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钊的诗歌

张裕钊（1823——1894年），字廉卿，号濂亭，湖北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东沟镇龙塘村）人，晚晴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出身书香门第，高祖维仓，太学生；曾祖新本，岁贡生，任广济儒学训导；祖父以诰，太学生；父善准，岁贡生。张裕钊少年时入塾读书，师从当地名儒杨慰农和朱依柳，并在两位老师的引导下集中学习八股制艺之文。张裕钊从小就表现出对古文的爱好，尤其喜读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南丰集》。十六岁考取秀才，二十四岁考中举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赴京考取国子监学正，官授内阁中书。主考官曾国藩阅其试卷，对他的文才极为赞赏，亲授《昭明文选》，予以勉励，并告诫裕钊：“徒慕唐宋文而不及《文选》，则训诂弗确，不能几于古。”张裕钊进而致力于《史记》及前、后《汉书》，尤服膺司马迁，称其“善记言，简略皆中，不亚《左》《国》，班、范其伦。而班、范擅长词赋，故其论赞叙述之言率警练；范则排比为齐梁先驱，要皆文章之宗也”。可见张裕钊学古文，不拘一家，能得诸家之长。咸丰四年（1854年），张裕钊入曾国藩幕府，参办文案，学术上直接受到曾氏的指点，与黎庶昌、吴汝纶、薛福成并称为“曾门四弟子”。曾氏身居高位，其幕僚门人多得通显，只有张裕钊虽相从十数年，独以治文教学为事，并不热心政务，故其离开曾幕和退出仕途甚早。

张裕钊治学则考订《国语》《国策》，著有《左氏服贡注考证》和《今文尚书考证》，文章则集中在《濂亭文集》，该书为其门人海宁查燕绪所刊，刻印精美，收录文章八十五篇，诗二卷。

在《濂亭诗集》里，收有张裕钊诗歌二百七十五首，多为五言和七言。从思想内容上看，这些诗有三个特点。

其一，写景状物，抒发热爱自然热爱家乡的情怀。北山，坐落在诗人家乡附近，留有诗人的足迹，在作者的诗文中也常有提及。诗人写有一首五言律诗《游北山》：“寻山不觉远，细路踏莓苔。流水一曲转，桃花无数开。淡烟何点宅，深树志公台。遥想幽岩际，高真傥可陪。”开篇点题，寻游北山，那里有一条蜿蜒的小路，诗人踏着长满了青苔的小路走向北山。“不觉远”三个字透露出此番游山愉快的心情。颔联描绘沿路所见景物，流水潺潺，活泼灵动；桃花灼灼，光鲜烂漫。对仗工整，动静结合，此为实写。颈联运用了两个典故。何点，南北朝人，字子晳，博通群书。梁武帝尝召见华林园，欲拜为侍中，何点以手捋帝须曰：“乃欲臣老子邪？”辞疾归。人谓其可比严光。志公，即宝志，六朝时僧人。齐武帝谓其惑众，囚之建康狱，白天见其游行市里，晚上检校，犹在狱中。至梁武帝，迎入宫中，待之甚厚。这一联实中见虚，主要写登上北山所见到的山村景象。尾联写诗人的想象：在那山崖幽深之处，应该居住着道行高深的人。全诗语言清新洒脱，意境开阔明丽。再如七言绝句《樊港道中》：“泽国霜清农事稀，菰芦深处水禽飞。几家田舍溪头住，寒柳毵毵静掩扉。”这是一首写家乡樊港（现名长港）的山水诗，寥寥几笔，描绘出一幅水乡冬景图。在诗人笔下，宛如水墨画一般，泽国、霜野、菰芦、水鸟、田舍、小溪、寒柳、柴扉，呈现出一派清新静谧的景象。和《游北山》一样，诗中表现出对故乡山水的热爱与依恋的情怀。

再如七言律诗《日日》：

日日庭前数暮鸦，年年江上听秋笳。

山枫落后时过寺，篱菊开时最忆家。

果熟欢声喧鸟雀，香残烟篆袅龙蛇。

曲肱一觉藤床上，梦去樊溪挥钓车。

这首诗写于作者执教异乡之时。“日日”与“年年”，“庭前”与“江上”，“数暮鸦”与“听秋笳”，两两相对，颇为工整，该诗首联即运用对偶手法，以“暮鸦”与“秋笳”起兴，为下文抒发思乡之情渲染气氛。颔联点明时间，每到秋天，鲜红的枫叶染红了山坡，诗人不时去拜谒寺庙；黄色的菊花开满了篱边，这是人们最想念家乡的时候。九月重阳菊花黄，每逢佳节倍思亲。景中有情，点明题旨。颈联紧承上联，写想象中家乡的秋景，橘绿柿红，山果成熟了，村子里欢声一片，连鸟雀也喧嚣起来；炊烟袅袅，缕缕升起，如同龙蛇舞动一般。动静结合，一派恬静的田园景象。尾联回到现实，以上种种，原来是南柯一梦！诗人的家乡在梁子湖，古称樊湖，那里有樊溪，有樊港，有樊口，还有鲜美的武昌鱼。身在异乡，秋意渐浓，此时此刻，诗人多么想回到家乡，在樊溪边上亲自垂钓一番呀！思乡之情，何等浓烈。从艺术上看，这首诗运用白描手法，写景叙事，不事雕琢，以鲜明的意象，抒写真挚的情怀，语言明白晓畅，通俗易懂。

其二，淡泊名利，抒发孤寂忧愤的情怀。张裕钊的诗歌早期多为个人怀才不遇而感慨，晚期则多为国势倾颓而忧惧。比如《端居》：“我生固坦荡，畏从簪紱俦。多仪困缠缚，貌语强咿嚘。……古来贤达人，往往沈林邱。跌荡从野党，傥遇东陵侯。”该诗作于金陵（南京），当时他在曾国藩幕中，看到官场的繁文缛节、装腔作势，十分反感和头疼，因此不乐于与其为伍；以张氏坦荡的个性，宁愿作闲云野鹤的散人。他在《戊寅新岁口占》中说到：“群公玉珮趋青琐，九市华灯缀绛绳。休怪先生浑不出，年来心绪冷如冰。”将“群公”与自己作对比，表现出诗人心绪的孤寂与冷漠。其实，诗人落落寡合的性情和行为本不适于官场，大约这也是诗人很早就退出仕途的原因之一。

但当诗人真正放弃仕途进取之望，不与禄蠹交往之后，其心情依然不能平静。比如《秋夜》尝云：“壮怀早读范滂传，晚学今耽小戴经。犹有忧时心未灭，步檐遥看上台星。”《甲戌登高有感》则云：“兴亡历历阅千年，眼底青青六代山。南北推移随世重，安危盘错惜才难。”摆脱得了龌龊的官场，却无法挣脱复杂危殆的时局。诗人深感需要人才出而救世，然而人才却是既少且难被任用，忧愤至极时，对自己倾毕生精力而学文为文的行为，也觉得没有丝毫的意义与价值。诗人在《戊寅偶书》中写道：“少日苦求言语工，九天九地极溟鸿。岂知无限精奇境，尽在萧疏黯淡中。”不独自己如此，连古时大名鼎鼎的韩愈又岂能例外？“退之勇卫道，自以时无比。摛文追卿云，著书排二氏。饥寒忽相迫，曩怀挫复几。文章小技耳，何其太自喜。”意思是说，自己孜孜以求的文学事业，有时竟然觉得虚无缥缈，没有多大意思了。至于说文章的作用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像韩愈那样勇于卫道和自负的人，连个人的生计都解决不了，其壮怀又能坚持多久呢？

公元1883年12月中法战争开始时，张裕钊已进入老年，他对个人的进退显隐已不太介意了，但由于自强运动的失败和国势的更趋危急，作为一个心系国家和人民的诗人，其忧愤也更加深重。比如诗人在《孤愤》中写道：“议和议战国如狂，目论纷纷实可伤。万事总为浮伪败，一言无过得人强。尽焚刍狗收真效，宁要束蠡列众芳。独把罪言倚枕读，一声白雁泪千行。”诗人认为中国之败仍在虚应故事，办事缺乏实效。由于满清政府没有实力，所以无论是和是战都无法摆脱危局。不久满清政府接受屈辱条件，与法国订立和约，诗人更加感慨万端，用诗歌倾吐心声：“……岂有疗饥餐毒药，可怜从瞽问迷途。噬脐它日宁堪说，十万横磨一掷输。”（《罪言》）以“疗饥餐毒药，从瞽问迷途”为喻，愤怒地批评满清政府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听信妥协投降主张，轻易把我国将士的战斗成果拱手相送，因而必然招致更多的欺凌。

公元1894年，是张裕钊在世的最后一年，已是中日甲午之战的前夕，对于满清政府，诗人已经彻底失望了。他在《冬瞑》中写道：“贪污成俗国维破，砥柱无人士气孤。世事久经归袖手，年除聊复醉屠苏。”其绝笔诗《眼底》吟道：“眼底喧嚣实可怜，江河日下作深渊。纷纷燕雀何足数，采采浮游空自鲜。冀北名驹谁万里，辽东归鹤已千年。散人岂合知时事，独念皇家一怆然。”小人得志，颐指气使；志士灰心，长歌当哭。中国面临着更大的危难，但在更大的危难到来之前，“独念皇家一怆然”，张裕钊首先想到的竟然是“皇家”，这无疑反映了张裕钊的忠君思想。其实，在诗人看来，爱国与忠君是合二为一的。他并不知道，此时的“皇家”，已风雨飘摇，完全腐朽了，走向了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对立面。这是不能不指出来的。

其三，怀古咏史，对中国古代圣贤流露出怀疑的态度。本来，在张氏的文章中，就极少对圣贤的顶礼膜拜，不过还没有直接的质疑和嘲笑。但在其诗歌中，一方面可能是诗歌体裁需要直抒胸臆的原因，一方面可能受到阮籍、陶渊明、李白等诗人的影响，故对古代的圣贤流露出颇多不恭的倾向。如说“圣贤去我已千载，手把遗编阖且开。唯有多情天上月，苍茫曾照古人来。”（《夜》）再如“酣歌痛饮从疏放，跖蹻孔颜谁是非”；（《丙子春感》）再如“所贵俊杰识时务，今日岂复古初侔？尧舜糠秕竞何物，枉持万卷输兜鏊。”（《雪夜课经图为方生宝彝题》）虽然这些话不可视作庄重之语，或者竟是酒话和愤激之词，但再联系他写的其他诗句，比如“千龄百代一山邱，新人旧人莽相续。饥饱苦乐度一世，若为太仓赢粒粟”；（《对酒》）“人生天地间，有若桴浮海。波涛一冲击，谁能知定在？”（《留别莲池书院诸生》）从这些为数颇多的感叹人生之作来看，张氏对圣贤的不敬也是真情流露。因为所谓圣贤都是理想主义的产物，而一个对当时的社会极度悲观失望的人是很难从内心崇拜圣贤的。这种现象也体现了当时士人的双重性格，他们在写文章或教育人的场合，力求不违背圣贤之道，而在作诗抒情的时候又往往对那些所谓神圣的东西表示怀疑乃至亵渎。

张裕钊有一首《咏史》诗，评述历史，振聋发聩。诗云：“功名富贵尽危机，烹狗藏弓剧可悲。范蠡浮家子胥死，可怜吴越两鸱夷。”此诗咏春秋吴越之事。当年吴越两国世代仇雠、胜败忽如转圜的历史，常常令人掩卷沉思，千载之下，鼙鼓犹酣，战血流腥，一任后人唏嘘凭吊，感喟兴亡。然而，诗人并不经意如此。本诗着眼于历史沧桑中的个人命运，用一种悲天悯人的目光，透视匆匆历史过客的荣辱升沉，具有某种哲理蕴涵。首句点明题旨，揭示“福兮祸所伏”的生活辩证法，以为唤醒人间痴迷的当头棒喝。“功名富贵”是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追猎角逐的人生目的，丰功伟业，锦绣荣华，足令世人歆羡，然而咫尺之间，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令人惴惴于一失足成千古恨。次句，“烹狗藏弓”是事实，“剧可非”是评论，是感悟。勾践灭吴，他的谋臣范蠡致书文种云：“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洞察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享乐。这句千古名言，撕破了封建纲常伦理的庄严面纱，道尽人情险恶。它揭示了胜利之后接踵而来的巨大悲怆，使人仿佛可以想见在血色黄昏的战争丘墟之上，凯旋的将军孑然四顾，独立苍茫，难逃喋血伏尸的命定归宿。三、四两句举出两位殊途同归的悲剧英雄：伍子胥和范蠡，吴越两国的股肱良臣，都曾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赫赫扬扬。伍子胥辅佐吴王成就霸业，运筹决策，屡建奇功，然而终以直谏遭谗取祸，吴王夫差赐他属镂剑逼其自裁，子胥将死，恨曰：“抉吾眼置之吴东门，以观越之灭吴也。”为了不使子胥亡魂得见，夫差命人取子胥之尸，盛以鸱夷，投之于江。范蠡辅佐越王复国雪耻，苦身戮力，忍辱负重，深谋二十余年，终于灭吴，越兵横行江淮，勾践号称霸王。范蠡以上将军返国，以为盛名之下，难以久居，于是见机远飏，辞勾践以避斧钺之威，载轻宝珠玉，乘轻舟以泛五湖，变姓名自号鸱夷子皮，意谓待罪之身有如子胥盛鸱夷而浮于江，境遇略相仿佛。曲终人散，蓦然回首，前鉴不远，怅恨何极！“鸱夷”这个别号寄托了一缕剪不断的淡淡哀思。诗的末句，“可怜吴越两鴟夷。”带有醒世意味，吴越两国这一对棋逢敌手的宿敌，终于相徜徉于江湖，劳劳浮生，化作鸱夷一梦。读来如醍醐灌顶，似觉吴越之间干戈扰攘的纷争，都如云烟过眼，风飘电逝，唯余烟波浩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