参加工作的。我家离学校远，后来学习紧张，就住在生产队里在学校教书的一个堂哥那里，有机会与我后来的大舅哥杨大接触。他们对我们住在学校的同学生活上很关心，也羡慕我们有知识文化，有学习机会和前途。

虽然与杨大哥相识得晚，但因为我了解他们校工的生活和他们这群人的境况，以至后来与杨大哥相识，就好像我们早就相识了一样，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他一说他是校工，我眼前便浮现出那时观乐小学食堂校工工作的情景。他们负责给我们全校的学生蒸中午饭，早晨收学生们的一个个饭盒，盒里米已淘好，加上了水，盖好了盖子。上午，他们将饭盒一个个放进大灶里，一层一层地码好。饭蒸熟后，中午前取出来，摆放在台子上，我们放学后便去取。

杨大哥跟我大舅哥相似度有百分之七八十，他们的群体性特征很明显。我的大舅哥杨大当时就是一个年轻小伙子，比我大六七岁。杨大哥跟我大舅哥年龄差不多，也许参加工作的时间也差不多，刚参加工作时也许都是十七八岁。他们与老师比较起来，没多少文化，在学校没什么地位，前途黯淡，干好工作就是他们的追求，工作上出不了什么成绩。一些老师瞧不上他们，不愿搭理他们，对他们有一种优越感，在他们面前显得高高在上，爱对他们指手划脚。后来，社会风气变了，学校小圈子里风气也随之改变，校工与老师之间的关系才密切起来，交往才多起来。乡村学校文化生活单调，到了周末，那些年轻的单身男老师便喜欢聚在一起喝酒，我大舅哥、杨大哥他们这些男校工绝大部分当然也爱喝酒。喝酒有乐趣，可以排解寂寞，喝酒也是一种交往。正是喝酒，我和杨大哥才得以相识，交往。

虽然他们从农村出来，吃上了商品粮，有了稳定的工作，但他们找对象的目光，却又还是不由自主地投向了农村，大都组成了一工一农的家庭。一个农村学校都有二三名这样的校工，有男有女，有的年纪要大些，三十来岁。

杨大哥老家在代寺镇，而我老家则在板桥镇。两个镇虽在一个县里，但却是一东一西，相距甚远。我在板桥的初六中读完二年制的高中后，就到代寺镇的富（顺）三中去读高三年级。富三中是市重点中学，我们几个同学是被到富三中任教的六中班主任梁老师带去的，那是富三中头一个三年制高中。杨大哥当时就是富三中的一名校工，后来他说起他在富三中的时候，很喜欢跟高中的一些男生在一起玩，但当时我们并不认识。

我与杨大哥相识，是后来在我们厂里。九0年，陈定友毕业分配到厂里，他老家是代寺镇富三中附近东边塆的，与杨大哥是一个地方的人。陈定友谈了一个对象，是离富三中不远一个乡村学校的老师，姓胡。胡老师是民师通过考试转正的，从村小调到了完小。与其他一些老师相比，胡老师较容易接近一些，能够对学校工友平等相待，较为热情随和。那时，杨大哥已从富三中调到该校，陈定友到胡老师那里去，热情的杨大哥自然要尽地主之谊，帮胡老师陪好这个老乡，两人很快就熟识了。杨大哥性格直爽，对人热情，陈定友与杨大哥两个老乡交往就日渐加深。陈定友结婚后，家就在厂里，也把杨大哥请到厂里来玩，喝酒是免不了的。

就这样，我结识了杨大哥，大家都叫他杨大。他个子不高，跟我和陈定友差不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大概一米六五，微胖。杨大哥嗓门比我们大些，由于文化不高，其实更像个憨厚朴实的农村人，但他却不说脏话、粗话。看得出，他有些孤独，渴望友情，要不然也不会与我相识，有那些交往，这也跟他与老婆不在一起有关。我不仅没问过他年龄，也没问过他名字。或许当时问过，但后来忘了。那时，我们都年轻，说再见，那再次相见就是很容易的事。未曾想，我与杨大哥一别就是二十余年，而且音讯隔绝。我大舅哥快要退休了，杨大哥也快要退休了吧？

打牌、喝酒，疯，是我们聚会的娱乐项目。但我们自认为不是那种放荡，醉生梦死的人，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陈定友是一个对工作兢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态度严谨的人，因而，与他相交的杨大哥也不是那种在社会上混的人。我们喝酒、打牌，但喝酒打牌不是目的，而是一种交往方式，是为了增进了解，加深友情。我们算不上知识分子，但我感觉得出，杨大哥跟我们交往，他很高兴，也是真心的。我们之间的交往，是那样轻松、愉快！

杨大哥与我大舅哥他们，在单位和社会上所处地位有些尴尬，因而，都在努力改善自己的状况。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校工，人长得俊，嘴巴又会说。她家在农村，老公是一个农民，是她当知青时看上的。她后来在学校看上了本校的一个刚顶替参加工作不久的男老师，要两人各自离婚，再重新结合。她与老公吵吵闹闹，而这个男老师却并未“随之起舞”，最后她也没能如愿。我的大舅哥头脑灵活，后来让家人开了网吧，做起了生意。而杨大哥也萌生了外出打工的想法，不知他后来去成都打工没有？或许已经当老板了！

杨大哥的爱人在他老家的福堂乡夏布厂上班。福堂乡后来撤了，划归代寺镇。有一年夏秋之交时，杨大哥把陈定友和我等人约到福堂乡，我们在那玩了两三天，喝酒、打牌。但最后留下印象的，还是嫂子辛苦上班挣钱的可敬的形象，还是“夏布印象”。由此我了解到，这里的夏布销往隆昌，隆昌有夏布市场和悠久的夏布生产历史。嫂子勤奋努力地工作，真是杨大哥的贤内助，相信杨大哥一家日子会越过越好！

后来，我到县城里打工。听说杨大哥来找过我一次，我在外，没有见到他。到今天，我再也没见过杨大哥，也没有他的消息。哪天问问陈定友杨大哥的情况，有时间回家我们再聚聚。

王良炬 2021年1月26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