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娃自传第三章丨七百美元毅然赴美

尤里·尤德金告诉我父亲一个莫斯科培训班，它由一些当地的网球团体主办，这是一次俄罗斯网球青少年展示自我的机会。你很熟悉这一套了：把你的孩子、渴望者、奋斗者和冠军们送过去。我父亲决定带我去那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付机票钱的，但他总是有一种近乎神奇的能力可以让事情发生。活动地点在一个巨大的类似机库的设施里，里面挤满了球场和教练，球拍撞击网球发出刺耳的声音。里面有几百个孩子，也就是说有几百个网球家长。这很是令人头晕。在那之前，我认为索契的球员就是世界上存在的所有球员，而我父亲和我在他们当中是很特殊的一对。我现在意识到有无数个这样的女孩，每个人都有一个父亲认为自己的女儿注定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

我站在那里观看他们击球。这令人着迷且震撼人心，但同时也令我安心。我已经可以看出来我比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要优秀，我们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去击球。培训班里面挤满了到处闲逛的网球家长、教练和球员，或观看我们击球，或提出建议。玛蒂娜·纳芙拉蒂诺娃也在那里。这让我十分紧张——曾经最伟大的球员，现在就站在我的面前。我以为我们会和职业球员一对一打球，但我只有六岁，所以我没办法。它更像是一条流水线。你需要排队等候去击两三次球，然后再回到队伍中。在我第二次或第三次征途中，纳芙拉蒂洛娃注意到了我。我的胳膊和腿对我的身体来说太大了，我的膝盖后凹，还有那只巨大的球拍。换句话说，我看起来很滑稽，这也许是她注意到我的原因。然后她看我击球很好。我很小，但我已经是一名优秀的击球手，而且非常专注。当我结束后，纳芙拉蒂诺娃把我父亲拉到一旁去谈话。他们派了一名翻译，因为我父亲不会说英语。我不是很确定她告诉他了什么，内容并不关于我父亲，但基本的观点是：你的女儿打得很好；你需要让她离开这个国家到一个可以提高她能力的地方。美国。

一回到索契我父亲就开始制订计划。他决定带我去美国，因为他相信那是唯一可以提高我能力的地方。他对佛罗里达变得迷恋起来。为什么呢？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很复杂的解释，比较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这个学院和那个学院，但事实是尤里很迷信，遵循各种迹象，他看到了一个指向佛罗里达的标志。它采取了两篇杂志文章的形式。一篇关于威廉姆斯姐妹和她们怎么在博卡拉顿的里克麦基网球学院训练，另一篇关于安娜·库尔尼科娃和她如何在布莱登顿的尼克网校训练。我父亲相信这些文章在这一刻落到他的手里是有原因的，他被告知将要去向何方。

现在，去美国旅行通常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提议。你拿到旅游签证，给航空公司打电话，买票，出发。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情况并非如此。苏联正在解体。找到工作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这让谋生养家难上加难，做任何事情都很困难。即便你有现金，你也不能乘飞机前往美国。签证不太可能得到———只颁发给那些从事官方商务的人。明白到他需要某种官方支持，父亲写信给俄罗斯网球协会国家少年队的教练。里面没有关于我是否为队伍效力的问题：这是12岁以上孩子的球队，而我才6岁。但我父亲希望俄罗斯网球协会能够以一种前瞻性的眼光来资助我。他解释了我们的处境，描述了我的才能，同时提到了尤德金和纳芙拉蒂诺娃。它起作用了，起码看起来是这样。球队当时碰巧在佛罗里达州训练，准备一段美国的赛程。教练回信邀请我们去参观并随队一起训练。

我父亲去了莫斯科的大使馆申请签证。他当时28岁，穿着他唯一的西装，就是婚礼当天他穿的那一件。他愿意去寄托于运气和命运。(如果你学会阅读他们，它们会给你指示。)他手里拿着教练的信，练习着一会要说的话。他等了几个小时，然后站在了一位政府官员的对面。这个人仔细地打量尤里，然后检查了信件和其他文件，图片和带有凸起印章的页面。所有时间都是我父亲在讲话，做着演讲，说着这些词汇：尤德金、莫扎特、纳芙拉蒂诺娃、天才。

“我也有一个女儿，”官员最终这样说，“她也打网球，而且打得很好。她八岁了，但是我不觉得她是一个天才。你女儿六岁，你真的觉得她比我女儿打得更好吗？也许你仅仅是用一个父亲的眼光来看待她。”

“我不知道你女儿，”尤里说，“但我知道我的女儿，我告诉你的都是真的。”

“你要带一个六岁的女孩去美国吗？”

“是的。”

“你丝毫都不迟疑吗？”

“一点也不。”

他注视着我父亲的眼睛。

“你确定吗？”

“是的。”

“你知道你将要前往何方并且将要做什么吗？”

“是的。”

这个人给了我们一个三年的签证————到时我父亲不得不回到俄罗斯去更换新的签证————但是这依然是很稀有、无价的东西。一张金票（golden ticket），来去自如。对于一个美国人，甚至如今的俄罗斯人来说，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奇迹。尤里打印的那种文件几乎不可能得到，这个人，这个政府官员，无论他是谁，无论他身在何方，让这件事情变成了现实。没有他，谁又知道一切会怎么样呢？他为什么这样做？这是尤里仍然在自问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由于我，而是由于尤里。他从我父亲身上看到了一些东西，一颗决心。或许他只是感到很慷慨，或许仅仅是那天早晨阳光洒在了路面上。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都很幸运。非常幸运，但是也是一种不幸。无论签证再怎么珍贵，但它也有限制，只能让两个人受益：我和尤里。使用它意味着将我妈妈留在这里，谁也不知道要离开多长时间。尤里仔细地考虑要对她说什么，怎么让她继续呆在这里。他要带我离开学校，离开家，离开妈妈，而我当时才六岁。

当我现在问妈妈这件事时，她耸了耸肩说：“你父亲知道他当时在做什么。”外祖母塔玛拉更为开放。“我认为你妈妈同意你父亲的计划是因为你父亲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家，”她这样告诉我，“他是如此的令人信服，你妈妈态度也很积极。我认为，诸多因素一起促进了这件事的发生。也许事实上你妈妈并不相信你父亲所说的会变为现实，但她相信这对你有益处。你父亲考虑的不仅仅是你，而是考虑到他和整个家庭。苏联正在解体。网球可能来你来说很重要，但这也是整个家庭的出路。如果他能保障你的生活，整个家庭将会靠女儿出人头地。并且他成功了。这变为了现实。他在那方面特别聪明。但是你妈妈并没有考虑这一方面，即便如此，在内心深处，她明白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许，天晓得吧？也许你父亲和她谈论过这个问题。当然，对我还有你外祖父来说，这简直是太可怕了。尤里突然说他即将要带我们的外孙女一起去美国？在那个时候，去美国的人再也杳无音讯。”

我父亲收集到他所有的钱，然后借了更多的钱———大约一共是七百美元，然后卷成一卷，放到他的前口袋里，因此，每当他感到紧张的时候，他都要确定它还在那里。他买到了下午从莫斯科飞向迈阿密航班的机票，在那里国少队的一个人要来接我们。现在记忆已经很模糊了。我不记得当时我穿着什么或者感受如何。我当时肯定很伤心和妈妈说再见，但是我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因为直到差不多九岁的时候我才将再次见到她。

这是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一架每排大约15个座位的老式大型喷气飞机。我们坐在一对俄罗斯夫妇旁边。一路上我父亲一直在和他们讲话。梦醒时分我听到了一些对话。他告诉了他们关于我、网球、我们的计划、国少队、教练和学院的事情。我很疑惑为什么他要说这么多。我父亲向来都是寡言少语的人。飞机在爱尔兰的香农加油，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要做什么。我记得当时透过窗户看外面的男人和卡车。然后我们就到美国了，那是凌晨两三点钟。穿过海关后，我们来到了路边。我记得第一次呼吸到如此的空气，就像一只潮湿的手，弥漫着热带风情，与索契的大为不同。我记得当时的棕榈树，记得当时天空有多黑。我们在等着有人来接我们。在所有人都走了后，我们依然站在路边，找寻着本该由教练派来接我们的车。我父亲当时肯定已经非常恐慌了。他不会说英语，不认识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人，和他六岁的女儿在午夜相依为伴。但他保持了冷静，把手轻轻地放到我的肩膀上，说：“别担心，玛莎，别担心。”但是我确信他另外一只手插在口袋里，手指被钱包住。我们应该做什么呢？租一辆车？乘巴士？即使他能找到乐于帮助的人，他们也都不会说俄语。最后，一个男人和女人走了过来。这是从飞机上下来的一对夫妇。我父亲解释了我们的情况——“如果我能给教练打电话该有多好。”这个男人告诉他在深夜什么也做不了，“并且你的小女孩还需要睡觉。”他在迈阿密海滩有一间酒店房间。他提议带我们一起去那里。“就睡在地板上吧，”他说,“明天你可以打电话。”

早上，在我睁开眼睛之前，我就感觉到我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我能够听到父亲又轻又快的讲话，语气当中带有沮丧。他这样已经好几个小时了。也许他没有睡觉。当他看到我醒了后，变得温和起来，坐到我旁边，试图让我对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在这场冒险中，我们远离故土，但能够和他在一起很高兴。我们一起与全世界为敌。他无法联系到队伍教练，也无法联系到远在俄罗斯的家人。线路不是占线便是被挂断了，或者是其它别的原因。他能联系到的几个人都帮不了忙。但是我们还有我们的训练计划，我们必须坚持下去。我穿上我的网球服、球鞋和短裙。我训练时经常穿着短裙来营造一种比赛的环境。（你想要像比赛一样精确地练习。）我把头发扎到背后，然后跟着我父亲一块出门。当然，我们的训练程序中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以往我妈妈在我启程之前会在这里给我一个拥抱。我父亲拿着两把球拍，一把他的，一把我的，和一罐球。飞机上的那个男人走了过来，大概是过来看看发生了什么吧。“你们在做什么？”他问道。

“我们不得不训练了。”尤里回答道。（来源：网球之家 作者：Maria Sharapova 编译：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