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结硬寨，打呆仗”，做足准备、静待时机是关键 / 开普饭

曾国藩率领湘军与太平军交战数年，不仅磨砺了意志，而且还根据实际经验总结出了一套军事理论。

在九弟曾国荃率领吉字营与太平军作战时，曾国藩在往来书信中多次向他论述了自己的军事思想，希望弟弟能够有所收获与领悟。

01 做足准备是关键

在《致沅弟·凭壕对击坚忍不出》中，曾国藩就提出了“凭濠对击，坚忍不出”的观点。

“城贼猛扑，凭濠对击，坚忍不出，最为合法。凡扑人之墙、扑人之濠，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濠而应之，则是反主为客，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濠，则我常为主，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稳守稳打，彼自意兴索然。”

曾国藩把坚守阵地作为主动，认为敌人来袭是客，我守阵地是主，如果反主为客，就会受制于人。以主待客，就能稳扎稳打，最终赢得战斗的胜利。

“峙衡好越濠击贼，吾常不以为然。凡此等处，悉心推求，皆有一定之理。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

曾国藩从峙衡、迪安两人在战场上的不同表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也说明了不轻进不轻退的好处。

对于战争的胜负，曾国藩有着“三分在人，七分在天”的唯心主义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就可以不作为，对于这“三分人谋”，曾国藩可谓下足了十分的功夫。

他在认真总结古代兵法方略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制订出每次战斗的作战计划。

曾国藩将“稳慎徐图”“谋定后法”作为战争的指导方针，强调作战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反对贸然出兵，越濠击贼。

他曾经对将士们说：“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可见他对战前准备工作的足够重视。

他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认为太平军人数众多，而且能攻善守，而湘军人数较少。在这种情况下不适合硬拼，而应该走稳扎稳打的路线，建设深沟高垒，反客为主，以逸待劳，这就是所谓的“结硬寨，打呆仗”。

在稳慎中求胜利，是曾国藩战略思想的核心，他并不图谋速战速决，而是要让军队养精蓄锐，做好万全的准备，看准时机再出击。

这样虽然看起来很慢，但实际上由于军士们斗志昂扬，准备充足，往往可以一击而胜。

其实，这种军事战略对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也是有启发的。

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时，如果没有准备就贸然行事，往往会欲速则不达。而做好充分的准备，见机行事，择机而动，才是成事的关键和前提。

长江是清军与太平军作战时的重要战略地点，长江之上有几个重要的码头，例如武昌、九江、安庆和江宁。

此时，武昌和九江已经处于清军的控制之下，在攻克被太平军霸占的江宁之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攻打安庆。

于是，太平军和清军便在安庆开启了激战，负责攻打安庆的便是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曾国荃和曾国葆。

咸丰十年四月，曾国荃率领的吉字营围攻安庆，与太平军进行对峙。

咸丰十一年正月，湖北巡抚胡林翼前来支援安庆。太平军打算“围魏救赵”，通过攻打武昌来解安庆之围。

《致沅弟季弟·惟有一静字可以胜之》这封信就在这种局面之下写的。

曾国藩十分强调以静制动，以稳求胜。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指出：“凡军行太速，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惟有一静字可以胜之。不出队，不喊呐，枪炮不能命中者不许乱放一声，稳住一二日，则大局已定。”

一个静字，一个稳字，看出了曾国藩的用兵之道。

“吾兄弟无功无能，俱统领万众，主持劫运，生死之早迟，冥冥者早已安排妥贴，断非人谋计较所能及。只要两弟静守数日，则数省之安危胥赖之矣。至嘱至要。”

曾国藩在信中劝告弟弟们，面对这样的紧张局面，一定要“持以谨静专一之气”“静守数日”，千万不要慌乱，不要忙中出乱、乱中出错。

在普通人看来，这种主静的学问与兵不厌诈的军事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那么，曾国藩为什么要强调“静”字呢？

曾国藩在京师做官时，曾经研究过理学，而“静”正是理学所强调的。“静”在平日里也许比较容易做到，而在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中还能发挥作用吗？

曾国藩在信中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吾之不肯令鲍军预先北渡者：一则南岸处处危急，赖鲍军以少定人心；二则霆军长处甚多，而短处正坐少一静字。若狗贼初回集贤关，其情切于救城中之母妻眷属，拼命死战，鲍军当之，胜负尚未可知。若鲍公未至，狗贼有轻视弟等之心，而弟等持以谨静专一之气，虽危险数日，而后来得收多、鲍夹击之效，却有六七分把握。”

他认为鲍超霆军的缺点在于缺少一个“静”字，因此劝诫弟弟一定要“以谨静专一之气”来应对危局，不要轻率出兵，而要择机而动。

这种观点虽然看上去有些迂腐，但这种处变不惊的心态，对战争的胜负却有着很大的影响。

从史实来看，曾国藩的这个主张是正确的，太平军最终由于自己的失误未能实现“围魏救赵”的计划。

可见，我们一定要学会静，学会稳，静观其变，静待花开。特别是在危难之时，更应该做到这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