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联的起源/吴直雄

关于对联的起源吴直雄我们只要随便翻翻古今对联专著及近几年来的报刊，就会发现：人们在谈及对联起源时，就其句式、句法，往往上溯至秦汉乃至殷周；就其首联，则多数断定为后蜀；就其早期运用情况，一般只是逮及宋元。这些观点历代陈陈相因，已成定论。笔者认为，这种传统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我国对联起源之实情，重新探讨这个问题，对于人们全面认识我国这一独特的文艺形式和挖掘我国这一传统文化遗产是很有意义的。一、对联句式、句法的存在决非始于殷周人们在探讨对联的起源之时，往往先从其句式、句法追本溯源，征引最古老著作中的对偶句佐证。如引《诗经》的有：“山有扶苏，隰有荷花”、“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引《周易》的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等等。所有这些诗句，就其句式、句法而言，都可以算作对联的雏形，论者也皆以上述著作成书之年代来断定对联句式，句法缘起于殷周的，似有失偏颇。其实这种句式、句法，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当远在殷周之前就已经出现在人们的口头语言中了，因为骈俪之缘起，出于人心所联想。刘勰《文心雕龙·丽辞》开篇即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刘勰在这段文辞中，清晰地阐释了人们在语言的运用中产生对偶句式、句法的必然性，紧接着刘勰以有力的证据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为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刘勰援引《书·大禹谟》中所追记的皋陶、大禹之言中的对句予以说明是令人叹服的，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对偶句式、句法确实早在殷周之前就客观地存在着。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一书中，对对偶句的句式、句法形成作了更为系统的阐述，他写道：“原丽辞之起，出于人心之能联想。既思云从龙，类及风从虎，此正对也。……其由于联想一也。古人传学，多凭口耳，事理同异，取类相从，记忆匪艰，讽诵易熟，此经典之文，所以多用丽语也。凡欲明意，必举事证，一证未足，再举而成；且少既嫌孤，繁亦苦赘，二句相扶，数折其中。……又人之发言，好趋均平，短长悬殊，不便唇舌，故求字句之齐整，非必待于偶对，而偶对之成，非足以齐整字句。”范文澜是从人们善于联想，古人传学之方便及人们语言运用的习惯来阐明对偶句式、句法“出于自然，不必废亦不能废”这一语言规律的，同时也揭示出对偶句的句式、句法在殷周之前，诚如前述的皋陶、大禹之言那样，早就伴随着人们的语言而客观地存在着。而且现存的殷周时期的文献资料中，就存在着殷周之前的许多对偶佳句，因此，我们判定对联的起源，如若从对偶句的句式、句法出现的角度去考察，应上溯到殷周之前的口头语言时期。二、首联的出现决非始于后蜀对联，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从骈体文和诗词歌赋之中派生出来的，就象当今人们集句成联一样，如果有人从骈体文或诗词歌赋之中摘取自然成对的对偶佳句，或是信口吟诵几句对偶佳句，题于壁或别的什么物体之上，亦即成了对联，人们口头以语句相对，也是对联，只是还没有写在寝门或楹柱上罢了，翻翻我国丰富的典籍，这种联例是可以找到的。据宋·文莹《玉壶清话》卷六所载，后唐（公元九二三年至九三七年）范质“遁迹民间，一旦，坐对正巷肆中，忽一形貌怪陋者前揖云：‘相公相公，无虑无虑。’时暑中、公执一叶素扇，偶写：‘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一联在上，陋状者夺其扇。”仅从这副扇联来看，就比后蜀孟昶的题联于寝门，即历代文人墨客所津津乐道的所谓我国最早（按：时为宋太祖乾德二年，即公元九六四年）的一副对联要早得多。即使专以题桃符于寝门这一现象来认定我国最早的题联的话，把后蜀孟昶的题联当作对联之首，也是值得重新商讨和研究的。据《宋史卷第四百七十九·西蜀孟氏》载云：“初，昶在蜀专务奢靡，为七宝溺器，他物称是。每岁除，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末年，学士辛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以其年正月十一日降太祖命吕余庆知成都府，而‘长春’乃圣节名也。”详读这段文字，我们清楚地看到：盂昶题联于寝门祈福，是每岁除必需要干的一件事。因此可见，后蜀宫庭题写对联早已相沿成习，比孟昶早的题联还多着呢，只可惜历代封建文人一贯视对联为“小技”而不足道，故难见史册所载罢了。那为什么“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又如此详细地记载下来了呢，这只是由于历代封建文人墨客及封建统治者爱把“谶讳”之学奉若神明，委一切为天命所致。他们认为，孟昶这一桃符联语就是其自身败亡的谶语，故这副对联被他们当作“谶语预言”的形式记载下来了，并写入我国正史之中，可见孟昶的这副题联，也决非他一时心血来潮之首创。事实也是如此，据《宋代楹联辑要》载，孟昶花园中有百花潭，某兵部尚书王瑶曾题：“十字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见楼台。”这不也是早于孟昶的很好的对联吗？又据《说郛》卷十引冯鉴《续事始》云：“《玉烛宝典》曰：元日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以郁林山桃，百鬼畏之，即今谓之桃符也，其上或书神荼、郁垒之字。”将“神荼”、“郁垒”题于桃符，这就是关于联坛人们常爱提及的神话名对联。查《中国丛书综录》，《续事始》为前蜀（公元八九一年至九二五年）冯鉴撰，如从撰《续事始》一书时间算起，题联于桃符亦远远早于孟昶。再据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石菊影庐笔识·学编七十四》云：“纪文达言楹联始孟昶‘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十字。考宋刘孝绰（按刘孝绰公元四八一年至五三九年，南朝梁文学家）罢官不出，自题其门曰：‘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其三妹令娴续曰：‘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此虽似诗，而语皆骈俪，又题于门，自为联语之权舆矣。”谭嗣同一生治学严谨，嗜好作联，其对联作品甚富，其言必有所本，就目前所见资料而言，此联实可为对联之首。三、对联之兴起和运用决非始于宋元人们爱把对联说成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诗，成称其为“诗中之诗”。从诗的发展情况看，中唐时，格律诗已完全定型并达到了鼎盛阶段，人们只需将律诗中间两联挑出对仗的两句单独使用，也就成了对联。同样，把对联嵌镶于诗中，对联也就成了诗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现象古今可见。但是由于传统的观点把孟昶之联定为首联，故人们很少注意唐代的对联，有的同志即使遇到有落款为唐代人的题联，也囿于这种传统的观点而不敢加以肯定，实际上唐代的对联，已被诗人及联语作者运用于作对戏游或问难赠答等种种场合。据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第二十一），香山居士条引《蔡宽夫诗话》云：“唐人饮洒，必为令以佐欢，其变不一，乐天所谓‘闲徵雅令穷经史’，韩退之‘令徵前事为’者，今犹有其遗习也。尝有人举令云：‘马援以马革裹尸，死而后已’，答者乃云：‘李耳指李树为姓，生而知之。’又‘鉏麂触槐，死作木边之鬼’，答者以‘豫让吞炭，终为山下之灰’，皆可谓精句也。复有举经句字相属而文重者曰：‘火炎昆冈’，乃有‘土圭测影’酬之，此亦不可多得也。”该条又引《王直方诗话》云：“‘帝与九龄虽吉梦，山呼万岁是虚声’，此乐天作《开成大行挽词》，对事亲切，少有其比也。”这段记载说明，唐代人的酒令和对联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而所记乐天之挽词，实际上就是绝妙的挽联。可以说这就是唐代人娱乐和吊挽时使用对联的情况。宋·尤袤《全唐诗话卷之四·温庭筠》载云，李义山对温庭筠曰：“近得一联句：‘远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庭筠对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又《全唐诗话卷之六·周朴》中记载了周朴得联语的狂喜情况。因此说，作对联是学习词句和准备作诗的一种练习方法，唐代律诗鼎盛，唐代时就有人作对联实在理所当然。唐代迄今，年代久远，朝代更迭，时人多以对联为诗，而不作专门的整理和记载，更有历代兵燹之灾，常危及名胜古迹，宋代保存下来的对联不多，唐代的就更为稀少。尽管如此，终因我国典籍丰富，历代名胜古迹极多，借助这些典籍和古迹，我们是可以发现一些唐代对联的。如岳阳楼楼上有这样一幅雕屏：“水天一色，风月无边”。落款是“长庚李白”。此联高度地概括了岳阳楼的绝妙胜景。以李白之才和当时已有题联写匾的习俗来看，我以为不能否定这是李白之作。唐诗人骆宾王题杭州观海亭：“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杜甫题书隆中：“一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这些对联佳句，流传千古，启迪着后人的心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