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游欧美，心系馆务——从1910 年张元济环游之旅中的一封信谈起

出版史话

题目：远游欧美，心系馆务——从1910 年张元济环游之旅中的一封信谈起

作者：叶新

来源：《出版与印刷》2018年第3期P62-66

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

DOI：10.19619/j.issn.1007-1938.2018.03.014

摘要：张元济于1910 年3 月17 日（二月初七日）从上海起程，开始了长达10 个月的欧美环游之旅，于1911 年1月18 日（十二月十八日）回到上海。张元济且走且停，一路考察了西方各国教育、出版、印刷事业，同时还与商务印书馆的同仁频频通信，处理馆务。文章主要对1910 年8 月张元济致夏瑞芳和高凤池的一封信做求证与解读，以期管窥此时张元济对中外合作出版的思考。

关键词：张元济；夏瑞芳；高凤池；商务印书馆；橡皮股票案

一、日程概述

张元济于1910 年3 月17 日从上海起程，5 月4 日到达英国，后在欧洲大陆游历，10月30 日回到英国；11 月9 日从英国出发，前往美国；后又从美国经日本回国，于1911 年1 月18 日回到上海。（详细行程参见表1）

二、往来通信

值得一提的是，张元济对寄给商务印书馆高层的信和对方寄给他的信均有编号。在1910 年5 月10 日发出的第十号信中，张元济提到“三月廿六日发第九号信想收到矣”，应该是指他5 月5 日（就是他到英国的第二天）从英国伦敦发出的信，为第九号信，但是信的最后并没有标明，不知何故。接下来他又提到“一、第一号即香港所发明信片，信片、封函号数连接，可以免致错误也。”这就是给信件编号的好处，第一号信是从香港发出。但从目前《张元济全集》收入的有关信件的情形来看，这些编号信件遗失太多，已知信件的信息也不全。张元济寄给商务印书馆高层部分信件的编号、写信日期、收信人、发出地等具体信息参见表2。

其中，1910年5 月20 日撰写的信晚于1910 年5 月25 日撰写的信发出，估计是在英格兰赴爱尔兰的途中所写，或者在英格兰所写，但是在爱尔兰发信，故编号为“第十二号信”。

张元济在海外经常与孙毓修通信，但给孙毓修的信及孙的回信就没有编号，这证明孙毓修当时在馆中的地位较低。

商务印书馆高层寄给张元济的信件，他也一一编号。商务印书馆高层寄给张元济部分信件的编号、写信日期、寄信人姓名等具体情况参见表3。

商务印书馆高层寄给张元济的信，能见书信全文的并不多，只有高凤池于1910 年7月25 日、7 月29 日和8 月20 日给张元济的三封信。张元济是否及时收到了这三封信，不得而知。因为1910 年7 月23 日张元济到了荷兰，然又去了比利时，7 月30 日到达德国。在德国期间，张元济去了柏林、莱比锡等地，直到9 月6 日离开德国前往瑞士。即使张元济收到了这些信件，估计也是从英国转寄过去的。张元济知道“橡皮股票案”事件，还是高梦旦来信告知的。

三、1910 年8 月张元济致夏瑞芳、高凤池信的考证与解读

1910 年8 月，正值上海“橡皮股票案”波及商务印书馆之时，具体日期不详。张元济寄给夏瑞芳和高凤池的这封信，收录于《张元济全集（第三卷）：书信》[1]，书中给该信冠以标题《致夏瑞芳 高凤池》。信的开头提到“本月十七日寄上第廿一号信”，联系到后面“七月初六日来电”，本月应指“七月”。“本月十七日”即“1910 年8 月21 日”。既然“七月”是本月，该信投寄于8 月21 日至9 月3日之间，9 月6 日张元济就离开德国去了捷克。由于该信缺页，没有信件尾部及落款，无法判断准确写信时间和编号。《致夏瑞芳高凤池》文后提到“原信缺页，据内容及信纸与1910 年8 月27 日致陶葆霖、高凤谦信相同，推断此信约在1910 年8 月间。”“1910 年8月27 日致陶葆霖、高凤谦信”即第廿四号信，信中提到第二天即从柏林去莱比锡。笔者初步判断，本信为第廿二号信或者第廿三号信，写作时间在1910 年8 月21 日至27 日之间。

这封信的影印件印在《张元济全集（第一卷）：书信》一书的前插页，笔者据此对该信进行了仔细的校对，并在此基础上做考证和解读。

1. 与各出版社接洽业务

《致夏瑞芳 高凤池》信中提到包括朗文出版社（即信中的“朗曼书店”）、钱伯斯出版社（即信中的“谦伯尔”）、经恩出版社（即信中的“Ginn 书店”，或者“金恩出版社”）、托马斯·纳尔逊出版社（即信中的“奈尔逊”）等四家出版社。

（1）朗文出版社和经恩出版社

从信中提到的“来英之后特与各家商量”，我们可以发现，张元济到了英国之后，积极与各个出版社联系，开展业务，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他与朗文出版社的实质性接洽。从信中“朗曼合同弟一时不交还，如彼此意见不能终合，俟弟归后，当面再行讨论可也。”可以看出，张元济与朗文出版社已经签订原版书寄售合同，但还需要他回国确认，因为夏瑞芳、高凤池并不认同外国书籍在中国的寄售而只愿翻印西书。翻印、编译西书也是当时上海各出版社的一种常规做法。因此，张元济和夏瑞芳之间存在着寄售西书还是翻印西书之争。

张元济认同寄售，理由是“弟意翻印之享究系冒险，一恐搁置成本，二恐租界西官偏袒洋商，华官不能保护”。意思是翻印是冒险之事，原因之一是要首先投资，印刷成册，通过销售回笼资金；原因之二是如果朗文出版社因为商务印书馆翻印其出版的书籍，而将商务印书馆告到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可能商务印书馆会吃亏。而寄售只是商务印书馆按一定折扣从国外出版社进口书籍，销售不完还可以退货。

信中，张元济还提到了经恩出版社，说“美国Ginn 书店来信谈及本馆翻印伊书之事”。张元济在给夏瑞芳和高凤池的第十七号信中曾提到，“尚请抄示英美商约关于版权条文（要西文）”，但没有回音。

“英美商约关于版权条文”指的是《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十一款：“无论何囯若以所给本国人民版权之利益一律施诸美国人民者，美国政府亦允将美国版权之利益给与该国之人民。”

“美国Ginn书店”指的是英国经恩出版社的美国分社，设在纽约。1909 年，商务印书馆除了大量翻印、编译国外图书之外，拟开始经营西书寄售业务，首先与经恩出版社联系。1910 年初，经恩出版社的董事费英寿从美国纽约致函商务印书馆，对商务印书馆“代鄙公司经理中国营业”表示感谢，但要求“必须贵馆能专代本公司经理，而不兼他公司事件。”此时，商务印书馆正准备翻印其出版的《欧洲通史》。费英寿认为此举虽然没有违反“万国版权公例”（即《伯尔尼公约》），但是商务印书馆应该首先取得其许可，并付给一定的报酬，才算合理。当时，商务印书馆并未理会，次年即引起经恩出版社向上海租界会审公廨控告商务印书馆翻印《欧洲通史》侵权之事。商务印书馆援引《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十一款，据理力驳，致经恩出版社败诉。

（2）钱伯斯出版社和托马斯·纳尔逊出版社

钱伯斯出版社（W. & R. ChambersPublishers）位于英国爱丁堡，创办于1819年，主要出版参考书。该社以出版《钱伯斯词典》（Chambers Dictionary）著称，《二十世纪读本》（Twentieth Century Readers） 也是其著名出版物。张元济在信中提到的“谦伯尔”就是钱伯斯出版社。

寄来谦伯尔书籍销数清单，谓该店出版《廿世纪读本》。如该公司能照此折扣可再贱，则请酌量多定若干，云云。信中又无一语及此，似写信之人与开清单之人，全不接洽。且弟亦岂能凭空代定书籍？将来到伦敦代问则可。尚祈见谅。

信中，张元济对收到的来信表示不悦，随信寄来了钱伯斯出版社寄售的“书籍销数清单”，说如果钱伯斯出版社能够再降低发行折扣，商务印书馆可以酌量增加订数。但在信中，夏瑞芳或高凤池又不提及此事。笔者猜测，这似乎与夏瑞芳赞同翻印、反对寄售的态度有关。

英国的托马斯·纳尔逊出版社（ThomasNelson Publishers）创办于1798 年，其美国分部现发展成为美国著名大众出版社、世界第一的宗教出版社。张元济在信中提到的“奈尔逊”就是托马斯·纳尔逊出版社。

奈尔逊书欲托我处代彼翻译印刷，发行伊书，弟亦附陈私见，何以亦不见答？

其中的“翻译印刷，发行伊书”，有点费解，不知道是要求商务印书馆代替他翻译、印刷，还是发行其原版书。

2. 张元济与夏瑞芳、高凤池之间的分歧

如果说从张元济致夏瑞芳、高凤池信中的以上内容，我们可以感觉到张元济的不悦，那么信中出现的以下语句，则明显表示出张元济对夏瑞芳、高凤池的敷衍塞责态度非常生气。

“弟捧读之下，殊为失望。”

“来示既称收到，何以不答一字？”

“既不畅销，何必翻印？”

“何以二公及印刷所诸君总不决定？”

“何以绝不见答？”（接连出现两句）

“何以来信绝不陈述？”

“诸公竟置诸不理，殊为失望。”

“真令人闷煞！”

当时这封信的句与句之间只有简单的句读，句中问号、感叹号等都是后来编者加上的，不过张元济的愤懑之情可见一斑。

高凤池在1910 年7 月25 日、7 月29 日和8 月20 日写给张元济的三封信中，要求张元济考虑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困境，立即回国。

1910 年7 月25 日信中写道：“请菊翁速回……弟深知阁下远涉重洋，行装甫停，适值调查一切，为公司远大计，一旦半途折回，殊为可惜。然事出仓率，定邀洞鉴。”

1910 年7 月29 日信中写道：“默计困难问题日至，仍请早日回华为幸。由陆路或水路回，一二日前发一电为荷。”

1910 年8 月20 日信中写道：“近日连接未便速回三电，已洽同人，所以屡请回华……”

高凤池认为“橡皮股票案”不仅仅是夏瑞芳个人的事，对商务印书馆也造成影响。比如商务印书馆办的钱庄被取钱、分馆经理卷款跑路等，更重要的是怕商务印书馆的日本籍董事山本条太郎、原亮三郎以此为籍口干涉商务印书馆的内部事务。因此，连续三封信要求张元济立刻回国。高凤池在8 月20日中的信中写道：

际此极困难时，适阁下远离，诚公司之大不幸也。弟本庸才，断难维此危局，日夜恐惧。盼望台驾早回，以慰众望。

但是，张元济并未听从此言，其原因简而言之，是因为他考虑到这属于夏瑞芳的个人损失，并不会对商务印书馆的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的影响。高凤池这么说是夸大其词，不愿意承担应有的责任。

张元济在1910 年5 月26 日致高梦旦的第十三号信中写道：

十二、昨日寄粹翁十一号信，请其于股票交易结帐后即由西伯利亚铁路来游欧美。弟拟在柏林候之。此事有数利：一、欧美印刷新机极多。弟在此已费考求，得粹翁来此便可定购。二、与欧美各书店直接联络。三、需用各种原料可以廉便之法选购。弟与粹翁同在此间，可以商定以上各事。若彼此独行，个人之阅历增而公司之裨益少，且粹翁股票贸易既了，即行远离，于伊私事亦有便利。总发行所有翰翁主持，亦可放心。弟等十月或十一月总可归来，于年关仍可帮忙。请公力劝并于定局后电示行期，以便弟可预备。

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元济于1910 年5 月25 日曾给夏瑞芳寄了一封信（第十一号信），请他尽早结束其个人的股票交易（即橡皮股票），尽早来德国柏林与他会合。他希望夏瑞芳能够专心从事商务印书馆的业务经营，不再涉足股票投机，于公于私均为有利。但是从后来的情形看，夏瑞芳并未听从张元济的建议，结果导致夏瑞芳个人受到很大损失，还连累了商务印书馆，于公于私均为不利。

通过以上对1910 年8 月张元济致夏瑞芳、高凤池信的考证和解读，我们可以看出，张元济与夏瑞芳在商务印书馆的业务经营上存在分歧，夏瑞芳无心经营商务印书馆业务的敷衍态度令张元济感到无可奈何，又非常生气，他在信中曾感叹“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橡皮股票案”后，夏瑞芳从此一蹶不振，直至1914 年被刺身亡。

参考文献

[1] 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三卷）：书信[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