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朱寿昌

孝道，上合天理，下合人伦。
　　在一册台湾版《苏东坡大传》中，提到了鄂州的一位古人———当年的武昌太守朱寿昌，他的孝道，令人感动。
　　朱寿昌是天水人，他7岁时，生母因被嫡母所嫉妒，被迫离家改嫁他人，母子五十年音讯隔绝。朱寿昌曾以针刺血抄录了一部《金刚经》，以表达对生母的思念。宋神宗时，他四处寻访生母的下落，他终于打听到了一个线索，于是毅然辞官，前往寻找，并发誓找不到生母便永不回来！上苍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千里之外的陕州找到70岁的生母！于是将生母接回家中悉心奉养，生母享受了3年的天伦之乐后谢世。朱寿昌弃官寻母的事迹，被元代的郭居毅辑录进《二十四孝》中，自此天下流传，影响久远。
　　与朱寿昌同朝为官的苏轼，得知他找到了生母的消息后，十分感动，他敬仰朱寿昌的人品和孝悌，曾写过一首诗，题目是《贺朱寿昌得母》，其中有两句是“感君离合我酸心，此事今无古或闻。”谁知此诗为他埋下了祸根。与苏轼同朝为官的李定是个善于钻营又惯于打小报告的人，由于隐瞒母丧，不回家“丁忧”守制，贪恋官位，被苏轼弹劾为“不忠不孝之人”，司马光甚至说他是“禽兽不如”！他为此怀恨在心，他借着办案的机会，在“乌台诗案”中指控苏轼“讪谚朝廷”，反对新法，以逼供手段从苏轼的作品中找罪证，在他的朋友中查同党，无限上纲，大搞文字狱，欲将苏轼置于死地而后快。幸亏苏轼命大，在王安石、司马光等重量级大臣的营救下，才大赦出狱，被贬谪到黄州。
　　朱寿昌时任武昌太守，两人多有交往。当时武昌和黄州一带的百姓贫穷，难以养活过多的子女，对多生的女婴有“溺婴”陋习。苏轼知道后十分痛心，他分别向武昌太守朱寿昌和黄州太守徐大受写过信，发起成立了育儿会，多方募集钱粮，以救济有女婴的人家，让他们善待自己的骨肉。苏轼当时虽然生活窘迫，但仍捐出了一千块钱，他居黄州4年，育儿会4年不曾间断。可惜的是，育儿会到底救下多少女婴史料并没有记载。
　　孝道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文化瑰宝。在历史长河中，始终闪耀着明亮的光茫。
　　普天之下，古往今来，人人都是父母所养，父母对于儿女，出于本能，有一种无可替代的感情，这就是慈爱。子女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是知恩、感恩、报恩的感情，这就是孝道。
　　所以，孝道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美好而又圣洁的情愫。
　　当年的李定虽然当了御史中丞，掌控着大权，但他因不孝而缺失的人格被当时和后人视为不孝之徒，被永远钉在了道德的耻辱柱上了，而朱寿昌却以自己的言行诠释了孝道的厚重内涵，受到当时和后人的敬重。听人说，黄州新建了一座颇具规模的“遗爱园”，不知是否是当年育儿会的延续？因年代久远，朱寿昌在武昌任上的业绩已不可考，但今天的鄂州人仍应引以为荣，并延续孝文化，使鄂州变得更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