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成｜纠缠徐渭一生的《白鹿表》
徐渭《白鹿表》
纠缠徐渭一生的《白鹿表》
刘正成
徐渭《初进白鹿表小楷横幅》约作于嘉靖三十七年(一五五八)三十八岁，而《白鹿表行草卷》自署书于“万历辛卯中秋后三日”，即万历十九年(一五九一)七十一岁时书。徐渭卒于万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小楷《白鹿表》是他初入胡宗宪幕，可谓步入政坛的人生开幕，行草《白鹿表》书于他死之前二年，可谓人生的落幕，这不仅在徐渭一生中仅有的特例，纵观中国书法史也是绝无仅有，于此可见《白鹿表》在作者的书法创作及人生旅程中的重要意义。关于此，我二00八年在《中国书法全集53-徐渭》卷中所撰写的《徐渭书法评传》中就反复论述了这个问题。最近又在上海有幸再次得观荣宝斋旧藏的这件《白鹿表行草卷》，回到北京家中后翻开《中国书法全集53-徐渭》卷，让我感慨有加。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和崔志强赴绍兴，在朱昆明、赵雁君二先生的引导陪同下在兰亭北麓印山越国王陵附近寻找徐渭墓冢算起，到此卷问世曾经酝酿、准备和编撰此书十五年左右时间，此卷又出版了十二年，徐渭《白鹿表》的及其一生命运纪录也影响了我对中国书法艺术史的思考。我在《徐渭书法评传》第一章中即写到：
徐渭《初进白鹿表小揩横幅》(绍兴市博物馆藏拓本)
本卷所收录的《初进白鹿表小揩横幅》拓本，显然不是当初胡宗宪呈上朝廷的原件，因为未遵呈表格式书写，作为抄本现在传世的还有一件收藏于荣宝斋的《白鹿表行草卷》，徐渭自署“万历中秋后三日也”，即万历十九年七十一岁时所书，可见，徐渭一生并非只书写过一件《白鹿表》。这个手卷是行草书，字势恣肆而从容，正是徐渭晚年炉火纯青之作。我想，如果徐渭在嘉靖三十七年抄写上报朝廷的《白鹿表》，运用万历十九年抄写的这件《白鹿表》手卷风格的话，那么这种苍劲奇崛、个性诡异的行草书，显然不会受到习惯于“台阁体”传统的皇帝和庙堂人士青睐的。而这件小楷，隽秀遒媚，严谨超迈，确有二王、苏东坡与赵孟頫诸贤小楷的秀逸之气，应属早期作品，更近于早年原件的体势风貌。不容置疑，秀媚的腴文与秀丽的颇近于“台阁体”小楷，才会让《白鹿表》文书双胜，取悦于宫廷。〔1〕
1995年春，刘正成、崔志强在朱昆明、赵雁君陪同下于绍兴郊区
寻访徐渭墓
这里提到《白鹿表》，其实墨迹本只有一件传世，就是收藏于荣宝斋的《白鹿表行草卷》。但是《白鹿表》的故事却很多。
一、《白鹿表》与酬字堂
徐渭的自传《畸谱》〔2〕嘉靖三十一年戊午三十八岁：“孟春之三日，幕再招。时获白鹿二，先冬得牝，是更得牡，令草两表以献。”
这里所谓“令草两表以献”，这两表即《代初进白牡鹿表》、《代初进白鹿赐宝钞彩缎谢表》，而传世的徐文长《白鹿表》书法作品即前者，均载于《徐文长三集》卷十三。[3] 《中国书法全集53-徐渭》副主编沈伟在其作品考释中引陶望龄《徐文长传》所记录的一段趣闻。云：
胡少保宗宪总督浙江，或荐渭善古文词者，招致幕府，笎书记。时方获白鹿海上，表以献。表成，招渭视之。渭览罢，瞠视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试为之。”退而稿进。公故豪武，不甚能识表。乃写为两函，戒使者以视所善诸学士董公份等，谓孰优者即上。至都，请学士见之，果赏渭作。表进，上大嘉悦其文，旬月间遍诵人口。公(胡宗宪)始重渭，宠礼独甚。[4]
胡宗宪在浙江抗倭的紧急关头，他的后台严嵩一党的赵文华死，而严嵩尚未巴结上之前，他不受朝廷信任。这时，徐渭代拟的《白鹿表》使他得到皇帝的赏识和信任，稳住了地位一年后加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又晋兵部尚书。然而，徐渭心里并不高兴，对胡宗宪献瑞之举颇不以为然，“欲赋以讽公，未能也”(《十白赋序》)。[5]毕竟他因之得到了胡宗宪的赏识，胡宗宪不仅同意徐渭的入幕条件以宾客之优待之，并赏赐给了徐渭许多银线。
徐渭曾作一文曰《酬字堂记》[6]，记述了他于嘉靖三十五年曾为胡宗宪作过《镇海楼记》[7]，记述其抗倭军功，于是赏了徐渭廪银二百有二十两，在绍兴城东南修建了居所，“额其堂曰酬字”。可见，徐渭入胡宗宪幕的初心除了参谋军事抗倭外，他得到赏赐虽一再推辞但内心是很高兴，因为他真心赞赏胡宗宪的抗倭立功。试想，一篇六百四十七个字的《镇海楼记》便换得一个占地十亩的大宅院，《白鹿表》能带给多少报酬可想而知，自然也是一个穷生员的稻梁之谋耳。纵观徐渭穷困一生，而这段时间却是徐渭堪称昙花一现的富裕时候。
但好日子很短暂，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四十二岁时，胡宗宪因涉魏忠贤案被逮入京冤狱，十一月胡幕散，第二年徐渭迁回绍兴酬字堂。至此，入住酬字堂成了徐渭一生命运的分水岭。
徐渭《白鹿表》（ 局部1 ）
二、《白鹿表》与杀妻下狱
徐渭一生命运最大的争议和低潮是“杀妻”，从而陷七载死囚牢狱之苦，起因亦在于《白鹿表》。我在前述的《徐渭书法评传》的第二章曾专门分析论述的徐渭杀妻案的原委，为徐渭辩解是因精神病发作而过失杀人。徐渭在自己晚年所作《畸谱》中比较冷静地概述这段历史。云：
四十一岁。娶张。应辛酉科，後北。自此祟渐赫赫，予奔应不暇，与科长别矣。[8]
“娶张”，即这年娶了继妻张氏。“祟渐赫赫”，精神病在逐渐加重。颜师古注《前汉·江充传》释曰：祟，“祸咎之徵，鬼神所以示人也”。由“祸”所起的精神失常，这“祸”是什么呢？徐渭在整理自己的文集中所作《抄小集自序》谈到当时他所经历的政治变迁，影响到他的家庭生活。云：
余夙学为古文词，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辞而百縻，往来幕中者五年。卒以此无聊，变起闺阁。[9]
徐渭《白鹿表》（ 局部2 ）
所谓《鹿表》即代胡宗宪所作的《代初进白牡鹿表》。明詹景凤作《东图玄览编》记载了书画贿赂事：“中书舍人罗龙文托黄淳父、许元复两人以千金购(怀素《自叙帖》)于文征明，买献相国(严嵩)。”它记录了逮捕严嵩同时，大肆搜捕严党。在查抄严党罗龙文时发现了他购买书画贿赂严嵩的记录。与此同时，徐渭听到在这种办案查抄中也抄到了他代胡宗宪所写的《白鹿表》，以及代胡宗宪所起草的各种书信文件。
徐渭是从什么渠道得到这个信息的呢？就是胡幕散他回到绍兴后，经人介绍 被号称“青词宰相”的礼部尚书李春芳用六十两银子聘请到北京当幕僚。而这个李春芳就是惩治严嵩的主官，开始对他还抱有重振朝纲的希望，后来发现他就是一个把抗倭英雄胡宗宪打成严党的主谋，必欲将胡置之死地而后快。徐渭反严而不反胡，让他陷入十分矛盾的处境中。加之，徐渭来北京原以为还能帮助沈襄其父亦即他的绍兴好友沈鍊因反严嵩被陷害腰斩的冤案平反，而李的全部心思在扫除异己，也使他十分灰心。于是在寄人篱下熬了四个月的屈辱之后，便于嘉请四十三年(一五六四)初春离京返浙，这下可算得罪权贵了。
在李春芳的各种威逼手段后，他变卖家产凑够了六十两银子，于秋季返回北京向李春芳正式辞职回乡。这时，正查到了胡宗宪写给严嵩之子严世藩的一封“自拟旨”，即代皇帝草拟的圣旨。这封“自拟旨”称：“宗宪自叙平贼功，言以献瑞(白鹿)得罪言官，且讦汝正受脏事，帝终怜之，并下汝正狱。”[10]而办案的人正是当事人汪汝正，于是刚得到皇帝释放的胡宗宪再次下狱，并瘐死狱中。联系到众所周知的徐渭代胡宗宪上《白鹿表》事，进而怀疑这封属于潜越之罪的“自拟旨”亦是徐渭代拟，徐渭自然成了蛊惑献瑞结党营私的干犯。
徐渭《白鹿表》（ 局部3 ）
《畸谱》云：“四十五岁，病易。丁剚其耳，冬稍瘳。”[11]所谓“病易”，就是垂死。《礼记-檀弓上》：曾子临终的故事，人之将死，易箦而终。这个箦就是睡卧之席。“剚”，同剌。徐渭在为他的医生所作的《海上生华氏序》也认为这种自残行为是“有激于时事”。序云：“
予有激于时事，病瘈甚，苦有鬼神凭之者，走拔壁柱钉可三寸许，贯左耳窍中，颠于地，撞钉没耳窍，而不知痛，逾数旬，疮血迸射，日数合，无三日不至者，越再月以斗计，人作虮虱形，气断不属，遍国中医不效。”[12]
徐渭连续自杀有九次之多，并且已请木匠制好棺木。这不仅使徐渭为胡宗宪的冤屈而愤恨，也为受到冤屈而恐惧。这种恐惧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精神疾病。虽经海上生华氏治疗而愈，又因亡友沈鍊平反后在绍兴举办的两场公祭，强烈的内心冲突刺激下旧病复发。《畸谱》：
四十六岁。易复，杀张下狱。[13]
这就是起自《白鹿表》而“变起闺阁”的结局。杀妻，被认为是徐渭一生的污点。但是，按今天的法典来判断，倘若徐渭当时确实有一张神经分裂症病情诊断书的话，他是无罪的，也不必负刑事责任去坐牢，而是应该为他治病。对女性死者的同情与对精神病患者的同情是一个历史的悖论，因之，后世的良知便杜撰出“甩缶杀”人[14]即过失杀人的传奇来为徐渭开脱，尤显其一种法律精神缺失的尴尬。显然，徐渭本人也未走出这个法律与道德的误区，在他狱中七年的苦难之中，用各种方式无数次地为自己辩解，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灵魂的痛楚。
徐渭《白鹿表》（ 局部4 ）
三、《白鹿表》与徐渭的“真我面目”
徐渭为绍兴的子母庙撰写了一副楹联。联曰：
世上假形骸，任人揑塑；
本来真面目，由我主张！[15]
什么是徐渭的“真我面目”呢？从《白鹿表》的变迁便可窥见其中端倪。
徐渭约作于嘉靖三十七年(一五五八)三十八岁，《初进白鹿表小楷横幅》就是其早期书法的真面目。它是徐渭书法之“母”，或者说能清晰看出徐渭书法的来源，即其继承传统书法基因的显现。我前面引《徐谓书法评传》的评价说：“这件小楷，隽秀遒媚，严谨超迈，确有二王、苏东坡与赵孟頫诸贤小楷的秀逸之气，应属早期作品，更近于早年原件的体势风貌。不容置疑，秀媚的腴文与秀丽的颇近于‘台阁体’小楷，才会让《白鹿表》文书双胜，取悦于宫廷。”他在其十余年后即隆庆中书于狱中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致礼部明公小楷札》明显具有钟繇特征，它是《初进白鹿表小楷横幅》的发展，是徐渭书法步入成熟期的作品。所以我说《白鹿表》小楷是徐渭早期书法的的代表作和真面目。
徐渭《致礼部明公小楷札》(故宫博物院藏)
下面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徐渭自署书于万历十九年的《白鹿表行草卷》的有关历史背景。根据我所撰《徐渭书法年表》[16]记载，徐渭度过了前后七年的狱中生活，于万历元年元日前夕从狱中释放。其后，为了维持生计，他于万历四年夏应少年时代好友、宣化巡抚吴兑之邀作幕一年，万历五年夏返乡途经北京结识辽东名将李成梁长子李如松。徐渭为李家父子和辽东战斗所动，有《赠辽东李长君都司》诗；写竹相赠，有《写竹赠李长公》诗。又为李如松题宋元画册，书简往来，谈兵饮酒，订为终生至交。还为李如松作《李泊子画册序》，事后认为诗书皆不工，复作《复李令公书》，告之将修改后重新书写；书《赤壁赋》四纸，和上书王维诗的紫檀诗扇一起赠李如松，有《复李令公书》；向李如松推荐同乡裱工，又向李如松借马三匹游西山。其后，李如松还邀徐渭做客宣化马水口，其实是帮助徐渭鬻字画。这些史实均载于《徐渭集》所收各卷的《致李长公》等十七札中，将这个历史片断摘录出来其实是介绍徐渭晚年的书法创作与收藏的状态。自此以后，李成梁、李如松父子的收藏行为，成了徐渭最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
万历十七年二月，徐渭有《复李令公书三》，托来人陶君携回辽东，信中有欲刻印自己的文集，希望得到旧友李如松寄赠十五斤人参以付费用事。《复李令公书一》致谢信记：当年十一月，其子徐枳(托在李如松处)从辽东李如松幕中归来，带来李如松赠送的人参。徐渭将人参作费用，刻印出《徐文长集》十六卷和《阙编》十卷。万历十九年秋，汤显祖被贬返乡里养病，徐渭闻讯乃作《与汤义仍书》，托乡人寄到江西，信中谈到“兼呈鄙刻二种”，即指他用李如松所赠人参于去年---万历十八年所刻印这两部书。当时，徐渭另有《樱桃馆集》若干卷未能付印，而所出二书又刻之潦草，印刷粗劣，又无钱买纸，印本极少，甚至不敢让人知道。此事有《致天目兄丈书》记其事。[17]在这一期间，也留下了不少徐渭为报答李如松所回赠的诗、书、画事的记载。
徐渭《白鹿表》（ 局部5 ）
我在回顾这一历程时，不仅讲述了李、徐之间关于刻印文集和诗书画往还的状态，也想间接说明了一个重点：即将结束人生历程之前，伟大才人如徐渭者的千秋之想。这个留名后世的千秋之想不仅在徐渭的诗、文、剧本等，也在他的书与画。徐渭流传至今的许多精彩绝伦的书法手卷、高堂大轴，除了先后在嘉靖末、万历初的四度北京之行能够得好纸大纸挥毫外，其余不少这一时期的作品用纸应该是从经常求字画的李如松父子处得来。
万历后期在绍兴“捷户十年”的徐渭基本摒弃上流社会应酬。袁宏道《徐文长传》载：“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皆拒不纳，当道官至，求一字而不可得。” [18] 徐渭从万历十六年春即寄居于儿媳王家，是疾病缠身最为穷困潦倒的时期，他在绍兴家乡所作字画只能换点酒和蟹，直到他在一个仅避风雨的陋窒中以手稿作席荐孤独而卒。是很难得到如书写《白鹿表行草卷》这种大绢好绢的。
徐渭本是大诗人，他写给李如松父子的书法作品中，除了《春兴》、《春园暮雨》这种自书诗外，如万历五年写给李成梁的《赤壁赋》等，以及徐渭传世作品中如李白、杜甫、岑参等历代耳熟能详的诗文名作，大多应该是应酬李家父子这种不精于文学的行武人、和朝延附庸风雅的官员。《白鹿表》既是歌颂本朝皇帝并得到皇帝喜爱的文章，朝廷士人又人尽皆知徐渭的代表作，他一生应该遵命写过若干件。而唯一传至今日的万历十九年所书《白鹿表行草卷》虽未署上款，借赠李如松父子这种朝廷富贵藏家可以流传后世之精品力作，应该是合情合理的推测。
在做了上述具有文化人类学特征的作品归属的讨论以后，我再分析一下《白鹿表行楷卷》的艺术风格特征与价值，以及它在徐渭和近古书法史上的意义。
徐渭《白鹿表》（ 局部6 ）
万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年) 即徐渭死后六年，李贽门徒、文坛领袖袁宏道辞吴县令，即至绍兴访问同年陶望龄时，在陶的书斋中发现了前所述刻之潦草即刷粗劣的徐渭两部 “悪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呼石篑：‘《阙编》何人作者？今耶？古耶？’”“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 “称为奇绝，谓有明一人”[19]。同时在看了徐渭的书法之后，作了那个著名的艺术史意义的论断。云：
予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矣！[20]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云:“天下法书归吾吴,而京兆允明为最,文待诏征明、王贡士宠次之。” 以祝允明、文征明为代表的吴门书法史就是明代书法史，这是流传至今的近古书法史著述的主流结论。而与此相悖的袁宏道之论却深合我心，他关于徐谓书法的这个论断不仅合乎艺术断代史的事实，而且对当代书法学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吴门诸家皆重法度，循赵孟頫直接学唐人，滋滋于唐法，至文征明到达顶峰。文征明《跋赵鸥波书唐人授笔要说》即是取法唐人之要论。云：
昔赵鸥波尝言：“学书之法，先由执笔，点画形似，钩环戈磔之间，心摹手追，然后筋骨风神，可得而见。不则，是不知而作者也。”今观所书《唐人授笔要说》，则益信然。至于笔法次第，非深知者未易言也。把玩之余，为之三叹。正德辛已端阳前二日书于玉磬山房。[21]
这就是袁宏道所说的“书法”之论。徐渭则不然，不言唐法而取宋意，这宋意便是袁宏道所谓的“书神”。他在《评字》中以苏黄米蔡四家与赵孟頫的优劣比较，皆以意态精神为标准。云：
黄山谷书如剑戟，构密是其所长，潇洒是其所短。苏长公书专以老朴胜，不似其人之潇洒，何耶？米南宫书一种出尘，人所难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黄之匀耳。蔡书近二王，其短者略俗耳，劲净而匀，乃其所长。赵孟頫虽媚，犹可言也。其似操作数率俗书不可言也。[22]
徐渭《寄云岳子军九首四体卷》(故宫博物院藏)
徐渭非常明确地将奉二王为圭臬的蔡襄和赵孟頫称作“俗书”，而对米、黄、苏则极为欣赏。查拙著《中国书法全集53-徐渭》卷，他在隆庆年间有《寄云岳子等九首四体卷》，万历元年到万历二十年之间有《天瓦庵等四首四体卷》、《美人解等七首五体卷》、《边塞诗十四首五体书卷》、《李白苏轼九首四体卷》、《闻有赋坏翅鹤等十五首四体卷》、《梁武帝等四家评书四体卷》等，皆拟写苏黄米蔡宋人四家体。若细观之，比较摹形最接近于黄、米二体的，还是隆庆元年在狱中所书之《寄云岳子等九首四体卷》。到了万历中、晚期，虽可见徐渭的宋人四体书逐渐愈来愈难以区分了。特别是与《白鹿表行楷卷》差不多同时期即万历二十年所书《梁武帝等四家评书四体卷》已接近于徐氏一体了。
徐渭《梁武帝等四家评书四体卷》(故宫博物院藏)
把《中国书法全集53-徐渭》卷所收七件四体卷比较观察以后，我们再细细品味一下《白鹿表行楷卷》，想必会发现已经把主要是黄、米二家彻底融铸于徐渭一身，不露痕迹，完美无缺。如果我们要作一种艺术的基因分析的话，其结构来自于黄山谷的宽博扁长而瘦硬，其笔法来自于米南宫的露锋腾挪而矫健。这件作品在命名时曾让我颇为斟酌，所谓“行草”，其实有很多的行楷字，这种“楷”的基因应来源于黄；又有很多纯草字，应该来源于米芾的小草。但是必须明确界定的是，这些“基因”只是基因，以《白鹿表行楷卷》为代表的徐渭书法顽强的个性，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上都是异峰突起而罕见的。徐渭在《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题跋中做了一个夫子自道。云：
非特字也，世间诸有为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临摹《兰亭》本者多矣，然时时露己笔意者，始称高手。予阅兹本，虽不能必知其为人，然窥其露己笔意，必高手也！优孟之似孙叔敖，岂并其须眉躯干而似之邪？亦取诸其意气而已！[23]
所谓“意气”，就是今天所说艺术的独立个体性格、情感与精神。徐渭身前“名不出越中”，徐渭身后，其书法打破了“天下书法归吾吴”的吴门神话，提前实现了书法史上的改朝换代，引导了晚明六家----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的以挂轴为主流的书法范式，其艺术风格个个迥异，破除了吴门即文氏一门多胞胎的陋习。
今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徐渭艺术精神引领了八大、石涛、吴昌硕、齐白石等创造的近古五百年中国写意画的高峰，同时引领了晚明六家创造了明代书法的高峰，同时成为近古五百年书法艺术的开山之祖。
庚子中秋后七日于泥龟梦蝶堂灯下
注释
〔1〕 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53-徐渭书法评传》，荣宝斋2008年版，第六页。
〔2〕 《徐渭集四-补编-畸谱》，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第一版，第一三二五页。
〔3〕 《徐渭集一》，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第一版，第四三0页。
〔4〕 《徐渭集四-陶望龄-徐文长传》，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第一版，第一三三九页。
〔5〕 参见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53-徐渭书法年表》，荣宝斋2008年版，第四三一至四三二页。
〔6〕 《徐渭集二-徐文长三集-酬字堂记》，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第一版，第六一二页。
〔7〕 《徐渭集二-徐文长三集-镇海楼记》，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第一版，第六一一页。
〔8〕 《徐渭集四-补编-畸谱》，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第一版，第一三二八页。
〔9〕 《徐渭集二-徐文长三集-抄小集自序》，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第一版，第五三六页。
〔10〕 参见《明史》卷二百五《胡忠宪传》，中华书局一九七四年版，第五四一五页。
〔11〕 《徐渭集四-补编-畸谱》，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第一版，第一三二九页。
〔12〕 《徐渭集二-徐文长三集-海上生华氏序》，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第一版，第五五五页。
〔13〕 《徐渭集四-补编-畸谱》，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第一版，第一三二九页。
〔14〕 参见清顾景星《白茅堂集》，齐鲁书社一九九七年版。
〔15〕 《徐渭集四-徐文长佚草-榜联》，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第一版，第一一六一页。
〔16〕 [17]参见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53-徐渭书法年表》，荣宝斋2008年版，第四二五至四一八页。
[18] [19][20]《徐渭集四-袁宏道-徐文长传》，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第一版，第一三四三页。
[21] 刘正成、葛鸿桢《中国书法全集50-文征明书论选注》，荣宝斋2008年版，第二六五页。
[22] 《徐渭集二-徐文长三集-跋》，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第一版，第五七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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