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志杰：太爷爷的故事
这个题目在我心中酝酿许久了，不是无从下笔，而是俗事缠身总腾不出空来。
据说我从小就是在太爷爷背上的背筐子里摇晃着长大的。尽管我爷爷排行老二，但是我爸爸在这一枝儿里，却占了个老大的位置，加上我在整个家族我们这一辈忝居老大，所以占据了长孙优越位置，太爷爷对我疼爱有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奶奶告诉我说，你几个月的时候你老爷（老爷，乡语里对太爷爷的称呼）就用筐背着你去赶集，你小时候又胖又沉。这些许小事足见我小的时候在长辈们心里的重要位置。

在我的记忆里，太爷爷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人，从没见他与村里人发过火、拌过嘴，甚至也很少和儿孙辈有过争执，只是天天自得其乐地打草拾柴补贴家用。我记事的时候太爷爷也就六十多岁吧，感觉没经过任何人批准，老人就自己决定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老人家每天推着一辆小推车夏天打草，秋天拾柴，春冬刨茅草根，既不给别人添麻烦，也没人敢找太爷爷的麻烦，每天过得其乐融融。要知道在那个年月能够享受“自由”行动也是很不容易的高待遇啦！当时有行动能力的老人都得参加集体劳动，没听说农民也能“退休”的。
太爷爷能够享受特殊的待遇是和他的特殊身份分不开的。太爷爷四个儿子，老大老三当过国军，尤其老三当年是赫赫有名的二十九军的一名军医，经历了卢沟桥事变抡过大刀片削过日本人的脑袋；老大稀里糊涂地当了一阵子不知哪个番号的国军也算从军一回。按说在当年这些都不可能成为太爷爷享受“特殊待遇”的理由。其实这种高规格的礼遇当年完全是来自我爷爷的牺牲——老人的二儿子参加共产党的队伍打仗的时候献出了生命，为家人赢得了一个当时非常受人崇敬的光荣称号——烈属！乡亲们还是很善良的，在权衡国军家属和革命烈士家属的时候没有简单的用数量对比平衡，而是心悦诚服的将烈属的桂冠戴到了太爷爷和我们家人的头上，所以太爷爷也就成了全村最受人尊敬的老人。
如果你以为太爷爷受人尊敬仅仅来源于此，那你也是失之偏颇了。在我大爷爷和三爷爷从军的时候，太爷爷也许说不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否则就没法解释太爷爷以后的所为了。三爷爷抡着大刀片冲出日军包围之后的岁月里，太爷爷才真正和共产党接触上了。据说抗战不久我们家就成了堡垒户，八路军共产党的工作人（当时就是这样称呼的，可能当时不习惯称呼这些人为工作人员的缘故，太爷爷讲述的时候就称他们为工作人）就隐蔽在我们家的闲院子里，太爷爷从那时开始带领全家给他们打掩护、做饭。太爷爷回忆起这一段的时候很开心，他说：“八路每到晚上就召集人们开会，白天没事的时候就帮着我们家看孩子，他们抱着你大姑玩，让家里的大人腾出手来干活去”。太爷爷最骄傲的是我们家曾经掩护过一个叫高杰的地下工作人，后来当了国家冶金部的部长！这事儿也没经证实，不知是不是一个同名同姓的人，但区里县里都说是同一个人。反正解放以后我们家就没见过这个高杰。但这并不影响太爷爷的自豪，毕竟他的的确确掩护了许多八路军共产党的干部。
在我稍大一点的时候太爷爷就给我讲起这些故事。太爷爷说当时工作人和民兵们总想着法的打日本鬼子，有一回他们鼓捣了一个土炮，架到咱家房顶上，看到据点里的鬼子和亲日派出来了就打了一炮，把他们吓回去了，回头鬼子和亲日派来了一大帮，民兵跟八路跑开了，鬼子就把咱家的房子给烧了。区上应着说打走了日本人给咱盖新的，到现在也没盖。老人说得很轻描淡写，显而易见那个时候党和老百姓的关系还是真融洽的。
由于我们那里距鬼子据点很近，所以鬼子汉奸势力强大的时候，就经常到各村骚扰。太爷爷说有一次夜间听到有人往窗户纸上撒土，一个装腔作势的人低声说道：“大爷，我们是八路军……”太爷爷一下听出是据点汉奸头子张耀臣，就揭穿了他：张司令啊，我给你开门去！这汉奸头子好没意思，讪讪地说：“有人说你私通八路，跟我们到据点说说去”。到了据点日本人和汉奸一起审问太爷爷，太爷爷给他们讲起了道理：“太君啊，我不能告诉你们八路的事啊。我告诉你们，八路饶不了我；我不告诉你们，你们饶不了我。反正我都活不了，太君你们就成全了我吧”！鬼子汉奸还没见过这么求饶的，于是老虎凳、压杠子、灌辣椒水就全招呼上了。最后还是八路拿了点钱托人找汉奸通融通融把太爷爷放了出来。估计要是鬼子一直手把壶盯着这事儿，八路的钱也不一定好使，太爷爷也就没机会享受后来烈属的待遇了——因为他自己十有八九成了烈士。
如果故事仅仅讲到这儿我一直以为太爷爷是个意志坚定的革命群众了。可是老人平淡地给我讲了另外一个故事，我一下子感觉到这老汉还真很复杂了。太爷爷说八路军在西桑生村伏击了日本人车队的第二天，他正在园子浇地，突然看见一个浑身是血十六七岁的小鬼子晃晃悠悠来到井旁比划着要喝水。手中没有武器的鬼子再也没了平时凶神恶煞的样子。太爷爷说看着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浑身是血怪可怜的，就给他摘了两个瓜，给他指了指到据点去的路，小鬼子千恩万谢地走了。紧接着据点的敌人见八路转移了就出来进行报复性扫荡，他们走一路烧一路，唯独路过我们村没有烧房子，太爷爷说是不是和帮了小鬼子这件事有关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据我所知，太爷爷至死也一直没敢找人求证过这事。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太爷爷总是满脸雪白络腮胡子，一袭洁净的衣服，推着独轮车辛勤劳作的形象。每年夏秋之际，对于太爷爷来说也是收获的季节。老人每天都顶着烈日从很远的野外推回一车车的青草，然后晾晒满整整半条街。毒毒的日头烘烤着青草，整条街道都弥漫起腻腻的甜味。这个时候地上那一层绿绿的青草就成了我们孩子游戏的场地，我们在上面疯跑、游戏、打滚无所不及。这个时候太爷爷往往都是站在阴凉儿捋着白花花的胡子看着我们笑。有时调皮的孩子把青草扔得到处都是，他也是不厌其烦用扫帚把它们扫回来了事，从没因为这事吓唬过谁家的孩子。秋冬季节，太爷爷每天刨来一车金黄金黄的茅草根就成了我们家哥们姐们和邻居家孩子的精美食品。我们围着那一堆金黄，争先恐后地捋去那金黄的外衣，露出白白嫩嫩的草根放到嘴里有滋有味地大肆咀嚼起来。那汁液是那样的甘甜，我们都陶醉了。每当这时，太爷爷就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满脸满足和成就感。
太爷爷对我的疼爱使我成为本家叔叔们羡慕嫉妒恨的对象。我有好几个叔叔也就是比我大十几岁的样子，平时大概慑于太爷爷的威严，他们见了我总是亲亲热热恭恭敬敬的，其实骨子里恨不能揍我一顿解解恨。据说有一次一个胆大妄为的叔叔在没人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嘴巴，把我的嘴打歪了，说实在的这事我是不记得的，我只是后来听大人们说起过。我现在想起这事直好奇，他是怎样逃脱太爷爷清算的！要知道当时揍了我无异于扯了龙袍揍了太子啊！至少在我们家族里那是犯了弥天大罪。
太爷爷对我的溺爱不涵盖学习的问题。我的记忆里只有一次太爷爷对我大动干戈，狠狠地揍了我一顿，那是他嫌我不好好读书。大概是我上初中的时候，由于大环境加上反叛的年龄我基本上不看书学习，把游戏疯跑当成了主业。每天早晨起来就跑出去，晚上全村都寂静下来才摸着黑回家。尤其到了冬天，一天下来棉鞋都湿透了要放到炉子旁边烤。太爷爷苦口婆心的和我讲，要仁义礼智信，要好好读书……。当时正批林批孔哪，仁义礼智信被我想当然的划归孔老二名下了，所以太爷爷的话也就成了耳旁风。在说服教育没有效果的情况下，太爷爷继承了棍棒教育的老传统，决定揍我一顿让我长长记性。估计是太爷爷一生基本没施行过这种教育方法的缘故，所以执行起来很不得要领，他慌乱中拽住了我的耳朵。要知道耳朵这东西血管丰富极易受伤，尤其冬季一旦受伤就容易形成伤耳朵——每到冬季都会冻伤，太爷爷这一顿不得要领的“棍棒教育”使我的耳朵受伤好几年，每到冬季耳朵都“增厚”许多，痒痒得难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大学二年级，由于机缘凑巧才彻底消除了症状——因为我读的学校当时条件艰苦，一年到头我们每天都只能用凉水洗脸洗头，结果锻炼几年下来每到冬天冻耳朵的毛病竟然奇迹般的好了。耳朵受了几年苦，却使我受益匪浅，我记住了老人的心愿——好好读书，这也成为我后来能够考上大学的一个动力吧。
太爷爷晚年由于耳背的缘故真的很跟不上形势了。批林批孔的时候他教育我还总是提“孔圣人”怎么怎么说；割资本主义尾巴最厉害的时候他还给革命小将下不来台，弄得很严肃的事啼笑皆非。一次他老人家打草回来，正赶上“革命小分队”检查搞资本主义的行为，“私自”打草当然属于禁止之列，于是那些小将很小心翼翼的对太爷爷说，你老人家到大队把问题说说，这草还归你。太爷爷很不领情：我这么大岁数了不想再给自己找个爹！一下弄得革命小将面面相觑没了主张。我想以太爷爷对共产党的感情，如果不是因为耳背了不知道当时的形势，他是绝对不会做出逆势而为的事儿来的。
到了一九七六年八十多岁的太爷爷身体明显衰弱起来，老人再也没有力气推着那辆伴随他大半生的独轮车下地打草了。到了这时我才感觉到太爷爷真的成了老人。九月份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放学后太爷爷跟我说，今天我到学校给毛主席鞠躬去了。当时各村都设毛主席灵堂，我们村的灵堂设在了小学校。太爷爷幽幽地说，俩民兵拿着两根大棒子站在毛主席像两边给毛主席站岗。我听了直想笑，持枪站岗还是那么回事，拿两根大棒算啥事啊！自此太爷爷身体每况愈下，到了最后上厕所都要我架着去了。爷爷叔叔们动员太爷爷解手就不要去厕所了，但太爷爷坚决不肯。我理解老人的心情，一生没给别人添过麻烦，麻烦别人实在过意不去，哪怕是儿女子孙也是能不用就不用。熬过春节，老人终于撒手人寰驾鹤而去。
谨以此些文字纪念辛勤一生的老人。
作者简介：郭志杰 一九七九年考入廊坊师专中文系。毕业后暂短在中学担任语文老师,尔后转入宣传部门和媒体，长期从事宣传传媒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