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创伤”是为了推卸成长的责任吗？
近年来，“原生家庭”这个概念大行其道，很多人由此认识到，自己成长中的很多困惑和问题根源在哪里。但始终有另一种意见，那就是把自己遇到的问题都归咎于童年经历过的不幸，更像是在逃避和推卸责任。那么，到底怎么认识“原生家庭”和“童年创伤”？这个问题有答案吗？
“原生家庭”最早是由美国著名心理治疗师萨提亚提出来的。这个概念，一开始并不是面向大众、而是面向专业人士的。萨提亚在其名著《新家庭如何塑造人》中，认为心理治疗师在理解个体的成长时，需要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完整的动力系统来对待。真正的心理学最终要完成的任务，都是为了使人更好地面对当下和未来，而绝不是让人回到过去的困境里不能自拔。成长中的心灵会面对很多挫折，会有倒退，这种挫折和倒退里，也包括将一切错误都归结为原生家庭的不幸。如果并不理解心理学上提出的“原生家庭”真实含义，就很容易望文生义、产生误解，无论是简单认同，还是简单反对，都是不确切的。
其实这个问题，鲁迅在100年前就进行过具有前瞻性的深刻讨论，这就是鲁迅著名的文章《我们怎样做父亲》。这篇文章刊载于1919年11月份的《新青年》杂志，此前一个月，鲁迅刚刚和他的“大家庭”——包括母亲和两个弟弟及其家眷子女住进了京城“八道湾十一号”。或许是真切地体会到了作为一家之长的责任和重担，他写下了这篇影响深远的文章，旨在反思和批判父权、倡导更开明、更健康的家庭伦理关系。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提出了他最广为人知的 “肩住黑暗的闸门”。这个短语后来被赋予了很丰富的思想史涵义，然而考查其最初的语境，就是鲁迅对最基本的人伦关系的思考。鲁迅认为，人们应该对上一代人的养育态度有足够觉察和警醒，然后，由觉醒起来的这代人承担让下一代过得更好的责任，也就是“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自由的地方去”，简单地说，鲁迅认为，觉醒起来的这一代人，应该阻断“原生家庭”的不良影响，以下一代的成长要求为重，个体才能发展，时代才会进步。对于各种反对意见，他是这么回应的：
我也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孙子理应终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儿必须时时咒骂他的亲娘。我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况且幼者受了权利，也并非永久占有，将来还要对于他们的幼者，仍尽义务。
鲁迅对中国人心理的洞察能力，可以与任何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相媲美。鲁迅所说的，也是心理学要解决的，并不是要教唆人们将“原生家庭”作为表达攻击性和敌意的对象，而是使一个人通过自我觉知，意识到自己的痛苦与“原生家庭”以及背后的特殊社会文化有密切关联，以此为契机进行自我建设，让自己成熟和积极起来，并且有义务、有责任给下一代创造自由充分成长的条件。
怎样处理“童年创伤”？
在很多时候，为什么规劝别人或者要求自己“活在当下”“放下”“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吧”“小时候的事__bk:65pfc情没必要记得那么清楚”之类，是无效的？这是因为来自过去的创伤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处理，这个处理过程需要时间、技术和环境条件，当然还需要意愿和勇气。要求遭受过童年创伤的人“放下过去”，“珍惜自己现在拥有的”，“不幸的事情该忘就忘”，看上去是为了开导他们，但其实是多么不现实，让他们否定过去发生过的事实，阻止他们接纳自己的痛苦，将他们陷入孤独和无助之中，是简单粗暴的二次伤害。
前面已经说过，心理学的最终目的不是揭开过去的伤疤，而是让人能够更好地生活在当下，但问题是，但是觉知到了“童年创伤”的问题之后，怎么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让当下的心境不再受其困扰？
英国牛津大学认知心理研究中心（OCTC）心理学家、首席治疗师海伦·肯纳利博士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致力于设计“治愈童年创伤”的疗愈课程项目，旨在使用认知行为疗法，帮助受到过童年创伤的人们恢复心理健康。该项目刚开始实施的时候，还需要专业治疗师的介入，但经过30年来来访者的反馈以及调整，这个项目已经适合于编写成为一本独立的自助手册《治愈童年创伤》，使用者可以按照这本书中的指导步骤来自主使用，从而不再受限于对专业人士的需求。
肯纳利博士在《治愈童年创伤》中谈到，在其实际心理治疗中，他发现童年创伤的深度和广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需要注意的是，童年创伤的范畴要大于原生家庭伤害的范畴，但童年创伤的形成和原生家庭有着密切关系。书中举了两个例子：
有一位男性，童年时曾被自己的老师性侵，但他和家人之间一直关系融洽，互相信任，性侵发生之后，他第一时间就告诉了家人，家人立即报了警，凶犯得到了惩治。此后，家人之间既没有刻意回避讳言，也没有过多探问讨论。而他本人从这件事中，也深刻体会到了家人对自己的爱、保护和支持。长大之后，他记得这件事，但这件事对他来说并未构成心理上的创伤。另外一个相反的例子是一位女性，年幼的时候经常被继父言语调戏。她的母亲明明知道继父心怀不轨，却从不承认，更不出面维护女儿。其实继父自始至终并没有在身体上触碰过她，但这位女性长大之后，缺乏安全感，和异性的关系尤为糟糕。从这两个案例中能看到，原生家庭和童年创伤的关系有多么密切。
海伦·肯纳利《治愈童年创伤》最大的贡献，就是教会了读者如何通过学习认知-行为技术，真正有效地处理早年创伤。书中的章节顺序安排是按照心理自有的发展规律而设计，因此在本书首章，肯纳利博士就建议读者最好不要跳过任何章节，按部就班地读下去。而且根据读者的个人情况不同，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读完全书，有些人读完第一部分，就能很好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有些人可能是在读完第二部分之后，就不需要读其余章节了。还有一些人，是在通读全书之后，才获得了拨云见日的效果。但值得肯定的是，这本书的英文版已经切实帮助了很多人。英国心理学家彼得·库伯高度肯定了这本书的价值：“虽然有的人仍然需要寻求咨询师的帮助，但对于很多经历过创伤童年人来说，通过阅读这本书，就能解决自身的问题，很好地生活。”
在网上声讨父母有用吗？
现在经常会看到网络上铺天盖地谴责父母的声音。那么这样有用吗？不能否认，这么做最大的意义是释放了很多压抑的情绪。释放情绪很重要，在现今，很多心理学术语会驾着网络的东风成为大众耳熟能详的词语，比如“原生家庭”和“童年创伤”这一类概念，由于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相关性，非常容易借着一些热点事件和话题得到发酵。网络上的讨论、信息传播，确实对于创伤的发现和暴露有一定作用，有时候会有非常戏剧化的作用，因为对一些人来说，只要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创伤就可以被照亮，甚至被治愈。而且有同样问题的人在一起互动，会产生投射和互相认同，也就是很多人说的“抱团取暖”，有助于自我认同的建立，也是有一定治愈性的。
但在社交网络上获得信息的过程是随机和碎片化的，很难获得深层和系统的信息，由于网络本身的局限，有时候信息的真伪也很难识别。同时，在网络平台上暴露创伤时，遇上网络霸凌（network bullying，或者叫做网络暴力）的概率也会增加，创伤不但得不到处理，还会形成新的创伤。总而言之，参与网络活动是自我疗愈的方式之一，但有很大的风险，还可能无效；即使有一定效果，也肯定不是最彻底的效果。
相比较网络的不确定性而言，阅读一些真正的好书，其疗愈作用、参考价值，都更加稳定而积极。这里要推荐美国心理咨询师、畅销书作家苏珊·福沃德《原生家庭》（toxic parents），这是目前关于“原生家庭”“童年创伤”“家庭关系”的一本非常经典和优秀的读物。
为什么我们有着相似的创伤烙印？
中国社会近几十年、乃至近百年来的变化非常迅速，社会发展和转型中的各种观念更迭碰撞剧烈，因此成长在这个条件下的人们，打下的精神烙印也会非常相似，包括70后、80后、90后，可能是比较普遍存在着同质“创伤”的，其中最明显的比如生育观（也包括婚恋观）的冲突。而生育观（婚恋观）的冲突，往往会把原生家庭最深层的问题暴露出来，带来两代人都不太愿意接受的情感摩擦。但这种冲突摩擦背后，可能正意味着，适用于原来社会的一些意识形态、行为规范，已经不适合于今天的人们。每一个人秉持的观念要适应个体发展的需要，才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而不是相反。我们这代人，可能就要做鲁迅所说的“肩住黑暗的闸门”的一代人——对上一代、对自己、对下一代——都有所承担。
深入研究过中国“生育制度”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就谈到过，中国的生育制度在当今已经面临着很大的转型挑战，最重要的原因来自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在上世纪40年代土地改革之后，土地这种最重要的财产已经属于国家，对于家庭而言，仅有生活资料可以继承，这种继承权利，不足以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形成那么大的差异。也不足以需要多名后代去继承家庭财产。改革开放之后，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女性的经济地位在不断上升，经济地位的变化必然带来家庭结构的变化，从而过去”重男轻女”“男尊女卑”“多子多福”的一系列观念，都受到了挑战。原有的这些生育观念，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如果上一代人强行要将这些生育观念施加于下一代人时，必然会产生严重的代际矛盾。
怎样面对代际承担？
对于任何父母来说，养育孩子都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其中的艰辛自不待言。但很关键的一点是，决不能不加辨析地因袭上一代人的养育观。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孩子是独立的生命，父母有责任和义务呵护孩子，但孩子绝不“属于”父母。父母可以陪伴和见证孩子的成长，但不能主宰和控制孩子的成长。
父母给孩子最重要的人生礼物，或者叫做人生的“第一桶金”，是“安全感”。这里最值得提到的，是英国精神病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的依恋关系理论。有人认为鲍尔比的依恋关系理论的重要性，不亚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和温尼科特的母婴关系理论。鲍尔比在《安全基地：依恋关系的起源》中认为，生命的头两年建立起来的依恋关系类型，对人格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鲍尔比把依恋关系分为安全型依恋关系、回避型依恋关系和焦虑—矛盾型依恋关系。生命的头两年是一个孩子形成人格基础最重要的两年，而两岁的孩子已经是相当社会化的“小小人类”。拥有安全型依恋关系的婴儿，更善于释放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更有利于其后成长为一个自信、人格稳定、心智成熟的成年人、而不是相反。
成为父母虽然有着众所周知的辛苦，但事实上，比起父母给孩子的，其实孩子给父母的更多。孩子对父母依恋的爱是一种天性，单纯、投入、敞开，甚至对于有些遭受过内心创伤的父母而言，这种爱具有很强的治愈性，可以让已经成年的父母和这个世界之间重新获得真实的链接。但心理学家告诫父母的是，父母无论多爱孩子，都不能在这种爱中陷入一种自我迷恋，随着孩子越来越大、越来越独立，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边界也需要越来越清晰。否则孩子对“边界”的体验会变得匮乏，对于孩子更好地形成规则意识、融入社会，是有负面作用的。
说到边界，对于中国人来讲，代际之间最常见的一种关系失败模式，就是边界感的模糊甚至缺失，造成父母和子女的“共生”，最终带来很多危害双方的因素。或许有人会认为“边界”就是保持距离。其实不是，刻意的距离只会带来疏远和沟通不畅。人与人的边界是由人与人的互相尊重建立起来的。给孩子足够的尊重，他才会发展出良好的边界，才能真正独立。尊重是成长的营养。缺乏受到尊重的孩子会成长为低自尊的成年人，不得不更加依赖他人、自我边界更加缺失，人格更加难以独立，如果成为父母，也会把这种边界的的匮乏、人生的无力感传递下去，最后成为代际式的困境。这是非常令人唏嘘的。
有“童年创伤”的你，也有“生育焦虑”吗？
“婚育观”是人生观的一部分，是多元化的。但是现在的社会中，很多人都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和焦虑，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在生活中，有一些人“不婚不育”的姿态背后，可能是并不是一种真正的人生信念，而是来自于压力之下的婚育焦虑。每个人都可以在机会合适的时候，省察一下自己的“婚育观”。要省察，也很简单，就是看看自己在坚持这种观念的时候，内心深处是满足、稳定的，还是焦虑、痛苦的。其实合理的生育焦虑不但不是有害的，反而是有好处的：有合理生育焦虑的人就是因为拥有宝贵的反思能力，反而有着成长为良好父母的潜质。比浑浑噩噩成为父母，要好太多。但是，如果认为人父母太难，就应该放弃成为父母，那么有可能就错过了拥有和孩子之间美好关系的体验。当然，原生家庭的影响在这里会起非常大的作用，因为在原生家庭里体验过糟糕亲子关系的人，自然也会觉得有孩子是一件有太大压力的事情。但也正如前面提到过的，如果能像鲁迅所说“肩住黑暗的闸门”，就完全有可能去建构一种与原生家庭截然不同的家庭成员人际关系模式，无论是自己，还是孩子，都会被这种高质量的亲密关系所滋养，成就彼此链接、又彼此独立的人生幸福，从而“原生家庭”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人成长的沃土，而不是充满了创伤记忆的制造基地，“童年创伤”才不会再成为普遍困扰人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