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家精要」杨兆民：针灸取穴“五辨”和进针“八法”
专家简介
杨兆民：1928年生于江苏太仓,43年从师学习中医各科,48年悬壶开业,55年考入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学院前身),56年毕业留校从事针灸教学、临床、科研工作。杨兆民教授从事针灸教学、科研、临床工作数十载，治学谨严，勤求古训，博采众论，师古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源，在理论和实践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颇有深刻的见地。擅长中医针灸，提出了针灸“五辨”和“八法”，主编多部针灸学教材，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1997年1月被选为全国第二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1993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杨兆民教授从事针灸教学、科研、临床工作数十载，治学谨严，勤求古训，博采众论，师古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源，在理论和实践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颇有深刻的见地。现举其要者介绍于下。
一、辨证取穴，倡导“五辨”“八法”
杨老认为，针灸之道，融理、法、方、穴、术于一体，为治之于外，调之于内的特殊方法。中医治病，贵在辨证，临诊详审病因病机，方能立法处方论治。针道亦然，必须重视辨证取穴，审证施法，活法随变。其辨证之内容，重在“五辨”:一辨病位之所在---表里、气血、经络、脏腑；二辨病机之所属---寒热、虚实、阴阳、动静；三辨病势之所现---正邪、盛衰、标本、缓急；四辨病因之所由---外感、内伤、六淫、七情；五辨病程之所时一长短、久暂、新恙、复病。综合“五辨”，明确证候，立法处方，或补或泻，则能有的放矢，获效迅捷。
在“五辨”的基础上，杨老又遵循《内经》有关针治论述，参考近代习用之远道取穴、局部取穴、对症取穴的一般规律，根据病症之虚实、新久、动静、缓急，结合个人临证体会，总结出了“虚则补上”、“实则泻下”、“新则取末”、“久则取本”、“动则求远”、“静则求近”、“急则用根”、“缓则用结”的辨证取穴“八法”。
“虚则补上”、“实则泻下”之法，对清气不升、浊气不降之证，具有升清降浊的作用。凡属虚证以取病位上方穴为主，可收推而上之，升阳举陷，扶正补虚之效；凡属实证，可取病位之下方穴为主，能得引而下之，导气泄邪之功。
“新则取末”、“久则取本”之法具有引营行卫，起阴通阳的作用，凡属起病短暂之新恙，邪气初犯，尚未根深，元气未伤，形神无损者，取法于《内经》“荣输治外经”之意，用四关四末之五输、原络穴(四肢穴)为主，以达行气活血，疏经通络，清热解毒，宣邪开窍的治疗作用；凡属病程缠绵之久病，邪气留恋，阴阳失调，气血亏虚，形神受损者，其治宜取胸腹腰背部的俞募、门海、八会等穴(躯干穴)为主，以达调气益血，和阴合阳，补虚泻实，扶正祛邪的治疗目的。
“动则求远”、“静则求近”之法，远治是指气实、气郁、风盛、火郁等导致的脏腑暴病，善情正在发展，变化未定时，可取四肢远端的喻穴，能获镇疫熄风，行气止痛，开郁蜀痹之效；近治者，凡由气虚、血滞、寒凝、痰阻等候，邪气留恋，静而不动，沉着固涩，缠绵经久者，宜取局部穴，阿是穴治之，以求补气和血，祛寒逐湿，化痰行滞之功。
“急则用根”、“缓则用结”之法，根结喻穴具有“调阴换阳”，“从本引末”，通经调气，祛病廖疾之效。凡属急骤凶险之证，多取十二经根部的井穴，以开窍醒神，启闭泄邪；凡属病势缓慢，缠绵经久之候，则宜用十二经结部的相关腧穴，或“以痛为输”，以疏调局部气血。上述“八法”用于临床，执简驭繁，重点突出，针治安全，疗效显著。
在选穴时，杨教授还主张，处方选穴务须审慎，以切中病机为要，“少则得，多则失”，“贵在约”。反之若用穴多杂，针刺频繁，则易耗气伤血，皮肉受苦。实乃经验之谈，精辟之论。
二、进针之技，稳、准、轻、快为要
针刺手法，技术性强，必须动作规范，得其要领，手法娴熟，技术精湛，临证才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进针是针刺手法中首先遇到的操作技术问题，如何使进针无痛或痛之甚微，杨教授将其施术之关键概括为“稳”、“准”、“轻”、“快”四字要诀。
稳，就是持针要稳。施针时术者收臂、腕、指之力集于一针，做到“手如握虎”。持针姿势要自然，针与指的角度需适中，“目无外视”，全神贯注于针具，刺入时稳健有力。
准，则指刺穴要准。施针时针尖接触穴位时，不仅位置要准，而且角度更要准。刺穴准确则痛感轻微，易于得气，“中气穴，则针游于巷”，才能收到“一针中穴，其病若失”的效果。
轻，是指手法要轻柔。施行时病人精神紧张，害怕刺痛，所以进针的手法要求轻巧娴熟，才能达到刺入时“圆瓜不沉”、“睡猫不惊”的功夫。手法虽轻，但轻而不浮，柔中有刚，刺入顺利，痛觉轻微。
快，是指下手动作要快。施针时爽快利落，一瞬即入，不能拖泥带水，欲进而不进。下手快是建立在持针稳、刺穴准、手法轻的基础上的快速进针，如“蜡蜒点水”，迅速透皮，则刺针痛感轻。进针手法的“稳”、“准”、“轻”、“快”，是相辅相成、有机结合的操作技术，只有把握好这四要素，做到指力集中，手法熟练，才能顺利进针，使痛感轻微甚或无痛，为进针后的行针、补泻、治神、调气奠定基础。
三、手法量化，探求针术之本
针刺手法是针灸学术的重要内容，杨教授十分注重手法量化的研究。他主张在继承发扬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手法定量研究，使之逐步趋向规范化、客观化、科学化。
杨老首先从针刺与物理量的关系入手来探讨针刺的刺激量。他认为，针刺手法无论是位针、骨针、铁针、青铜针，还是金针、银针、合金针、不锈钢针等，都是一种物体对机体腧穴、经络所进行的物理性刺激，用这种刺激来治病，必须要达到一定的物理量即刺激量，使之“得气”，才能产生疏通经络、调和气血等治疗效果。针刺的物理量是针刺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临床疗效的好坏，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若刺激量过小则不能去病，刺激量过大则可能适得其反，正所谓“补泻无过其度”(《灵枢·五禁》)。由此可见，针刺治病主要是通过适度的刺激量的物理效应。
因此，要探讨针刺手法的本质和规律，就应从量学、力学的角度出发，使针法有一定量概念和客观依据。针刺的手法和术式，虽然流派众多，名目繁杂，但从量学和力学的角度分析归纳，杨教授以为，不外乎是提插手法、捻转手法和摇摆手法三类。这三类最基本的针刺手法，亦就是针在穴位内的不同运动形式所产生的不同量的“针力”而已。上下提插法，是在针的垂直力作用下，沿其纵轴的直线运动；左右捻转法，是在针的力偶作用下，围绕其纵轴的旋转运动；
摇摆针身法，基本上是在针的左右力作用下，垂直纵轴的横向运动。不同的指力，不同的针向，不同的针时，甚至不同的针具，针在穴位内不同的运动形式，产生不同的针力，这就是刺激量的本质；换言之，不同的针刺手法，实质上即是不同的针刺剂量。针在穴位内的运动形式(提插、捻转、摇摆等手法)，所产生的不同针刺作用力(补法、泻法、平补平泻；强刺激量、中刺激量、弱刺激量等)，能够引起机体不同的效应(酸、麻、胀、重、蚁行感、流水感，热、凉等针感)，从而解除不同状态的病症(虚证、实证、寒证、热证等)，这正是针刺之所以能治病的基本道理。
在针刺手法的定量研究中，杨教授还十分强调，必须根据患者不同的功能状态给予相应的刺激量，不能置病家于不顾，机械地规定一个补虚泻实的常规针刺量。因为不同的个体，其反应各有差异，同种针术，相同的针力，作用于不同的机体可引起不同的效应。因此针刺量的大小，当结合病人的功能状态，治疗时机及耐受性和反应性等因素，施以针对性的刺激而能获得相应的针感为前提，达到“气至而有效”的目的。
四、补泻轻重，崇尚《大成》针法
明代针灸大师杨继洲倡导的“刺有大小”的针刺手术观点，是博采众家之长，又结合了个人实践经验的总结。他提出，针刺手法有刺激量较小的“平补平泻”法，有刺激量较强的“大补大泻法”，杨教授认为杨继洲的“刺有大小”针法，比较符合临床实际。至于古今针家所持的“轻补重泻”、“重补轻泻”及“强刺激产生抑制(泻)的作用”、“弱刺激产生兴奋(补)的作用”等不同针法观点者，则是不同的学术流派而已。
在临床上，杨老遵循“三循杨氏针法”，对于阴阳不平，功能失调的病症，常以平补平泻刺法为主。恪守“阳下之曰补，阴上之曰泻，但得内外之气调则已”之义，惯用轻灵缓和之提插手法行针，使患者感到被针处舒适为度，此乃《内经》“导气同精”之法，泻实而不伤正，补虚而不留邪，对于一些阴阳盛衰明显，大实或大虚，或本虚标实之候，则施以大补大泻之法为主，用强刺激量促使“经气内外相通，上下相接，盛气乃衰”而止。
在探讨针刺补泻手法与刺激量轻重的关系时，杨老认为，首先当从明确针刺补泻的概念入手。刺激量的大小、强弱、轻重，是针刺补泻手法的一种针刺量，并不代表针刺补泻手法之本身，也不是针刺的补泻作用。针刺的补泻作用，产生于患者的自身功能，而针刺则是促进患者机体功能的调节，使原来处于病理状态下的机体转化为生理状态。
因此凡能鼓舞人体正气，使低下的功能恢复旺盛的刺法即为补法；凡能疏泄病邪，使亢进的功能恢复正常的刺法则为泻法。针刺补泻确有轻重之别，但杨老反复强调补泻之法与刺激轻重不是某种简单、机械的等号关系，它们是二个不同的概念，存在着相互交叉，相互包含的关系。在补虚手法中，既可重补，也可轻补；同样，在泻实手法中，既可重泻，亦能轻泻。补泻之轻重，主要取决于患者机体虚实的不同程度，以达到“已补而实，已泻而虚”，“气至而有效”为最终目的。此乃针刺手法之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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