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胡风的名字，我似乎在上小学时就知道了，他的名字是和“反革命”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的。在童年的记忆中，他应该是一个青面獠牙、长着血盆大口，吞噬人民的“怪物”。而对于他的其他一切，我却一无所知。当1983年初我第一次去见他时，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极其酸楚的。那时全国政协的机关报—《人民政协报》将要创刊，胡风是全国政协常委，为组稿之事我来到胡风的寓所。他在客厅里见我，秃顶微胖，额头很大，表情麻木，话也很少，长期的牢狱生活使他丧失了生命的活力。他对政协和萨空了先生主持的报纸很有好感，痛快地答应为我报副刊撰稿。
不几天，他果然寄来一首诗，并附信一封：“寄上拙作一首。看可否作补白之用？”但领导审阅后没有通过，只好退他，诗的内容我已忘记。4月26日他寄来旧稿《抗美援朝一曲》并附信说：“因病不能为文，十分抱歉！特抄寄旧稿‘抗美援朝一曲’，看能否作为创刊初期补白之用。”此稿仍不能用。5月5日，他又寄来《怀念周总理》两首诗，在附信中说：“那首诗不宜于发表。现抄上怀念政协领导人周恩来主席的两首，请审阅。看这点怀念是否可以作为对《人民政协报》创刊的一点祝愿。”我把这两首诗编发在5月25日的《人民政协报》副刊上。这两首诗为：“曾经火里兼枪里，惯理千端及万端。掌舵遥航风浪海，怀图怒视虎狼官。星辰入海光犹亮，松柏临冬色不寒。夺地连营屯塞上，争时大帜树江干。”“百丈风吹塞上，万家鲜血滴毫端。长歌当哭来豪侠，快岁如飞走懦官。月黑推窗听犬吠，夜阑舞剑照人寒。忙挥黑雾牵棕索，经挂红灯上木杆。”这年11月，召开了一个会议，胡风参加，并提交了一份书面发言。我们感觉到他的发言很好，就同他商量，是否可以在《人民政协报》副刊上发表。他欣然同意，并自拟了标题《用真善美解消假恶丑》。对于“解消”二字，我们觉得冷僻，而他一定坚持用这两个字。由此我对他倔强的个性和强烈的感性色彩有了一定的了解。12月某日，他来信说：发表的两首《怀念周总理》的诗“那是《怀春室感怀》一组诗中的两首。前几天精神好了些，对全组诗加以回忆。记得全的很少，大半加补，还有删改的。共26首，加了注和后记。就要抄成了”。“我完全是用向《人民政协报》投稿的感情回忆和补成的。在后记中有说明。”为此我特地到他的家中取回这些诗稿。这24首诗以及已发表的那两首，均是他1958年前后在狱中吟成的，用的都是鲁迅《亥年残秋偶作》的原韵。据他在附记中说，当时一共吟成200多篇，共约4000来首，时间前后达五六年之久。读着这些诗，我似乎看到了胡风先生那颗孤寂而充满生命力的诗心。没有想到的是，由于我报发表了那两首诗，而促使老人回忆整理出这24首诗稿，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啊！第二天他又寄来一份，对原诗有多处改动，并附有校正表。态度十分认真。对于这些诗，我是力主发表的。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的形势，领导不同意发表，而致使未能见报。当我去向胡风先生退还这些诗稿时，心里很不好受，就像做了什么错事的孩子一样。胡风先生却没有责怪我，而是淡定地同我谈话。我感到他的思维机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他还欣然在我的纪念册上题了一首诗《悼念鲁迅先生》：“耻笑玲珑通八面，敢拈纠结理千端。国中有土能栽豆，朝里无人不做官。立地苍松千载劲，漫天白雪万家寒。难熬长夜听狐鼠，且煮乌金铸莫干。”1984年1月的一天，他寄来《介绍两位台湾作家—杨逵和吕赫若》一文，并附信说：“前信嘱寄短稿，现拟成了这一篇。寄上，请审阅。如可用，但嫌长，请酌删一些好了。”“另想到：是否有对台广播？如有，由我写一向他们的致意信，是否能取得一点影响？”我给他复信，关于对台广播事，可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联系。1月18日《介绍两位台湾作家—杨逵和吕赫若》在《人民政协报》副刊发表，引起很大的反响。胡风在文中回顾了杨、吕两位台湾作家30年代写作短篇小说《送报伕》《牛车》，并经他将日文译为中文的情况，他写道：“这两篇作品从抗战前到解放初，在读者中间起了抗日的积极影响。它们是祖国人民了解当了亡国奴的台湾同胞怎样痛苦的活的记录，加强了祖国人民对台湾同胞的关心和怀念。”“近年来，出国参加国际作家会议的中国作家，有的遇见了杨逵先生，他对我的情况表示关注。”胡风说：“杨逵、吕赫若两位如果能争取到台湾当局的允许，回到祖国观光一次，我们文化艺术团体一定会竭诚地接待，提供方便送杨、吕两位到愿意去的地方观光，大陆同胞一定热心倾听他们关于台湾同胞生活情况的报告，他们回到台湾后向台湾同胞介绍亲自见到的祖国情况，也一定会加强台湾同胞对祖国的认识和怀念，加快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的步伐。”2月份，我收到锦州工学院周鸿赓副教授请代转胡风的信，信中说：“拜读了您的新作，知道杨逵健在，非常高兴，因为我也认识杨逵。”信中回忆了他1948年在台湾彰化与杨逵两次见面的情况。我亲自将周信送至胡风先生寓中。他于3月1日复一信请我代转周鸿赓。信中写道：“你的经历使我觉得是很难得的。”“我的事使你都受累（周因写文章介绍过胡风的著作而受打击—笔者）是意外也是意中。”“杨逵，我是30年代译过他这篇小说，其他毫无所知。你和他还有过交往，使我高兴。我无法和他通联。如可能，《人民政协报》一定会帮你办到的。目前恐怕还没有可能。”由此可见，这位久经磨难的文艺战士的境界是多么高尚啊！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现在大家都释怀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的。每个人都有过去，只是色彩不一样罢了。1984年5月，全国文联在北京饭店举办茶话会招待出席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个大会的文艺界代表和委员。胡风出席了招待会。第一次参加两个大会采访的香港青年记者们发现胡风，立刻涌上来，争先恐后地采访。他们也都是第一次见到胡风，其兴奋程度可以想象得到。这年7月，胡风先生赐赠他的《评论集》上中两册予我，并在扉页上题款签名。通过《评论集》，我对他在文学上的贡献以及他的文艺思想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1984年11月，我向胡风先生发出请柬，请他参加我报举办的茶话会。不久收到他于11月13日写的一封信并附一篇题为《两点祝愿》的稿件。信中他十分认真地说：邹士方同志：
表示祝愿而已。请审查。
走路不方便，说话连发音都困难。茶会不能参加，请原谅。
匆匆祝
编安
他的《两点祝愿》的稿件，经我手发在1985年元旦的副刊上。文中写道：第一，1985年将是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的一年，我祝愿这一宏伟事业有良好的进展。……改革为广大群众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扫除了障碍。一个放开了手脚的民族，必将使自己得到应有的发展。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中国，必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第二，在新的一年里，衷心希望台湾回归祖国的大业能有较大的进展。改革与统一是紧密相连的。改革进展得越顺利，祖国统一大业就越能尽早地实现。希望《人民政协报》在新的一年里为推动改革，促进统一作出新的贡献。这是胡风先生在《人民政协报》发表的最后的一段文字，其提出的改革与统一的主题正是我们今天正在作的文章。1986年1月15日，在胡风先生的追悼会上，当我紧握着梅志同志的手请她节哀时，儿时的记忆使我产生了一种负罪感。我仰望着胡风先生的遗像，看到的是一个正直、热忱、执著的文艺家的形象。这个形象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大意是：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还是苍蝇。那次的追悼会气氛十分特殊，会场上到处是挽联，我当时抄录了一些：每每翻开这个写有挽联充满岁月缩影的笔记本，我都有一种不能释怀的情绪，这些都是真的吗？这些事情真的发生过吗？我不停地问自己，没有人给我答案。叹息之间，我猛然间惊呼自己正在向花甲之年冲。岁月真的没有留给任何人情面，就潇洒地走过去了，而我们还在闪转腾挪自我损耗。我不禁扪心自问，那些充满人情味的伤痕今天依然存在吗？那些令人痛惜的岁月曾经真的在我们中间流淌过吗？【摘自：《文学大师的流年碎影》 邹士方/著 黄山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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