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迦派的炫目时光：杀人逾万的止贡寺之变
原创白发布衣的藏地读行2020-11-29 09:02:10
《西藏的教派时代》第十二篇：
萨迦派被蒙古人的手托上云端，不代表人人心里都折服，即便八思巴尽力操作，为萨迦政权稳固基础，但挑战者却依旧不断冒出来。
1280年，八思巴在萨迦寺圆寂，马上便有人发起了挑战，这个心有不甘的巨头，便是位于前藏的止贡噶举派。
止贡噶举派于1179年创立，在创始人止贡巴· 仁钦贝的带领下，教派势力发展得异常迅猛。
这个强大的教派势力，甚至发动过5万多名信徒，徒步奔赴冈仁波齐朝圣。这支浩浩荡荡的朝圣大军，震惊了阿里地区的国家，止贡派也成功在西部站稳了脚跟，成了阿里的主流信仰。
按照《直贡法嗣》的记载，止贡派当时的信徒数量多达14万人。
在《萨迦派的炫目时光：元朝时期西藏人口的估算 》里曾提及，当时西藏的总人口尚不足百万，而止贡一派便坐拥两成人口。
如果记载属实，“山皆止贡山，坝皆止贡坝”的歌谣，也算实至名归。
止贡派的强大，甚至到了蒙古人都动心思的程度。
1240年，阔端派将领多达那波领兵入藏，在旁多（林周县）与噶当派爆发了流血冲突，止贡派的行政首领贡巴释迦·仁钦，也遭到了蒙军逮捕。
止贡贡巴的地位，有点像上篇介绍的萨迦本钦，是负责教派俗事的首领。
多达那波以此逼迫止贡派合作，但被京俄（止贡派宗教领袖）婉拒，但作为释放贡巴的筹码，止贡派献上了前藏的户籍名册，以示臣服。[1]
在谈判中，京俄推荐了萨迦班智达，作为凉州会盟的人选。
估计，他想甩锅给萨班，毕竟在当时的蕃人看来，蒙古人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者。
从这个举动其实可以看出，止贡派至少在这个时候，并未将萨迦派当成主要竞争对手。
但止贡京俄看错了形势，萨迦派借此良机一飞冲天，成了蒙古帝国在西藏的代言人。
可不久后转机出现，止贡派似乎有峰回路转的苗头。
蒙哥成为大汗后，开始将西藏的土地分封给各蒙古王公，实力最强的止贡派，也纳入了蒙哥麾下。
在《朗氏宗谱》的记载中，止贡派成了西藏的头领，前藏、羊卓、阿里的官员，都由贡巴亲自任命。
因此《直贡法嗣》中有，“止贡派统辖整个西藏”的说法。
从此两个志在全藏的教派，开始了明争暗斗的博弈。
拿回了主导权的止贡派官员，居然在萨迦寺内纵马奔驰，还在寺内大铜锅里饮马。[2]
面对这种公然的侮辱，萨迦派也只能默默吞下。
但止贡派也没乐呵多久，蒙哥在合州钓鱼城的意外死亡，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
忽必烈在与亲兄弟的真人PK中获胜，西藏的天又翻了过来，萨迦派凭借八思巴二度起飞。
等到八思巴开始划分十三万户时，止贡派挨捶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羊卓地区被干净利索的从止贡派手里割除，甚至和止贡关系密切的帕竹噶举派，也丢了阿里地区。
止贡派连续不断派人入京申述，要求中央政府裁决萨迦派违法。
他们的理由是，蒙哥时期册封的止贡万户辖区，便包含羊卓地区。
事情闹大了以后，萨迦派本钦（释迦桑布）、格西（仁钦尊追）、仁波且（顿楚）三人入京申辩。
最终的结果，用脚趾头想也能知道，忽必烈是肯定不会给止贡派翻案的。
当年止贡官员依仗蒙哥的支持，可不是一般的飞扬跋扈，那个饮马萨迦寺的多吉贝，吐沫都喷到了忽必烈的脸上。
但考虑到止贡的势力，忽必烈还是保留了万户的待遇，总算比噶玛噶举派的境遇好得多。[3]
发现忽必烈指望不上，止贡派开始寻找能够抗衡的力量，很快便和窝阔台王系的势力走到了一起。
正在此时，萨迦内部的贡嘎桑布之乱爆发，站在一边看热闹的止贡派发现，萨迦也不是铁板一块。
再加上，八思巴和萨迦座主相继去世，接任的达玛巴拉只有14岁，这让止贡派顿时感觉有机可乘。
1280年，达玛巴拉接任帝师时，止贡派内部因座主的接位人选，爆发了“布多堆普之争”。
萨迦派希望借此在对手阵营里掺沙子，但遭到了止贡派的激烈抵抗，直接暗杀了萨迦青睐的人选（萨迦弟子）。
萨迦派对此异常愤怒，向蒙古断事官提起了控诉，两派在蒙古官员面前，从互喷发展到真人PK，最终演变为军事对抗。
1285年(至元二十二年)，止贡贡巴（衮多仁钦）引西蒙古汗国军队入藏。驻藏蒙军联合各万户军队，在阿里与侵略者对峙了5年。
在这段时间里，止贡派估计感觉背后有人，扬言要让全藏人口都成为属民，并宣称“现在的萨迦派能够这样当权…是过去我们止贡派所挣下来的。”[5]
1279年，元朝从南宋的泥潭中拔出脚来，忽必烈马上开始调动大军，对西藏的挑战者给予强硬回击。
王子铁木儿不花挥师南下，萨迦本钦（阿迦仑）调动大批差役全力配合。
《五世达赖喇嘛传》记载，“止贡请来上部霍尔(西蒙古)的军队进攻，大皇帝派铁木儿不花率领的蒙古骑兵进藏援助，与萨迦本钦的十三万户军队配合行动，一举歼灭了上部霍尔的军队。”
止贡贡巴和西蒙古王子在决战后遭到处决，铁木儿不花麾下的蒙军，占领了大量止贡派辖地(隆子、加查、朗、工布江达、曲松、桑日、措美、错那、洛扎等地)。[6]
萨迦本钦请蒙军攻入直贡峡谷，将止贡派主寺（止贡梯寺）付之一炬，1万多僧人信众被杀。
这就是震惊全藏的“止贡寺之变”，又称“止贡林洛（意为寺院之变）”。
主寺被焚后，止贡法座只能带着残余逃到工布的绒波地方。[7]
在康区也展开了对止贡派的清算，八邦寺及其属寺先后被毁，复建后直接改宗萨迦派。
这时的止贡派眼看着就要被历史淘汰，但就在哀鸿遍野之时，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站了出来。
有时不得不承认，信仰是种坚韧到不可思议的存在。
即便是泰山压顶，也不能阻挡它倔强的盛开。
一个名叫日巴那波的勇士，收拢了逃散的士兵，在群山之间发出了抗争的怒吼。
据说，他派士兵在路上打劫商队，逼着商人将申诉书去大都。
最终，元朝做出了妥协，同意了复建止贡梯寺。
其实，忽必烈也没有将止贡派连根拔起的意思。最明显的证据便是，止贡的万户名头一直没有取消。
之所以，有如此考虑大概是因为，止贡寺之变导致前后藏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严重倾斜。
任何一个幅员广大的地区，都会很自然的产生“双都现象”。
将中国的北京与上海，美国的加州与纽约，意大利的罗马和米兰。
“双都”或明或暗的竞争，两边人民互相看不上，是很正常的事情。
拿西藏来说，前后藏之间便一直存在某种难以言喻的关系。
这种既依存又疏离的关系，不但存在于蒙元时期，在格鲁派的班禅、达赖两个活佛系统间也存在。
很多藏文史料都将前后藏的关系，形象的比喻为“乌鸦和猫头鹰的关系。”
止贡寺之乱沉重打击了前藏的教派势力，但这未必代表对元朝管控西藏有利。
作为后藏的代表，即便萨迦派最风生水起之时，在前藏的影响力也相当有限，噶举派（噶玛、帕竹、止贡、达隆、雅桑）一直都是前藏信仰的主流。
忽必烈虽然喜欢用棍子来“以德服人”，但也不能为了萨迦，便将所有噶举势力一锅端掉。既然如此，保留一个元气大伤的止贡派，也不是不能接受。
另外，止贡之变的兵祸，严重摧残了西藏民生和驿路系统。
《元史》记载，1292年九月，乌思藏宣慰司上奏:“止贡反后，驿站遂绝，民贫无可供。”
所以，忽必烈可能感觉，再这么闹下去成本太高，不符合元朝的利益，差不多得了。
但止贡僧人所写的《直贡法嗣》显然不能这样描述，对他们来说“抗暴斗争”是主旋律，有必要大书特书，一定是因为自己的主动抗争，逼着大皇帝收了手。
这种动乱之后，止贡派元气大伤，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力出头挑战萨迦派。
在这段属于萨迦派的甘美岁月里，没有一片云朵能遮挡旭日暖阳，但就在炫目阳光之下，一直蛰伏的帕竹噶举派，却在默默积蓄着力量，等待他们教史上最重要的人物登场。
大司徒绛曲坚赞即将登上舞台，一举终结萨迦派的炫目时代。
参考书目：
[1]、《西藏历代的边事、边政与边吏》_张云；
[2][6]、《元代西藏“止贡之变”及相关问题考释》_张云；
[3][5]、《宋元时期西藏止贡噶举派历史研究》_杨兰兰；
[4]、《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__东嘎·洛桑赤列，陈庆英译；
[7]、《萨迦王朝的兴衰》__丹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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