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荔文学·散文玉·祝玉香】我的知青岁月 ——谨以此文献给我亲爱的竹爱婶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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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青岁月

———谨以此文献给我亲爱的竹爱婶婶

文/祝玉香

1969年6月的某天深夜，大街上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锣鼓声，群众游行队伍热烈地口号声、歌声响彻云霄。父亲起身披衣前去打探，回来说：“又有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发表了”。

这是继毛主席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最高指示之后，他老人家再一次号召城镇居民“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一时间，城镇居民也掀起一股下乡插队的热潮。

有天晚上睡下，黑暗中我听到父母亲商讨去农村插队的事。父亲说：“去农村安家也好，农村是按人头分口粮，起码不用再为每个月的买面钱发熬煎（发愁）”。母亲叹了口气说：“你工作忙又离家远，我这类风湿后遗症跟残废人差不多，干不了农活，也做不了家务。可怜咱大妮还不满十五岁，身单力薄的，下地劳动我担心娃受不了”。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兴奋地说：“我愿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苦再累都不怕！”。

听了我的表态，父亲像吃下一颗定心丸一样踏实，有了底气，第二天就提交了下乡申请。

很快，一纸红头文件下来，我家被批准插队到距离县城很近（5公里）的埝桥公社北荣华二队。不久，北荣华二队的饲养员田娃叔吆着皮轱辘马车，将我们一家四口人连同全部家当接到农村。

刚到农村，看到一切都新鲜，田野、农庄、炊烟，都充满诗情画意，让人激动不已。兴奋之余，担忧接踵而至：不会干农活该咋办？远房大爷笑咪咪地，慢条斯理地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有了大爷的鼓励和启发，我跟着妇女们一天三晌下地干活挣工分，下晌后洗衣做饭，晚上还要加班种自留地，竟也不觉得苦和累。到年底预算分红时，非但没有超支，竟还分得27元现金。要知道，当时一个劳动日（即干一天活）只值一毛二分钱，27块钱，那是多大的一笔收入啊！

竹爱婶婶是我家的邻居，她心地善良心直口快，天生一副热心肠，在北荣华村也颇有人缘和威望。竹爱婶婶不仅说话快人快语，无论做啥活都出奇地麻利，纺线织布做针线，像变戏法一样，令我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惊诧不已。初到农村时，人生地不熟的，举步维艰，幸亏有好邻居竹爱婶婶热诚相助，让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在北荣华村一步步扎下根来。

半个世纪过去了，竹爱婶婶对我们一家无数次的关爱和帮助，我虽铭记在心，但由于年代久远，一些具体事情已逐渐淡忘。只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太阳毒辣辣的中午，队里安排妇女锄包谷，由生产队长李养森带队。和往常一样，妇女们又说又笑的来到了包谷地头，一字儿排开。队长黑着脸，瓮声瓮气地下达任务：“每人一行，锄到那头下晌。”话毕，便圪僦（蹲）在地头，吧嗒吧嗒抽起烟来。

平日里队长有点面冷，话短，社员们都有点怯他。

在我这个不谙世事的黄毛丫头眼里，生产队长就是很大的官，说话就是“金口玉言。”，好像天下毛主席第一，生产队长第二一般。所以对队长是顶礼膜拜，言听计从。

由于我临出门时揣好了蒸馍馍面，担心面起过头了会发酸，因此，队长话音刚落，我便像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人一样弹射出去，撅着屁股弯着腰，头都没舍得抬一下挥锄开干。绿油油的苞谷地里密不透风十分闷热，滴滴汗水滚落在脚下的泥土里，我却浑然不知。只见锄起锄落，暄土在我脚下向前延伸。我全然不顾锋利的苞谷叶子划伤手臂，一口气锄到包谷地的尽头。当我直起腰，扛起锄头准备回家时惊讶地发现，被我远远地甩在身后的女同胞们还扶着锄把东张西望，竟然还没有完成任务的三分之一。

估摸过了两小时左右，正当我把暄腾腾的热馍馍揭出锅时，竹爱婶婶扛着锄头满头大汗进了我家门。原来她才下晌回来，又热又累的，还没顾上回家。她涨红着脸半嗔半怒地开始教训我：“瓜女子，以后再不敢这样咧！你今把人害扎咧！大家都在地里骂你哩！”“给生产队干活要沉着劲，反正队长是看日头（太阳），时辰到了就会让你下晌。”

竹爱婶婶喝了一碗凉水缓歇了下，平复了一下情绪，才对我细说原委：我锄完地走后队长就一个劲地督促进度，实在催不动，便耍了牛脾气，对妇女们嚷嚷道：“今天谁都别想磨洋工！前头有样子，不锄到头谁也甭下晌！”于是，习惯了偷懒磨洋工的社员们被队长扣在地里，逼迫着把一垄地锄到头，硬生生多干了半晌活。

下午上工，自知理亏的我忙着给贫下中农姐妹婶婶嫲嫲赔笑脸，然而她们都冷冰冰的，谁都不愿意搭理我。正当我尴尬害怕不知所措之时，竹爱婶婶像侠肝义胆的勇士出面了。我听见竹爱婶婶挨个儿对她们说：“城里娃娃不懂农村的下数（规矩），原谅娃一回嘛！”“这女子还是个碎娃（小孩）哩，甭跟娃计较咧……”如此这般费尽口舌。也许是因为竹爱婶婶的话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或许是女同胞们出于对一个“碎娃”的同情，又或许贫下中农姐妹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不一会儿，大伙儿就跟我冰释前嫌和好如初。

当时若不是竹爱婶婶行侠仗义及时替我求情解围，我岂不是成了过街老鼠，一定会被孤立起来，活成孤家寡人，从此在北荣华村难以立足，寸步难行。

吃一堑长一智，有了这次教训之后，我便学着乖巧，学着看眼色行事，学着偷懒磨洋工，学着跟贫下中农姐妹一起对付村干部。

时隔五十年之后，当年和我一起参加劳动的人大多相继故去，喜莲姐，金娃嫂子，拴牢家嫲嫲（大娘）等几十个人，在我脑海里的形象也逐渐模糊，有些甚至连名字也想不起来了。唯独竹爱婶婶的形象如一尊雕塑矗立在我心中，是立体的，不可磨灭的。

三年前听说了竹爱婶婶去世的消息，我买来蜡烛、香和纸，在我家的屋顶花园的露台上，面朝着家乡的方向，虔诚地跪下来磕了三个头。泪珠扑簌簌地滚落……纸钱在熊熊燃烧，化作“黑蝴蝶”腾空飞舞。我看见在忽闪忽闪跳动的火苗中，竹爱婶婶面含微笑，向我盈盈地走来……我哇地哭出声来，想拉住她的手，然而却拉不到。倏忽间，我听见竹爱婶婶熟悉的声音喊我“瓜女子！”，我知道，这是竹爱婶婶收到了我烧的纸钱，前来看望我。

下乡之前，我对“贫下中农”这个字眼感到无比神圣。而当我具体融入贫下中农之中，才切身体会到与我想象中的形象相差甚远。她们大多言语粗俗，劳动时爱说黄笑话，田野里不时飘荡着放浪不羁的笑声，常常臊得我们这些女孩子低下头去，佯装听不见；干活偷懒磨洋工也就罢了，更让我不能容忍的是，下晌时还顺带偷庄稼！起初，我只是好奇，隐约感到下晌的时候，她们的身子都显得比较笨拙。直到有一天，在妇女们掰包谷下晌途中，金英婶婶的裤带突然断了，腰间别着的玉米棒轱轱碌碌滚落了一地，足足有十多根，至此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大家是在集体盗窃，只不过是心照不宣，互相打掩护罢了。同时我还察觉到一个惊天秘密，对社员们的偷盗行为，生产队长是装聋作哑，假装看不见。第二天，我也尝试着把一根玉米棒别在裤腰带上，顿时感觉腰硌得生疼生疼地，呼吸都不均匀了，赶紧又悄悄地拿了出来。有了这样的亲身体验，便让我对社员们见啥偷啥的行为少了些怨恨，多了些同情和理解，不由得又心疼起她们来。腰上像手榴弹一样别了一圈包谷棒子，那该有多难受啊！她们一定是因生活所迫，为了一家人能填饱肚子穿暖衣，不得已而为之，实属无奈之举。

在农村那些年我十分迷茫与困惑，毛主席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贫下中农就是这样啊？我不知到底是毛主席说错了，还是贫下中农做错了？！

多年后，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同时伴随着社会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我重新修正对农民的认知和看法。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能吃苦，最隐忍最纯朴的人。他们当年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缺点和缺陷，是社会因素（大锅饭）造成的。究其深层原因，皆因贫穷惹的祸。

2020年12月4日写于重庆朵力名都家中

本文编辑：杨荔佳

作者简介

祝玉香，女，生于1954年。原大荔县医院职工，2014年退休后定居重庆至今。

总编：夏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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