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宗一:反思“金学”——在第十四届(开封)《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朋友:

上午好!

谢谢大会给了我发言的机会。首先我要说明一点,我之前一直没能和进德先生和大会秘书组联系上,主要是邮箱号有误。

后来我和进德先生联系上了,他又让我报发言题目。仓促间,我竟不知天高地厚,也不打量自己有没有这点资格就随口用了这个题目:《反思“金学”》。

作者与黄霖先生、吴敢先生在研讨会上

当然,即使精神同道以宽容之心原谅我,我自己也知道没资格谈“金学”反思,倒是应该继续做个人的反思。

从历史上来看,在座诸位中有不少朋友几十年前就开始研究《金瓶梅》了,而我从来没有专门研究过《金瓶梅》,直到八十年代金学会正式成立,我才有机会挤进这个学术大家庭。

谈这几句,并非为自己开脱,我只是深感自己的冒失,进德兄又对我非常宽容,所以未加深究指出这个题目的不妥,今天我就照着这个已经定下来的题目谈上几句不着调的话。

谈反思这是没问题的,反思是我们知识人的义务。说反思金学也没什么问题,因为提升我们对《金瓶梅》的认知水平和审美力,总结巨大成果,发现研究中的缺失都需要反思“金学”建构中的问题 ,所以,反思“金学”是我们金学研究共同体伟大的历史使命。

我们始终处于反思旧模式,挑战新模式的过程中,正如黑格尔所言,我们必须把我们青年时代的理想转化为反思的形式。

《说不尽的金瓶梅》(增订本),宁宗一著,北方文艺出版社2018年9月版。

古人云“三十而立”,“金学会”成立三十多年了,也快从青年时代进入成年了。所以今天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进行一些反思似乎是必要的。我的意见如下:

1

《金瓶梅》的去“污名化”问题

《金瓶梅》的去“污名化”,仍是我们金学界的使命,而且是任重道远。现在一提四大名著,我就很反感,因为他们把《金瓶梅》和《儒林外史》排除在外。

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永恒经典,应当是六大名著,除了《儒林外史》被鲁迅感叹地说:“伟大也要有人懂”以外,《金瓶梅》在整个中国小说史上也可谓是命运多舛。

《金瓶梅》的命运无法和其他五部书相比,就是因为它前期一直被“污名化”,色情小说、低俗小说、性小说,甚至有的国内外名家说它是三流作品。

《宁宗一讲金瓶梅》

我多次谈到《金瓶梅》的悲剧命运和被“污名化”的现象至今并未消除。一万九千多字被视为洪水猛兽,而在我们的研究圈子里则给予《金瓶梅》以高度评价,这其实是金学研究的“悖论”。

我们的圈外人至今仍然怀疑它不可超越的贡献,也是在当下,仍然有学士、硕士还问我为什么不研究《红楼梦》而研究《金瓶梅》?言外之意是一个雅一个俗,而其潜意识就觉得《金瓶梅》的价值比不了《红楼梦》。

在我们的研究团队,我们的学术集体中当然视《金瓶梅》为真正里程碑式的作品,虽然官方对《金瓶梅》的态度也有所改善,但在广大读者群中仍然以讹传讹,其“污名化”程度我们不能等闲视之,所以我认为伴随我们的“金学”建构,我们的金学会有任务和能力维护《金瓶梅》的尊严,稳妥做普及工作,去“污名化”不仅是长期的任务,更是我们重大的文化使命。

2

《金瓶梅》的伟大价值与对它研究和评估不对等

《金瓶梅可以这样读》

反思金学,与去“污名化”相联系的是我们的金学研究与《金瓶梅》的伟大意义和价值仍存在评估上的差距。

几十年来,我们在《金瓶梅》的文献学、历史学、美学等研究上获得了巨大的成果。吉林大学“文化论坛”的那次展示,令我极为欣慰。

但是,我觉得我们对《金瓶梅》的价值评估,远无法与它对中国和世界小说史所做的难以企及的贡献相匹配。我至今还认为“不对等”!

“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这是鲁迅先生对其他任何一部小说都没有给予过这么高的评价,但是我们的研究还远没回应这八个字的评价。我们的通俗长篇小说的比较研究至今对鲁迅给我们的这个命题还缺乏更令人满意、更令人信服、更高水平的回应。

尽管当时鲁迅先生是就整个明代小说而言的,但细心人可以发现,鲁迅先生后来对《红楼梦》也没说过这种“狠话”,只是说它打破了传统思想和方法而已。而《金瓶梅》岂止是打破旧枷锁,它已经真真实实地在引领一个新的小说时代了。

作者与吴敢先生在研讨会上

首先,我们还欠缺一些对《金瓶梅》在小说艺术史上和中国小说命运史上的精准的评估,实际上它的出现是一次巨大的艺术转折。

试想小说史如果永远地停留在演义小说与神魔题材中,或者说只是“史里寻诗”,那小说的命运会不会如我们想象会超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已达到的实际水平,而事实上这三部作品的后继者就是没超越它们。

现在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小说”的“本体”,小说为何物?本体又是何物?

小说这种文体是叙述,而其本体就决定了小说永远是面向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的心灵史、性格史和人性史的,即我们俗话所说,小说要写的是“世道人心”,而这一点,中外小说史最有价值的经典文本不是演义历史,不是“史里寻诗”,它必须面对作者生活的当下,这是小说所以是小说的文化使命。

《金瓶梅十二讲》

同时,对《金瓶梅》的原创性研究必须更深入地把文本摆在首位,因为它已经超越了历史,也就是超越了时空,而有了现实意义。

我认为我们对《金瓶梅》的研究应该看到的是,在《红楼梦》之前它就深刻地写出了心灵辩证法和性格的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是“前无古人”的。

法国年鉴学派在史学中开辟了新的领域,他们勇敢地将“政治史”赶下主位,而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史、社会史、心态史作为叙述的中心内容,从而奠定了新史学的基石,而《金瓶梅》早在他们几百年前就已经用小说文体完成了这一伟业。

它在《红楼梦》诞生前就写出心灵辩证法和人性的复杂性,它对小说人物的心态描写是第一位的,这就是木心在他的《文学回忆录》所说,对《金瓶梅》的艺术性是要放大瞳孔去看的。相较于《红楼梦》的明朗,《金瓶梅》是幽暗的,所以我们要靠自己找出它的艺术。

我不是过激,我认为对于《金瓶梅》的任何高度评价都不为过,都不会过火。现在我们的研究已在证实《金瓶梅》是前无古人的,而且早就有了一种超越,超越西方长篇经典小说两三百年。

《心灵投影》

过去我强调《金瓶梅》和《红楼梦》是小说史的一半,至今我不认为它是个“伪命题”,我没有无根据地夸大《金瓶梅》的意思,更没有“溢美”。

现在我们仍有个别研究者存在某些认知障碍。我们中有人甚至不理解田晓菲在《秋水堂论金瓶梅》中说的阅读感受,因为田教授说,读完《金瓶梅》,掩卷沉思,竟觉《金瓶梅》比《红楼梦》更好。

我是完全认同田女士的感受的,我不希望我们陷入《古典小说论》把《金瓶梅》作为三流作品的定位中,这是对《金瓶梅》研究的极大误区。

现在我不是简单相信六十年前流传开来的领导人所说的《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而是认识到这两部小说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统领着小说审美意识观念的变革,发展的走向。

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它们都是既结束了一个旧的时代,又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它们都创造了不可企及的高峰,并且构成了一条小说发展“链”。“金色”与“红色”两相协调,靓丽夺目,这必定是小说辉煌命运的标志。

3

对“金学”研究策略的反思

《点燃心灵之灯》

我想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应吸取红学研究中的“红外线”的教训,我们不可太痴迷“金外线”。我绝对尊重每一位研究者的选择取向,比如在对《金瓶梅》的文献学、哲学、美学研究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我无意忽视这些成果,但有些“红外线”文章写的太过离谱,又不免为金学研究重蹈覆辙而担忧。那种过去远离小说文本的考证,几乎都是短命的。

所以近三十年,我是一名“回归文本”研究策略的积极参与者。回归文本当然不是我们的发明,文本主义的重要性堪比考据学的去伪存真,它的硬功夫具有极大的价值,但文献学的重要意义不管多大多重要,都不能取代文本的审美阐释。

我六十年来的教书生涯养成了我的“让文本自己说话”的套路,但我至今不悔,作为开放的活的文本永远是小说的根本,这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策略,是直接面对“污名化”的最佳反击,通过我们的阐释回应一切“污名化”的虚无主义。

《世情图卷:读懂古典小说》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智慧》中为什么那么称道布格赫那句名言“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两位小说家都阐明了小说文本思维有别于其他文本的特征,同时也指出了小说的优势。

我只是想要真诚的提醒大家,《金瓶梅》的研究中已经有一部分文字具有了“金外线”的倾向,我尊重这种个人选择取向,但我怕它们生命力不够长。

我佩服徐朔方先生在发现部分研究漏洞后就主动放弃“李开先说”的精神,据我有限的阅读和统计,已经有不少的数字是在文本之外做文章,这无可非议,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但一旦脱离了小说文本细读,甚至过度诠释,就显得过犹不及了。

我想在现今的研究以及面对“污名化”时在细读文本上下功夫仍然是必要的,也是第一策略。我的学术立场很难改变,但我又不认为他是老调重弹。我切盼更多金学研究主动运用“让金瓶梅文本自己说话”这一阐释策略,这既是尊重文本,也是延伸文本,从而使我们拥有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

《金瓶梅百问》

4

思想理论资源的贫乏

我们今天反思“金学”,其中还有一条更重要的理由是我们的思想理论资源不够丰厚。

“金学”研究的关键,和资料、认知、思想理论与智慧有关。我们面对《金瓶梅》这样百科全书式的小说。能穿透其迷雾,认知其人生哲思和审美蕴含,必须占据精神高地,以笔为旗,把洞见、思辨和理论融为一体,观照《金瓶梅》的诸多小说意向和艺术元素。

为此,我们有必要牢记黑格尔老人多次强调:“人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我们在座的很多“金学”研究大家几乎都以生命的热忱和人生体验所燃烧的认知去观照《金瓶梅》,我们在以我们的“发现”意识去把我们的平面的认知提升、转换为深邃的思想,但是我们必须进一步提升,并有超越意识,才能更好的透视自身的思想,准确认知学养与自我的关系,在阐述《金瓶梅》时彼此互动和重塑,我们的阐述空间才会扩而大之,也就是说,我们的审美系统、实证精神、理论思辨,才会定格在这部伟构的审美价值核心之中。

骆晓萌绘宁宗一先生肖像

我深信,我们的“金学”研究共同体中的成员都是爱智者。我们有了灵动的小说的智慧,我们的金学必有一番新景象。

事实是,学问与智慧本不是一回事。学问是知识的积累,而智慧则是一种透视,又是一种远瞻。我们的“金学”界有必要把我们积淀的知识与智慧和哲思融合为一体释放出来,去烛照中国的长篇通俗小说发展史。

我曾说一位智慧的小说研究者,他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必然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探照灯,它必然照亮我们《金瓶梅》这部伟构的小说精神,从而可以启示乃至纠正“污名化”者的偏见,只有通过我们的文本阐释才有可能逐步去“污名化”,达到我们“金学”建构的预期目的。

我深信,我们的“金学”在反思的基础上,一定会在“金学”的各位领导和全体精神同道的努力下,取得更大成绩。让《金瓶梅》是我们民族文化和通俗小说史中的瑰宝这一观点成为全民共识,让我们“金学”界再为世界小说史研究作出更大贡献。

谢谢大家!

开  封

2018.10.12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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