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中的生存选择,刘慈欣的回答总是比别人冷酷

▲点击上方音频,听詹玲老师原声领读《冷酷的方程式》精彩片段。

世界科幻史上有这样一部作品,它既饱受争议,又被公认为「硬科幻的里程碑」,这部作品就是美国科幻作家戈德温(Tom Godwin)的《冷酷的方程式》。

发表于美国科幻黄金时代的《冷酷的方程式》虽然只有8000字,但从发表之日起就处在价值论战的中心,由它引发的讨论与改写至今不绝,以至于人们称它为「灼热的方程式」。

01.

「方程式」为何「灼热」?

《冷酷的方程式》情节非常简单。

它讲的是一位宇航员巴顿驾驶飞船驶向一个遥远星球,去给那里的六人探险队运送药品。途中,巴顿发现一名「偷乘者」,18岁的女孩玛丽琳。玛丽琳之所以违反规定偷上飞船,是想搭便车去看她的哥哥格里。自从哥哥加入探险队后,亲人们就再没见过他。

意外出现的偷乘者,让巴顿陷入了痛苦的抉择。

因为飞船的设定非常严格,如果重量超过规定,燃料就会提前耗尽,导致偏离航线甚至是坠毁的严重后果。

▲《冷酷的方程式》最早发表于1954年的《惊奇科幻小说》(Astounding Science Fiction)杂志上,是美国科幻小说家汤姆·戈德温的短篇小说。1970年,该小说被美国科幻作家协会评为1965年前美国最佳科幻小说之一。图为《冷酷的方程式》同名电影海报。

为了避免最坏的情况,巴顿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把女孩送回地球,这看起来符合人性化,但如果这样做,染病的探险队员就会耽误治疗时机以至失去生命。

第二个选择,就是将偷乘女孩抛出太空舱,这样在燃料没有过度消耗的情况下,就能保证巴顿和六位探险队员的生命安全,而代价当然是女孩的生命。

小说的结局里,巴顿最终作出了第二个选择,将玛丽琳抛出了飞船外。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在发表后却引起轩然大波。

《惊奇科幻小说》的编辑部刚一发布《冷酷的方程式》,读者来信就如雪片般袭来。

激动的读者们不允许把玛丽琳这个可爱的女孩被抛入太空,他们纷纷要求作者戈德温修改结尾。或许戈德温自己也愿意修改小说的结尾,因为他最初投稿时写的结局就是巴顿扔光飞船上所有东西,通过减重的方式与玛丽琳一同安全着陆。

但《惊险科幻小说》的主编约翰·坎贝尔却修改了戈德温最初的圆满结尾。面对读者的激烈反应,他再次对玛丽琳维持了「原判」。

▲约翰·坎贝尔(1910-1971)是美国科幻小说家、著名编辑。从1937年直至他去世,他一直是《惊奇科幻小说》的主编,有评论者称他塑造了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艾萨克·阿西莫夫则赞誉坎贝尔说「他主编(《惊奇科幻小说》)的第一个十年,完全占该领域的主导地位」。

坎贝尔的「冷处理」不仅没有为这场争论降温,反而引发了新一轮的抗议。不少科幻作家们也开始「不平而鸣」。

他们纷纷自己动手,针对小说的结局探索自己的解决方案。

比如,马克·尼尔森(Mark A.Nelson)在《外星人》(Aliens)里,让宇航员希克斯(Hicks)扔掉了与偷乘者纽特(Newt)体重相等的货物,让飞船保持了重力平衡;而唐·赛波斯(Don Sabers)在《冷酷的解决方案》(The Cold Solution)中则提出,可以让偷乘者通过截肢来达到减重的目的。

一些具有专业知识的读者,则从技术层面对小说的知识硬伤进行批驳。他们认为,可以通过改进飞船座舱、舱门及其他技术装备的方式避免惨剧发生。

总言之,自从《冷酷的方程式》发表后,如何「拯救玛丽琳」就演变成一个读者热衷讨论的公众话题。

那么,玛丽琳应该被拯救吗?坎贝尔为何坚决反对拯救玛丽琳?

詹玲老师指出,理解了这些问题,就揭破了《冷酷的方程式》具有恒久魅力的秘密。

02.

该不该拯救玛丽琳?

在人们眼中玛丽琳是一个长相甜美的少女,但在冷酷法则面前她却是一个必须被消灭的触犯者。这就体现出玛丽琳形象的多歧性。戈德温在《冷酷的方程式》中这样解读玛丽琳的形象:

「对他(巴顿)、她的哥哥和父母来说,她(玛丽琳)是一名长相甜美的少女,对法则来说,她是Ⅹ,冷酷的方程式中一个多余的存在。」

坎贝尔之所以坚持不应拯救玛丽琳,正是因为他认为人类必须学会宇宙法则,并按法则行事。詹玲老师引用他的原话说:

「《冷酷的方程式》之中的法则就是太空边远地区的条件,就是人不能凭感情办事。最大的罪孽是无知,刽子手就是宇宙,它无动于衷———归根结底,石头是坚硬的,方程式是冷酷的,得救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学习,获取知识。」

冷酷的方程式、无情的宇宙法则作为一种象征物,喻示着一种终极的、不可抗的力量。当面对不可抗力量的挤迫时,人类该作何应对呢?

詹玲老师指出,这个问题放置在人类个体身上,其实早已有不少经典的文学思考,比如西西弗、精卫、夸父的神话,以及《俄狄浦斯王》《老人与海》《天问》等经典作品。

在这些作品中,个体生命在强大的天地力量面前既表现出脆弱、无力,也表现出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对绝望的反抗,这些都是人类存在状态经典的意象化表达。

而当问题中的个体被置换为群体时,更多的「伦理」困境就出现了。比如在《冷酷的方程式》所设定的环境中,人们需要在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之间做出抉择,从而陷入伦理上的两难。詹玲老师指出,这接近于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提出的「电车难题」(The Trolley Problem)。

▲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1920–2010),英国哲学家。其大多数著名的作品都是在伦理学领域,「电车难题」( The Trolley Problem)就是她在其论文《堕胎问题和教条双重影响》中提出。她是受亚里士多德启发之德性伦理学的当代奠基者之一。

所谓「电车难题」,其大致内容是:假设一个电车驾驶员,他面对两个轨道,只能决定走其中之一;有五个人在其中一条轨道上工作,而另一条轨道上只有一个;电车进入的轨道上,如果有任何人,都会注定被轧死。那这时,驾驶员应该往哪边开?

这个问题自提出开始,就一直被认为是道德哲学领域的经典难题。詹玲老师指出,仅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一伦理难题就引发136篇研究论文和65个案例来对其进行探讨。

《冷酷的方程式》能在科幻读者圈引发持久争议,也是因其触及了相似的伦理困境。

「电车难题」揭示出坎贝尔式结局的另一个功利性面向。坎贝尔除了认为玛丽琳违反法则必须受惩罚之外,还在「一个人」与「五个人」的问题上,选择让电车压向那「一个人」。

至于坎贝尔何以作出接近功利性的选择,詹玲老师为我们补充背景道:坎贝尔有些所谓「种族主义」的观点,他曾宣称黑人本应成为奴隶,并反对黑人解放。

在他种族优劣观念的背后是对生命平等的相对忽视,这导致他能站在所谓总体利益的立场上轻易地无视个人生命价值,就像他在社会发展中主张抛弃黑人群体一样,他在《冷酷的方程式》中也主张抛出玛丽琳。

▲《冷酷的方程式》首先发表于《惊奇科幻小说》1954年8月刊,图为该期杂志目录。

但那些热心来信的北美读者公众则表现出另一种价值坚持。

他们的意见基本建立在现代个人观念的基础上,在现代的个人观念中,「个人」不再被定义为某个先于个体而存在的「整体」的一「部分」,个人就是价值的全权主体。

「Individual」这个表示「原子」(不可再分的基本组成单位)的古希腊词汇,被用来表示现代「个人」概念时,其背后的指向就很明显:个人获得了作为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的资格,而之前,这个资格原本只属于宗族、阶层等集团概念。

换句话说,个人的「主体」地位是在现代社会被建构出来的,个体的价值不再来自某个集团,每个人作为一个自足的主体,自身即拥有平等的固有价值。

因此科幻作家罗伯特·索耶(Robert J.Sawyer)批驳道:《冷酷的方程式》设置了「与另一个体相比,某一个体有着更高的道德意义上的价值」这样一个价值模式,这违反了现代个人观念。

另一位科幻作家科利·多克托罗(Cory Doctorow)则毫不客气地把矛头指向作者戈德温,他批评戈德温是在进行一场「鼓励人们行为败坏」的「道德冒险」:因为「这个故事中飞船缺乏安全系数的标准化设计,恰是为飞船操作者们的行为开脱服务的」,「它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这个女孩头上,……告诉我们愚蠢的女孩必须死去,以挽救英勇的探索者的生命,而我们没有时间责备他们」。

正是对个人价值的坚持,让北美读者们拒绝在玛丽琳和另外六个人之间做选择,他们反对用一个人的生命来换取另几个人的生命,他们相信有更道德的解决方案。

詹玲老师总结道:《冷酷的方程式》因为包含着深刻的伦理困境,因此构成了不同观点的交锋论辩。这就是《冷酷的方程式》引发「灼热」讨论的深层原因。

03.

中国化「方程式」是否「冷酷」?

在追问了《冷酷的方程式》为何「灼热」的原因后,詹玲老师继续引导我们思考:面对「该不该拯救玛丽琳」这样的伦理困境,中国的科幻读者和作者们又会作何选择呢?

▲潘海天,中国第三代科幻作者中的佼佼者,代表作为《克隆之城》、《偃师传说》、《大角快跑》等,多次获得银河奖。

潘海天199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选择》就是对《冷酷的方程式》的典型回应之一。

如詹玲老师所介绍,《选择》基本延续了《冷酷的方程式》中的「宇宙生存规则」,但它将原作中乘客偷渡上船改为经过宇航员同意乘客才得以上船。之所以出现二选一的困境,则是因为飞船在行驶途中遭遇意外,电脑主机沛沛通过计算,得出补给只能供一个人活到救援飞船来到的结果,于是便给出方案:将没有任何航行经验的乘客杀死,让宇航员生存下来。

但宇航员文海的最终选择是与乘客王冰共度两个月的时光后一起走向死亡;乘客王冰则为了让文海能活下去,主动服毒自杀。

在这里可以看出两种不同价值抉择的交锋:一、电脑沛沛从以结果为导向的功利原则出发,在精确计算了男女主人公存活的可能性后,保文海舍王冰;二是文海和王冰出于人类情感,为了他人生命所作的自我牺牲抉择。

对于潘海天改写的结局,詹玲老师指出:

「虽然自我牺牲也是极端艰难的选择,但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结局偏离了《冷酷的方程式》中的价值两难困境。」

「因为文海和王冰都属于选择/舍弃轨道上的一员,而不是像《冷酷的方程式》中的巴顿那样,以裁决者的身份存在。作为裁决者,巴顿是没有条件用自我牺牲的方式解决伦理两难的,但作为被裁决者的文海和王冰,却有这样的条件。作者让他们选择舍生取义,或者说舍生取爱(因为飞行途中双方相爱了) 的方式,实现的是道德的极致高尚,但却并非两难困境的解决方案。」

继潘海天之后,还有不少中国作家对《冷酷的方程式》作出改写,但正如詹玲老师所说,这些改编作品基本采取美国作家们改写过的老套路,即通过减重来使飞船安全抵达,借以保证小说中每个人的生命安全。

这些相似的解决方案,是否就证明了每一位中国作家都作出了像美国读者那样的价值选择呢?

詹玲老师认为并非如此。她指出,还有中国科幻作家给出了不同回答,比如刘慈欣。

▲刘慈欣,中国当代科幻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超新星纪元》《球状闪电》《三体》三部曲等,中短篇小说《流浪地球》《乡村教师》等。刘慈欣目前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本土科幻作家之一。

刘慈欣在其随笔《超越自恋:科幻给文学的机会》中指出,《冷酷的方程式》中的世界设定还不够极致,只要把这个世界设定向前稍推一步,一切将变得真正「冷酷」起来:

「试着用科幻方式思维:假如飞船后面的地球不存在了,全人类只剩下飞船上的宇航员、偷乘的小女孩和目标星球上那些生命垂危等待救援的探险队员,他们是人类文明的全部,该怎么办? 或换一个更宏伟也更有可能成为现实的设想:让地球上一亿人死,否则全人类六十亿一起死。」

詹玲老师认为,刘慈欣的上述世界设定在《三体》中得到了实践。因为《三体》中遭遇巨大危机的人类文明几次需要作出抉择:是全人类一起死还是一部分人的牺牲换得人类种群延续。面对这样的生存危机时刻,刘慈欣认为:

当然也可以做道学家的选择,但问题是选择后者人性的光辉同样消失,因为此后宇宙中没有人了。

刘慈欣的观点正如《三体》中破壁人二号所说,个体生命高于一切的价值观曾「在过去的时代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可是在巨大的生存危机面前,这就是一个价值陷阱。

因此在刘慈欣笔下,像程心这样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的做法,是会毁灭整个地球文明的。反倒像章北海、托马斯·维德、罗辑这些人,他们的零道德手段,才真正成功地在一定的时期内保存了部分的人类生命,延续了人类的文明。

詹玲老师认为《三体》中拯救世界的方式,其实可以看作刘慈欣对《冷酷的方程式》所提的「谁走谁留、谁生谁死」的伦理问题的回答。刘慈欣在《三体》中对人类情感价值的相对质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现实,并对现实起到预警作用。

但是,《三体》的世界设定是非常态的,由「末日实验」所推演出的结果,可能与常态选择形成冲突。因而詹玲老师指出,不能把实验和现实混淆,更不能把实验结果随时随地运用到现实中去。

她引用加拿大科幻作家罗伯特·索耶的话总结说:

「科幻是作家用来考察人类社会,进行思想试验的实验室。」

正因为「法则」与「人情」是难以厘清的对阵,所以它们才值得在科幻小说形构出的阐释空间内展开充分地激辩、讨论,当「冷酷的法则」撞上「灼热的人情」,当电车难题进入科幻文学,这注定会使读者的思考引向人类知识尚未抵达的区域。

《冷酷的方程式》的里程碑意义及其丰富的文本改写史其实都可作如此观。■

▲扫描海报二维码,收听詹玲老师原声导读《冷酷的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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