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冒死解剖,公布真相,成为第一位华人诺贝尔医学奖候选者,如今却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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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连德是我国著名预防医学家、医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际著名卫生防疫专家,是中国卫生防疫、检疫、医学教育、医院管理和医学交流的先驱,自1907年从南洋归国服务,30年间始终为中国现代医学的领军人物。
伍连德的一生丰富多彩、曲折坎坷,是从晚清到民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尤其是在1910—1911年东三省大鼠疫中,他作为清政府的全权总医官,率领东三省防疫人员,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消灭了这场百年不遇的烈性传染病的流行,拯救了千万人的生命。
“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连德博士一人而已!”这是梁启超写下的对伍连德的评价,亦是《国士无双伍连德》书名的来历。该书从大历史角度,通过伍连德这个人物,展现了现代医学在中国的传奇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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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哈尔滨爆发大瘟疫。
一位医生冒着感染风险,在实验室解刨了一具女患者的尸体。
从她的内脏抽取四管血后,又迅速将创口缝合,安排下葬。
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例疫尸解剖,整个解刨过程都在秘密中完成。
最终医生在血液样本中,观察到大量存在的鼠疫杆菌。
原来是鼠疫。
此时,已有大量医护人员被传染。不计其数的百姓倒下,东三省悲声载道,尸横遍野。
要知道上一场鼠疫大爆发,席卷了整个欧洲,5年内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因病致死。
如果哈尔滨鼠疫不加遏制,后果将不堪设想。

「年关」

1910年的中国,即使是首都北京,卫生设施也很简陋

1910年底的中国,千疮百孔,就像一艘行将沉没的巨轮。仅从卫生方面上说,当时中国的卫生设施十分简陋。城市卫生方面的管理体制只是初创阶段。北京于1905年开始在巡警厅下设卫生处,管理城市的卫生事务。而整个北京的卫生设施,只有两家设备简陋的官医院,和七八家规模不大的由外国人开办的医院。京城如此,其他省市的医疗卫生设施甚至连简陋都称不上,很多地区是空白。

当时中国通晓西医的人才极为稀少,普通的诊断技术和实验设备更是无从谈起,甚至起码的验尸和解剖实验,都不为法律所允许。广大的官员和民众,缺乏现代科学知识,对传染病一无所知,更谈不上预防控制,卫生防疫基本上属于一无所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地处东北的哈尔滨爆发了死亡率极高的流行性传染病,而这个城市的很大一部分和这个地区的铁路还控制在俄国人手里。整个哈尔滨市,竟然没有一个华人西医。

「疫情」

1911年1月,哈尔滨傅家甸坟场焚尸,连烧了三天

(伍连德)在客厅里等了半个多小时,才见到一个个子很高,身穿道台官服,儒雅的中年人睡眼惺忪地走了出来,这就是朝廷在哈尔滨最高级别的官员,吉林西北路分巡兵备道台于泗兴。

于泗兴开始介绍情况:在哈尔滨附近有24000名居民的傅家甸出现怪病,得病者发烧、咳嗽、出血,然后死亡,皮肤几天内变成紫色。

伍连德:“最早的病例是出现在傅家甸吗?”

“不是,是在满洲里。那些捉土拨鼠的窝棚里。”于泗兴道,“这东西的毛皮加工一下,跟貂皮一模一样。他们在野外捉到20只以后,就返回满洲里,待在拥挤的土窝子里面准备出货。满洲里那地方有个大交易市场,三年前成交70万张,今年成交250万张,而且价格涨了六倍多。从关内经过哈尔滨去满洲里的人成群结队,都是去干这个的。更有甚者,新来者不光取其皮,而且还食其肉。”

“满洲里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病人的?”伍连德继续追问。

于泗兴道:“大概是西历10月下旬吧……奉天总督锡良大人闻讯后,特意派遣两名北洋医学堂毕业的医生前来处理。”

伍连德很感兴趣:“他们做了哪些防疫工作?”

于泗兴道:“据下官所知,他们发现病人以后,送往医院……(医院)是利用当地商会临时改建的……愿意就地安葬的,官府为死者提供棺材,还可以征集民夫,挖墓掩埋。愿意回乡安葬的,就得自己承担路费了。”

伍连德吃了一惊:“回乡安葬?很多人返回家乡吗?”

于泗兴道:“是呀,很多人扶灵回乡。还有一个多月就是春节,绝大部分山东人是定要回家乡过年的,现在还是陆陆续续的,再过半个月傅家甸就要唱空城计了。”

在于泗兴的笑声中,伍连德脸色刷的一下子变白了,心说大事不好。根据他所掌握的传染病学和流行病学知识,控制烈性传染病的流行,最主要的是尽可能切断传播途径。具体到这里的情况,就是不让本地的人到处走动。

传染病从初起到大规模流行,之间有一段流行迟缓的时间,正是控制其流行程度的关键时刻。如果这次流行的真是鼠疫的话,从最初发现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这段宝贵的时间已经失去了。现在,估计疫情开始进入临界点,就要爆发而全面流行了。但是,不仅在哈尔滨这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控制措施,而且一旦大规模的春节返乡潮开始,几日之内,这些回乡的人可能会把鼠疫从哈尔滨带到关内,甚至全国。伍连德怀疑,现在铁路沿线,甚至关内已经有病例出现了。

「病毒」

1911年,伍连德借用日本人的这个实验室,发现了鼠疫病毒

伍连德检查了病人的尸体,对小屋进行了简单的消毒后,拿出口罩戴上,带上手术器械,和林家瑞就要进去。

尸体解剖当年在中国还不被容许,直到三年后,1913年11月22日,内务部颁布了解剖条例,才正式准许解剖。在这种情况下,擅自解剖尸体可以说是大逆不道,而且很可能因此染上瘟疫。姚医生赶紧劝阻:“伍大人,请三思后行。”

伍连德道:“我知道在做什么,一切由我承担。”

1910年12月27日,在傅家甸这间贫民窟里,进行了中国医生的第一例人体解剖。

等病人的器官被福尔马林固定好后,伍连德马上进行切片,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很快从器官切片中辨认出鼠疫杆菌。

12月30日,细菌培养基上出现鼠疫杆菌团,证明病人血液中存在活的鼠疫杆菌。这是伍连德到哈尔滨的第六天。

于泗兴和陈知县等地方官员被请到这间临时实验室里,平生第一次坐在显微镜前面。伍连德发现,让这几位地方官员相信,他们从那两个圆筒里看见的就是瘟疫真凶比登天还难,说来说去等于对牛弹琴。于是伍连德再发一份长电,向朝廷做出九点汇报和建议:

1.鼠疫已经在傅家甸流行。

2.鼠疫主要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鼠到人的传播可以排除,因此应该集中控制人群中的相互传播。

3.与俄国政府合作,对俄方管辖的西伯利亚到哈尔滨的铁路加以严格控制。

4.在路口和冰河通道处加强巡逻予以监控。

5.在傅家甸建立更多的医院以便留置病人,并建立隔离区隔离病人家属。

6.派遣大批医护人员来哈尔滨。

7.道台衙门提供足够的资金。

8.严密观察中方管辖的北京到奉天的铁路,一旦出现鼠疫,马上严格控制,包括建立鼠疫医院和隔离区。

9.和日本合作,监控日方管辖的大连到奉天的南满铁路。

实际上伍连德还有另外一种假设,经过对非常有限的资料进行分析,伍连德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肺鼠疫。

当时人们认为鼠疫传播的主要环节是从家鼠到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腺鼠疫。伍连德认为这次是另一种新型鼠疫,应该称为肺鼠疫,是从人到人,通过呼吸传播的,没有家鼠这个中间环节。这是在科学史上第一次提出鼠疫的分类。他这个判断,并没有十分详细的大量临床资料可以作证,而当时迫在眉睫的局势也不容许他从容求证。在哈尔滨,也没有其他科学家可以一起讨论。而随后增援而来的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国人迈斯尼,坚持认为“既然是鼠疫,现在就应该大力灭鼠”,伍连德寸步不让,坚持认为是人传人,应该进行隔离。

两个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争论中火药味越来越浓。突然,他(迈斯尼)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伍连德面前,双手高举,摆出一副要掐死他的架势,大喊:“你,你这个中国佬竟然敢嘲笑我,顶撞你的上司?”

「传播」

隔离是防疫的重中之重

1911年元旦早上,伍连德来到哈尔滨俄国铁路医院。院长哈夫肯自豪地告诉他,自己的叔叔就是著名的、曾经在孟买大鼠疫中参与预防控制的哈夫肯医生。

哈肯夫告诉伍连德,医院里的几间病房被用来专门收治鼠疫病人,请他进去参观。两人穿上白大衣,拿好听诊器,离开办公区,来到相邻的一排病房,哈夫肯说,这就是鼠疫病房。伍连德很惊讶,传染病房居然没有和其他病房隔离开。没等他开口问,哈夫肯已经走了进去,他也赶紧跟了上去。

走进屋里,伍连德目瞪口呆,发觉根本没有缓冲区,自己已经身处传染病房内。病房里面现在收留了8个患者,其中6个中国人,两个俄国人,都发着高烧,一眼看出是典型的鼠疫病人。病房的门开着,和外界没有一点隔离措施,伍连德浑身发凉,这里就如同一个鼠疫细菌的培养箱,而他连口罩都没有戴。

哈夫肯没有发现伍连德的异常,在病房用听诊器逐个听病人的肺部,听完以后请伍连德来听。伍连德犹豫了一下,只得走了过去,从哈夫肯手里接过听诊器,尽可能侧过头去,不直接和病人面对面,匆匆地听完了一个,再去听下一个病人。在病房里面一共待了大约10分钟,每一秒钟,他都紧张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两个人从病房里走出来,哈夫肯才看出伍连德的紧张,不禁用嘲笑的口吻说:“伍博士,你不必紧张害怕,我和医院的同事每天都是这样,也没有感染鼠疫。”

伍连德欲说还休,没有想到作为医生的哈夫肯和那个外行的于道台一样乐观。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他的话是不会有人相信的,除非有血的事实,而真到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太晚了。

血的事实很快发生了。在得知自己的任务被解除、由伍连德继续主持东北鼠疫防疫后,盛怒的迈斯尼根本不理会外务府和海军部的指令,决定自行抗鼠疫。1911年1月5日,迈斯尼来到哈尔滨俄国铁路医院,对此一无所知的哈夫肯接待了他,在介绍了情况后,迈斯尼主动要求检查病人。和伍连德一模一样,也是在没戴口罩的情况下检查了4名病人。

1月8日,迈斯尼出现了头疼、发烧等症状。1月11日,迈斯尼去世,距他访问鼠疫病房仅6天。迈斯尼虽然私自行事、蛮横无理,但是他是为控制中国东北鼠疫流行而殉职的,值得我们纪念和感激。

伍连德的话终于令人相信了。

「口罩」

这种采用普通外科纱布、内置棉花、用纱布绷带经耳朵上方缚结于脑后的口罩,后世称为伍氏口罩

形势紧急,地方官员再也不敢漠然其事,开始迅速行动起来,对伍钦差的所有要求一一满足,各地的防疫组织也极其迅速地成立起来。

俄国方面,尽管之前也有医护人员死亡,但一直没有和细菌传播途径联系起来。现在俄国人终于相信鼠疫是经过呼吸道传播的。俄国铁路方面租借大量空车厢给中方,作为隔离站和医院,解决了缺乏防疫场所的问题。哈夫肯和他的手下,也完全按照伍连德建议戴口罩。

现在到了防疫控制措施正式开始的时候了。朝廷在看,驻华使团在看,俄国和日本在看,东三省的老百姓在看,伍连德的三板斧是什么?

伍连德看着大家,开口了:“现在,控制鼠疫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求医护人员和民众戴口罩。”

大家吃惊地看着这位刚刚赢得所有人服从和尊重的钦差大臣,他没有慷慨激昂地立誓,也没有故作高深地引经据典,甚至没有如临大敌的动作。他要办的第一件事竟然非常简单,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钦差大臣竟然干了这么一件在卫生防疫中属于小儿科的事。

伍连德看着众人,点点头:“对,就是戴口罩。现在鼠疫通过呼吸传播,戴口罩可以阻断其扩散。”说着他拿出一个口罩说:“我专门设计了这种简易加厚口罩,已经下令大量赶制,很快可以供应全体防疫人员使用。”

于是,没有几天,哈尔滨所有参加防疫的人员都戴了口罩。很快,东北其他地方的防疫人员和很多老百姓都戴上了口罩。这种口罩(采用药店出售的普通外科纱布,内置棉花,并用纱布绷带,经耳朵上方缚结于脑后),后人称为伍氏口罩。1911年在哈尔滨,在东北,如果没有从一开始就严格执行戴口罩这个简单的要求,医护人员、辅助人员和百姓的死亡数会高得多,鼠疫的控制成功时间也会延长甚至失控。正是这个看似简单却非常有效的措施挽救了无数生命。

「隔离」

隔绝交通,火车厢被用作隔离病房

除了口罩之外,伍连德下令准备充足的硫黄和石炭酸等消毒剂。在东北的日本商人借机发了一次横财。

第二步,伍连德实行以下措施:

1、将鼠疫流行中心傅家甸全面隔离。整个地区划成四个相互严格隔离的小区,每小区由一位高级医生作为主管,配备足够的助理员和警察,逐日挨户检查。一旦发现患者和可疑病人,马上送入防疫医院。其亲属送入从俄方租借的车厢改建的隔离站,对其住处进行彻底消毒,情况每日上报。

2、由于先前负责检查病人的警察不具备医学知识,由医护人员取代。负责逐户检查和接触病人的医护人员,上岗前必须接受培训。

3、为了保证傅家甸隔离的成功,从长春调1160名官兵维持秩序,严格控制傅家甸地区人员出入。带队军官列席鼠疫联席会议。

4、为了弥补医疗人员的不足,培训600名警察,协助医务人员进行鼠疫防疫。

同时,清政府采取伍连德的建议,隔绝交通。

1911年1月13日,山海关设卡严防。1月14日,停售京奉火车二、三等车票。1月15日,陆军部派军队驻扎山海关,阻止入关客货火车。1月16日,在山海关沟帮子查到病人就地截留。1月20日,邮传部电令停止由奉天至山海关的头等车。1月21日,京津火车一律停运。至此,关内外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

1月14日,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停驶。1月19日,俄国控制的东清铁路,二、三等车停止售票,其头等车采取检疫后登车的办法。至此,铁路交通彻底阻断。清政府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将陆路南下的旅客留住5日,以防鼠疫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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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葬」

但伍连德意识到,仅仅让活人防范,仍旧杯水车薪。
当时每日死亡的患者尸体成山,大多来不及下葬,只能堆在野外。而尸体中仍旧有大量鼠疫杆菌。
随着尸体的进一步腐败,源源不断地向外传播。而患者的家属都坚持土葬,在下葬过程中又会造成更大传染。
伍连德推出一项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惊的制度:火葬。
消息一经传出,他受到的阻力远比想象中更大。伍连德肩负重任,又是抗疫前线的一把手,却在这件事上寸步难行。
而疫情仍旧刻不容缓,他不得不上奏朝廷请求支援。此时在朝野也掀起争辩,最终还是摄政王下令:
疫区的尸体统一火化。
得到朝廷的首肯,伍连德迅速操办,于当年1月31日,亲自督查火葬,现场共有2200余具尸体,全部火化处理,不留后患。
这几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体火葬,场面震撼。
在场的还有俄国防疫人员,他们也吸取这次经验,将辖区内患者尸体实施火葬。
历时67天,哈尔滨鼠疫终于实现当日零增长、零死亡。
但伍连德并未放松,他仍下令继续隔离观察数日,直至再无新增,才将东三省的百姓们分批解除管制。
等到1921年4月底,人类历史上第三次大鼠疫在哈尔滨终结。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战胜鼠疫。
回顾这场鼠疫,6万余人死亡,2943名医务人员冲在一线,297人殉职。
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打完这场战“疫”。
在当时有限的医疗条件下,伍连德创造的成功防疫经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清政府特地在沈阳举办万国鼠疫研究会,来自全世界11个国家的医学代表出席,伍连德力压日本专家北里柴三郎,成为大会的主席。
他所分享的战胜鼠疫经验,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效仿的标准,也让中国卫生防疫事业头一回走在国际前沿。
1950年,伍连德还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提名,是当之无愧的“鼠疫斗士”。


「伍连德」

伍连德到底何许人也?
梁启超评价他:
“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学者王哲为其写的自传,名为《国士无双》。
这样一位中国近代医学的奠基者祖籍广东,长于马来西亚。
伍连德在家中排行老三,自小成绩优异,14岁便考取了英女皇奖学金。因为年纪太小,一直等到17岁岁才奔赴英国剑桥读书。
儿行千里母担忧,临行前,母亲一把将他的辫子剪下。
留在家里,睹物思人。也唯恐这把长辫子,让儿子受到洋人歧视,干脆自己先剪了。
母亲还送给他一份独特的礼物,那是用小珍珠和宝石织成的剑桥校徽,嵌在一头东方雄狮的图案上。
伍连德将这份礼物一直挂于床头,仿佛每日都在母亲的目光下学习生活,聊解思乡之情。 
在剑桥的7年时光,他分别拿下医学学士、文学学士、外科学硕士、文学硕士、医学博士五个学位。
亦成为首位获得剑桥医学博士的华人。
毕业后,伍连德渴望一展医学抱负,却被英国人告知,黄种人最多只能做副手,不可能成为医官。
无论付出多大努力,他都无法超越种族歧视带来的枷锁。一气之下,伍连德离开了英国,转头研究热带病。
没成想1907年,他接到袁世凯的聘任,邀请他回国担任天津陆军医学堂的副校长。
伍连德兴高采烈地踏上祖国这片土地。
后来袁世凯的命运风雨飘摇,但伍连德以其精湛的医术,给当时的中国医学带来了长足的发展。

「赤子之心」

1931年,一位美国人出版了一本专著,名为《医学史》,内容涵盖了世界各地的医学历史。
伍连德在翻看这本书时,大为不悦。
原因是,书中仅仅用不到一页的篇幅就匆匆介绍了中国医学,且内容充满偏见。
这是一本面向全球医学生发布的权威课本,竟然如此不公正。
伍连德提笔给作者写了一封信。
信中他发出质问,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文化沉淀,医学发展更是源远流长。为何中国医学的介绍只有寥寥几笔?
作者的回信也很诚恳,他说找不到关于中国医学的文献。
一语惊醒伍连德。中国要在国际医学界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至关重要。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医学。
于是,他与医学史专家王吉民花费了16年,遍阅古籍资料,写出一部英文版《中国医史》。
这一年已是1932年。
同年,上海爆发霍乱,伍连德又一次挺身而出,拯救一座城市。
此外,他担任中华医学会会长,大力发展中国医学。在第一届大会上,面对八方来宾,他激动地说:我建议,用中文发言。
这位医学会长不遗余力地创办学校、医院,譬如建立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后改为哈尔滨医科大学。
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来华考察期间,他积极地说服基金会成员,才由此成立了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
他为中国医学的初创东奔西走,赤子之心令人动容。

「国士无双,大将也」

伍连德在国际上负有盛名,东京帝国医科大学还破例为他颁发医学博士学位。
然而九一八事变后,他深深痛恨日本人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抗日宣言,惹怒了日本军方,在长春遭到逮捕。
最后英国出面交涉,他才重获自由。这也让他更加厌恶日本的侵华行径。
令人伤感的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伍连德的妻子也在中国去世。
面对沦丧的国土,和失去至爱的双重打击,他低调回到马来西亚,开了一家小诊所度日。
1960年,这位华人医学泰斗突发心脏病,在家中离世。
遗嘱中写道:“土地是属于活人的,它不应该被死者占据着。”他要求将自己火化。
六天后,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一则讣告:
伍博士于本周四在槟城与世长辞,享年81岁。他毕生为我们的世界所做一切,我们无以为报,我们永远感激他。
伍连德晚年几次想回国看看,都未能成行。
在《鼠疫斗士:一个中国医生的自传》中他对祖国深情表白:
我曾经将我的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
中国是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文明古国,历经世世代代的兴衰荣辱,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我衷心希望她能永远幸福繁荣。
伍连德浓墨重彩的一生,是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现代起点。他的高瞻远瞩推动了中国医学进步几十年。
中国从来不缺这样有脊梁的人,是他们在一次次危机面前舍生忘死、冲锋在前。
国士无双,大将也。
来源 | 一日一度、王哲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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