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诗歌史上格律引发的大辩论(兼评论)
发布于2017-12-04 02:48
作者：湯安
(转载， 转载过程中有所修改注解和简评)
无何: 一场诗歌史上格律引发的大辩论
—— 中国历史上一次关于诗歌声律的风波
(转载说明： 在转载这篇网络旧文的过程中有所修改和简评，一些地方变动较多。主要是添加背景说明和一定的讨论和注解，在分段和前后关系上的调整，补充了一些人物年代数字以便与历史内容联系起来。原文因为是网上熟悉的诗友之间跟帖讨论形式，不必在意太多背景细节的介绍。这里的目的在于说明这段辩论和诗歌历史，因此适当补充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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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无何 2006-04-29 11:55
时间： 南齐永明年间（公元490年前后）
辩论主题： 关于诗歌四声格律，同时兼论诗歌声律与内容的主次关系。
参加人员： 参加研讨辩论的人员大多在国子监内部，相当于文化教育的最高机构审辩诗歌向何处发展的路线方针。国子监是中国古代隋朝以后固定下来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又称国子学或国子寺。
正方：永明体派，竟陵八友。《梁书·武帝本纪》： “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并游焉，号曰‘八友’。” 这些人中，沈约、谢朓、范云都是一代名家文人。
反方：古风意境派，江淹、陆厥，钟嵘等等。
辩论方式： 这场冲突首先是不对等的，沈约是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今天的文化教育部长兼中央党校校长，为高官师长。 梁武帝萧衍（464年－549年）则是皇上，正方气势如虹，口气强硬。 反过来，因为两方官阶规格在那里，辩论比较文明，就诗论诗，不多纠缠。当时若有互联网之类的，不定有多少马甲翻江倒海风起云涌呢。
条件所限，辩论在当时只有两种方式:
1，捉对厮杀，互相声辩质疑。
2，各自在自己的作品中发表意见，或者无声抗议，对错通过文人墨客的判断力和时间来评价。
辩论结果：
直接结果很明显，强调四声八病的新生事物的永明体派暂时胜出，强调声律为意境服务的古风意境派受到抑制。
然而它毕竟是以诗歌声律的学术探讨为重心，而且自上而下地发起争鸣，客观上对诗客观上对诗歌和文化交流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是中国古体诗歌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因此，从长远看，辩论不分赢家输家，人们从中了解到诗歌声律规则的形成和形式规则为内容境界服务的诗歌之道。诗歌创作终究不是僵化为“一体堂”，而是形式与内容两方的长处并举。
永明体派所注重发掘声律格律的客观规律通过这场辩论得以分析发现和发展，最终使得格律更好地为意境服务，创作上百花齐放。古风派的创作自由虽然一时受到压制，但他们的思想和作品经受住历史的检验，比永明体派更加获得后人的公正评议和赏识。因为古风派并不反对将声律的知识自由自觉地运用到实际创作之中，这场辩论并非诗歌是否需要声律辩，而是诗歌声律到底需要在吟咏探索中建立发展还是硬性规定否则就要受到压制的创作自由之辩。
当时诗坛面临是否一概否定前人古风诗歌和是否有必要打压不追风八友而保持古风创作的那些诗人。在今天看来答案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反观后来明清科举考试推行的八股文，作为体裁来说经义文、八股文有类似诗词那样音节清晰简洁明了特征，非常符合永明体派的风格，并且得到了压倒性的推行，没有与之对抗的派别，但是并不因而得到发展壮大，反而走入死板局限，连争鸣跟反对意见也不能存在，结果是逐级扼杀了意境内涵和视野，最终八股文自身也无法持续，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
道在器外，诗词规则和体裁只能为内容境界服务。
为此将这场辩论的具体结果总结如下:
1， 永明体派获胜， 声律探讨得到重视
永明体是律诗的前身，直接推动了律诗的出现，它带来中国诗歌的第一次分化，即格律诗和古诗。因此永明体成为律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假如永明体因为这场辩论而落败，或者被扼杀在襁褓中，说不定近体格律诗的诞生要大大推迟。
永明体是中国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出现的诗风。当时对应于古风，又称新体诗。是当时的音韵学家周颙发现并创立以平上去入制韵的四声说。沈约等人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的声、韵、调的配合，进一步提出了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必须避免之说。于是永明体以讲究四声、避免八病、强调声韵格律为其主要特征。其代表人物历来认为是谢朓、沈约和王融。从齐永明至梁陈100余年间， 包括吴均、何逊、阴铿、徐陵、庾信等人在内的九十余人对新体诗进行过有益的尝试，从而为唐代格律诗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声八病”用于永明体诗歌的创作中，对于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要求过分苛刻，甚至不惜破坏诗意内容去符合这些死板规定，结果带来了整个文坛的式微，以至于“四声八病”用于永明体诗歌的创作中，对于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要求过分苛刻，甚至不惜破坏诗意内容去符合这些死板规定，结果带来了整个文坛的式微，以至于永明体本身没有杰出诗作产生。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永明体并不能完全理解和洞悉声律规律，这个阶段的四声说还处在摸索阶段，其意义是首次广泛发起了这种声律探索与追求，而真正的声律和诗病之说是在后面的唐宋完善起来的。
2， 《诗品》出现
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诗歌的宏观评论性作品，诗歌格律为主题服务的宗旨开始明确，意义非凡。
3， 声律研究带来长短句的最初探索
研究认为梁武帝萧衍以及萧统、沈约的《江南弄》，已采用长短句式，初具词曲的发端。《江南弄》是萧衍于梁天监十一年(512年)冬据西曲改制的(《乐府诗集》卷五十引《古今乐录》)。一些主流研究者认为它们依然不是词范畴，而是清商曲的变体，「不是新诗体的先声，而是旧时代的遗音」。这样的看法就跟不承认庾信的一些四句五言诗不是绝句的发端一样，并不中肯。
作为探索发端，南北朝没有绝句在唐朝的兴起和后来词曲兴起时那样雄厚的社会基础，但是无可置疑它们都是声律音调节奏探索的产物。词曲离不开曲乐，同样可以明确的是做为词曲伴奏的曲乐正是在南北朝流传开来的。
4， 诗坛一百年低产欠收
永明体的强势使得一批持相反观点的文人受到压抑，不再写诗，造成广泛影响。其中最有名的是陆厥早逝，江淹封笔，留下成语"江郎才尽"。
因为永明体的"一言堂"式推崇诗规压制诗坛创作自由而导致诗坛一百来年的低产萧条。这种拔苗助长的诗律追求后来在初唐产生反思，终于带来革新与诗歌体裁的繁荣。
初唐兴起革新，各种诗歌体裁均被人认可，导致诗歌史上百花齐放的局面，名声远扬，这种局面一直贯穿着以后的文学史，诗歌界自此无大规模动荡。因此，确切地说，中国诗歌历史中只有南北朝与南宋两个明显萎靡低潮低质低产阶段。
一. 先谈谈针对永明体的推行为何会发生辩论
自刘宋以来，文人写诗，注重诗的格律。这个时期由于佛教的引入，出于转译需要诵读的佛经的而发展出来了四声声律学说。它导致诗歌写作从“自觉时代”，进入部分人注重格律规范的“格律时代”。
永明体既是紧接其后在齐武帝永明年间出现的与此对应的一种体裁，首见于《南齐书·陆厥传》：“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周颙(420-473年之后某年)，南朝宋齐时著名文人、佛学家和音韵学家。精研佛理，谙通音辨，于宋末齐初发现汉字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在他创立的以平上去入制韵的四声说基础上，沈约等人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要求诗的声调，把格律正式纳入诗歌体系，进而提出了八病说（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以这样的要求写的诗，就是永明体。
永明体说白了就是提倡讲究格律诗的四声、避免八病、强调声韵与格律规范，虽然当时永明体本身还不到具备真正的格律规范和理解掌握声律规则的程度。
永明体的代表人物是本文主角之一，这次辩论胜出的沈约和以他为代表的竟陵八友。
为什么不早不晚在当时发生这样的格律说与诗意说的大辩论?
辩论背景：
主要原因是在那时永明体诗歌正在壮大，从者众多。客观地说，这确实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里程碑。发现了声律对诗歌的重要帮助。
但是，诗歌毕竟是抒发情志的体裁，倘若大家心平气和，不以规则形式打压攻击不同观点或创造风格的人，永明体壮大发展也就罢了。问题是永明体在国子监支持下，做法上就象后来在清代的应试八股文一样，将文人作品局限成了非永明体不可的一言堂。
沈约说：“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教育部长这段话对声律的四声说十分重要，奠定了诗歌声律规律的发现，另外一层的意思则演变为武断，意思是，只有通晓格律，才可以讨论诗文。
[如果将孔子"不学诗，无以言"给这么机械地简化为“不达此旨，不得写诗谈文”，副作用可想而知，其它不同观点流派的思想花朵必然无法开放。实际上南北朝时期所风行的道教法术怪力乱神已经将道家思想和社会风气引入歧途，遑论尊儒和诸子百家与学术争鸣。因此，不仅南北朝之后会发生诗歌反叛精神，进入歧途的道家也最终维持不下去，发生革新，引佛儒入道。由此可见孔子对待诗经的评述不是从体裁着眼的正确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孔子这样的观点与当时和永明派对立的陆厥一方类似]。
文坛只以永明体为荣，很快就发生了对古人展开声讨式的大批判。很多已经过世很久的诗人都竖立成为被批判的靶子。永明体诗人讥笑曹植“古拙”。现在古拙这个词没什么了，但在当时，这是个首创的词汇，其贬义可以从拙字看出来。
既然连曹植都被牵连，其他怀旧的文人诗作无疑也遭到了打击和讥笑，其中很多是诗质良好的诗人。一时间，山岳暗然，江湖潜沸。压力之下，冲突早晚爆发。
终于，在南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沈约受命修撰宋书。在《宋书谢灵运传》编撰完成时，沈约用很大篇幅来阐述他的想法，独彰他的永明体，说话方式相当尖刻。于是，将这场冲突引发到台面上。
二. 沈约修史，陆厥质疑
沈约受命修撰的宋书《谢灵运传》编撰成篇后，在这个史传中，诗歌史上贡献卓著的谢灵运（385年—433年）充满道法自然的精神，贯穿恬静韵味的诗风没有成为沈约的介绍主题，反而通篇推销他的格律，把谢传撰成一篇沈约自己的格律论。尤其是说话也相当地不客气，棒杀古体诗人，这在讲究周公之德春秋笔法的文史界殊为罕见。
这篇史传中说：“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前人名家）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於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论语曰：抑亦先觉者是贤乎？潘陆颜谢，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谬。如曰不然，请待来哲。”
与现在有的人论起诗来的非此即彼说法差不多，沈约认为：通晓格律，才配言诗，不通晓则不配。“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前人虽然有好文章语句，但那只是天成。好语句是和格律暗的，所以才能成为好语句，而这并不是由个人思考得来。这些古人都没有先觉，今天，关于格律的惊天大秘密被我发现了。谁有异议，与我来辩。
于是年青才俊的诗人陆厥来了。
他给沈约写了一封信，这在那时可以说几乎是公开信。六朝时文人书信大多是公开的，因此流传下来的六朝书信有不少。在信中，陆厥说：
“范詹事自序 ‘性别宫商，识清浊，特能适轻重，济艰难，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 沈尚书亦云 ‘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或闇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 大旨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辞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观历代众贤，似不都闇此处，而云此秘未睹，近于诬乎。
案范云不从根本中来，尚书云匪由思至，斯可谓揣情谬于玄黄，擿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时有会此者，尚书云或闇与理合，则美咏清讴，有辞章调韵者，虽有差谬，亦有会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
夫思有合离，前哲同所不免，文有开塞，即事不得无之。子建所以好人讥弹，士衡所以遗恨终篇。既曰遗恨，非尽美之作，理可诋诃。君子执其诋诃，便谓合理为闇，岂如指其合理，而寄诋诃为遗恨邪！
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岨峿妥帖之谈，操末续颠之说，兴玄黄于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论为何所指邪！
故愚谓前英已早识宫征，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论所申。至于掩瑕藏疾，合少谬多，则临淄所云人之着述不能无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谓不改则不知，斯曹陆又称竭情多悔不可力强者也。今许以有病有悔为言，则必自知无悔无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为闇，何独诬其一了一合之明乎！
意者亦质文时异，古今好殊，将急在情物而缓于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恶犹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缓，故合少而谬多，义在于斯，必非不知明矣。
长门上林，始非一家之赋，洛神池雁，便成二体之作，孟坚精整，咏史无亏于东主，平子恢富，羽猎不累于凭虚，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称是，杨修敏捷，暑赋弥日不献，率意寡尤，则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赊于七步。
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如一邪！论者乃可言未穷其致，不得言曾无先觉也。”
可以总结陆厥的观点如下：
1，“观历代众贤，似不都闇此处，而云此秘未睹，近于诬乎。”你说古人是暗合你的格律理论，但是看来实际上古人名家并不是都暗合，你这不几乎是在造谣诬陷前人么？（近于诬乎）
2，你说好文章不是由思想而来，是“天成”，却根本说不出道理，就把这些归结在玄学上，于理不合。
3，“质文时异，古今好殊”，文章形式与词藻是发展的，古今爱好标准不同。为文应把情和物放在首要位置，以此形成文章，段落和句子（将急在情物而缓于章句），而不能过分强调其中的词藻单元（炼字声律）。即便是一人的风格，在不同文章中也差很多，有迟有速，有工有拙。为什么一定要把诗格律禁锢非宫商体统一不可的一家之文呢？（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如一邪！）
可以看出，陆文是从意境角度出发对永明体只重声律形式，强求一律进行质疑的。
三. 沈约倨傲，争论暂止
不久，沈约回信了，沈约在答陆厥书中说：
“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举。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
灵均以来，未经用之于怀抱，固无从得其髣佛矣。若斯之妙而圣人不尚，何耶？此盖曲折声韵之巧，无当于训义，非圣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云譬之雕虫篆刻，云壮夫不为。
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若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声曲，则美恶妍蚩，不得顿相乖反，譬犹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阐缓失调之声。
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故知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士衡虽云炳若缛锦，宁有濯色江波，其中复有一片是卫文之服，此则陆生之言，即复不尽者矣。
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尽辨此。”
在这里，沈约的观点是：
1，声韵不是圣哲立言，古人并未发觉这个秘密。
2，文章格律如同音乐韵律，韵律不好的音乐，势必不是好音乐，故非格律诗，必不是好诗。
3，你说一个人的风格在不同文章里有差异，比如曹植洛神赋和他写的其他赋比较，文体差异很大。所以古人写文章需要天机，天机开了，写诗文声律就和谐了。（既然天机不是每天都开的，未开天机的时候，就写不出好文章。文体因此才出现不同，不然，天机皆开就都会是格律体。）
4，对于诗格律，你需要领悟。你不能领悟，老夫我也没法尽辩。（轮扁不能言，老夫亦不尽辨此。）
可以说，沈约的回复，态度不是探讨口吻，言辞也是比较模糊的，对于陆厥的一些问题未作针对性解答，通篇只有一个论点：我说的就是对，道理在那里明摆着呢。你不明白，是因为你悟性不够，用的是居高临下的姿态。
鉴于沈约是高官，长官说不争论，陆厥没有再继续争论，书信来往就此停歇。
这两封书信在六朝乃至中国诗歌史上产生很大震动。如何看待两人的书信来往？可以说，他们的行为代表着当时的两个潮流，这样的书信都不是个人行为。
古代以文会友，文人团体化，交往不错的诗人往往聚集在一起，尤以六朝为甚，在生活中都是很好的朋友，他们文风接近，生活习惯也相当，于是出现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竟陵八友等名号。这两封书信，就是当时两个诗歌流派阵营的集体行为，而且一送交，就已经公开了流派分歧。
在这个回合的较量中，沈约占上风。大概以他国子监祭酒的身份，只要一句：“我不要和你谈，你的资格太差。”一场风波就可以平息了。
不久，陆厥家道生变，二十八岁病故，再也没机会参与格律辩论。但是社会文风还是永明体把持主流，古体诗歌面临尴尬境地。这个争论并没有动到根本。因为沈约一边倒的身份，注定了齐梁时期难以出现唐代那样百花齐放的现象，而是六朝永明宫体一家浮风泛滥。这种局面强烈压制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人，江淹就是一个，也是最为惋惜的一个例子。
[一些评论以为陆厥对诗歌的议论虽然很有见地，但创作实践却不能和理论完全吻合。实际上这与他的境遇不佳和辩论发生不久就青年早逝，根本没有展开实践的机会有关，不是理论不足的问题。 《隋书·经籍志》载有《齐后军法曹参军陆厥集》 8卷（梁10卷），今仅存文1篇，诗存了了，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
《临江王节士歌》
南朝齐 陆厥
秋思不可裁，复带秋风来。
秋风来已寒，白露惊罗纨。
节士慷慨发冲冠，弯弓挂若木，长剑竦云端。]
四. 名士封笔，江郎才尽
江淹封笔发生在和上面的的辩论几乎同时的永明时期。成语"江郎才尽"最早出自《诗品》中。
“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
[江郎指江淹（444—505），字文通，是南朝著名文学家、散文家，历仕三朝，宋州济阳考城（今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程庄镇）人。为官清正，不避权贵，直言敢谏。其他被检劾论治的违法官员不胜枚举。齐明帝曾当面称赞江淹：“从宋代以来，不曾有严明的御史中丞，君今天可说近代独一无二了。”
江淹突出的文学成就表现在他的辞赋方面，他是南朝辞赋大家，与鲍照并称。南朝辞赋发展到“江鲍”，达到了高峰。江淹的《恨赋》、《别赋》与鲍照的《芜城赋》、《舞鹤赋》可说是南朝辞赋的佳作。江淹又是南朝骈文大家，是南朝骈文中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与鲍照、刘峻、徐陵齐名。宋后废帝刘昱即位“多失德”，刘景素又偏听偏信左右之言，政局岌岌可危。江淹从容直谏，刘景素怒而不纳。其中最为知名的当数他在狱中写给建平王刘景素的骈文《诣建平王书》，文章辞气激扬，不卑不亢，真情实感流注于字里行间。以至于刘景素本人看了江淹的这篇上书后，深受震动，立即释放了他。江淹的《报袁叔明书》、《与交友论隐书》等，均为当时名篇。江淹诗作成就虽为他的辞赋和骈文光芒遮掩，但也不乏优秀之作，意趣深远，意境出新，在齐梁诸家中尤为突出。而善于拟古是江淹诗歌方面的突出特色，面貌酷似，几可乱真。]
钟嵘在《诗品》是这样替恩师避讳当权沈约和当朝皇帝的：“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授之。而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
《南史·江淹传》：“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 这个成语逐步演化为背离这段诗坛落败内情的字面意思，指某人年轻时很有才气，到晚年文思衰退，才华不再。
永明年间文士聚集在一起时，经常切磋讨论诗文优劣，这样人以群分本来不错，但是在永明体一家独大主导的环境下，这种评论可想而知，出现了惟律独尊的“一边倒”，古体诗赋陷入了困难境地。《诗品序》对此十分无奈：“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
恰恰江淹是古体诗的领军人物，永明体出现以前，只有大诗人鲍照能和他比肩。文体分歧到了“喧议竞起，准的无依”，一切只能按照四声八病学说来的时候，江淹深受排挤，古体诗人到了没有出路的程度。
江淹毕竟是大诗人，不愿意阿谀奉承望风转型，这不仅是他的诗歌风骨，或许还因他以前的诗坛崇高地位和成就所致，沈约所在国子监内就有不少他的学生。江淹的古体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另一方面，在文人聚会的高谈中，他的地位日益尴尬，江淹的诗歌主张与永明体格格不入，连光耀文史的三曹都受到永明体派的讥笑，何况当时的对立阵营领袖江淹。因此，自齐武帝永明初期，江淹就作品很少了。
终于，他决定写出最后的杂体诗三十首，全是古体诗，并为之写了一个序言，将个人的不满全发泄在序言里。江淹对弟子告别说：“吾本素官，不求富贵，今之忝窃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备矣”。然后，就此封笔。
在江淹写的拟古杂体诗三十首，他对当时文士存在的附庸偏颇表示批评，吐露了他对形式主义诗风的抗议。江淹认为，诗要有内容，或抒情或状物，在此条件下，再言其它。这点陆厥和他的思想一致。事实上，他们都是名学者，永明四年，江淹任国子监博士，而陆厥、钟嵘等人就在国子监。
江淹在《杂体诗三十首序》中说：
“夫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譬犹蓝未成彩，杂错之变无穷；宫商为音，靡曼之态不极。故蛾眉讵同貌而俱动于魄；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不其然欤? 至于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远兼爱者哉? 及公干、仲宣之论，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评，人立矫抗，况复殊于此者乎?
又贵远贱近，人之常情；重耳轻目，俗之恒弊。是以邯郸托曲于李奇，士季假论于嗣宗，此其效也。然五言之兴，谅非夐古。但关西邺下，既以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故玄黄经纬之辨，金碧沉浮之殊，仆以为亦合其美并善而已。今作三十首诗，学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
别的不再多说，这里只提两点，一个是百度百科和不少文档对此事描述得相当肤浅，基本完全成了臆测，因此江淹被写成是一位年青官员因为贪图做官富贵不愿用功写诗，完全背离历史 (具体参见 百度词条：
http://wapbaike.baidu.com/view/624.htm?adapt=1&)。
另一个是值得简单说一下江淹这篇悲壮告别诗序的梗要：
自楚到汉，自魏到晋，各种诗文体裁全部不同，各种文体并存。你喜欢蓝色，但是蓝色能单独构成生活中的绚丽色彩么？ 你喜欢宫商之声，但是宫商能代表整个诗歌音乐么？你喜欢一律美人，但是如果每个人都长成一个外貌呢？你喜欢芳草，但世界上的植物都是芳草？
现在流行的众口一词评论太狭隘了。就算是古代诗意盎然的名士都不免被人指责，更何况今天的文人。诗的外在规则我认为觉得符合意境的展现以及足够美好就成了，今天我写了三十首，就是学习古诗文体。虽然词藻上不追求绮丽，但是希望不要受到攻击和找我的麻烦。
从其中几句来看，江淹确实有“鸟之将亡，其鸣也哀”的感觉，满腹经纶却深受压抑，令杂体诗三十首成了江淹最后的诗歌绝唱。其序，也成为古体诗在南齐的最后一声呐喊。
钟嵘（约468～约518）是中国南朝文学批评家，在江淹任国子监博士的时候，他正在国子监，受江淹的熏陶很多。钟嵘在《诗品》中记载：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之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郎才尽。
江郎才尽的典故可以做两种推测：一是江淹不再写作，又不好直言对抗强势，被迫假托做了一个梦为自己封笔明志作一个交代。二是钟嵘明白这里的艰涩原委，造了一个神话，为老师的对抗搪塞一下。
总之，江郎才尽，意不在才，更与才尽无关，说他梦中交笔原本就是他的那些同样受到压制的弟子们为搪塞和保护老师而托用的神话。然而，于钟嵘，这样的搪塞退却不是办法，他在若干年后，终于沉淀出一个诗歌评论集----《诗品》，这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诗歌评论著作。
齐、梁时永明体独大导致骈俪声病盛行，宫体诗的浮艳脂粉气弥漫，重工丽缺骨力，文学日益趋向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浮风，诗坛因永明体独大而萎靡不振，这或许不是沈约所能想到的结果。于是，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钟嵘对时代文风开评，评论结果就是著述出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诗论专著《诗品》。萎靡不振，于是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钟嵘对时代文风开评，评论结果就是著述出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诗论专著《诗品》。
五. 钟嵘著书 诗品出世
江郎才尽之后，古体诗式微，中国诗歌界出现了以永明体一枝独开文风绮丽浮夸的局面，这也是首次诗歌佳作普遍缺乏的时代，包括沈约自己的作品都难以流传。
诗歌的目的成了外形合律，诗风在格律上归为一统，写诗只许严格按照四声八病学说动笔；诗成为在形在声，词藻上讲究“一字之奇”的代名词。梁时出现的畸形宫体诗就是受这个思潮影响的直接结果。事实上竟陵八友之一、后成了梁朝开国皇帝的萧衍虽然同在八友之列但不赞成“四声八病”之说。
[ 顺带引述当时推崇的宫体诗到底是什么，以便进一步了解永明体与后来的革新之后的律绝格律体的不同。
萧纲《咏内人昼眠》：
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
攀钩落绮障，插捩举琵琶。
梦笑开娇靥，眠鬓压落花。
簟纹生玉腕，香汗浸红纱。
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
沈约《六忆》：
忆来时，的的上丹墀，
勤勤聚离别，慊慊道相思，
相看常不足，相见乃忘饥。
忆眠时，人眠强未眠。
解罗不待劝，就枕更须牵，
复恐旁人见，娇羞在烛前。
上面两首是永明体宫体诗的代表作品，什么是“宫体诗”？大体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梁书·简文帝纪》称简文帝萧纲“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这是说宫体诗是“伤于轻艳”，轻指轻靡，艳指绮丽，即题材比较细小，内容琐碎，文词绮丽。
第二，《梁书·徐摛传》说，宫体诗是徐摛开创的一种新变体。徐摛在萧纲封晋安王时，就跟他做侍读，一直到萧纲封太子时。他的新变体诗影响到太子宫内的学士。太子宫内的学士最著名的有庾信、徐陵等，他们都学徐摛的新变体，因此称为宫体。
第三，魏征在《隋书·经籍志·集部总论》中说：“梁简文帝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仿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讫于丧亡。”这里是说，宫体诗是萧纲写宫廷中的□生活，影响到朝野，成为亡国之音。这种说法对后来的影响最大。
因为《隋书·经籍志》著录《梁简文帝集》八十五卷，绝大部分都已亡佚，根据现存的萧纲的诗来作判断，可能不完全正确，但还是可以作出判断的。这样的诗，内容贫乏，所见者小，只是讲究对偶词藻，所谓“伤于轻艳”，至少是其中名声最广的萧纲宫体诗的主要特点。
沈约本着四声来调配句中的声调，他把四声一分为二，即宫羽、低昂、浮切、轻重。当时还没有把四声分为平仄的说法，只好用宫羽、低昂、浮切、轻重来说。但怎样把句中的声调调配得当，沈约也不清楚。“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老夫亦不尽辨此。” 他所说的“韵与不韵”，既指押韵，又指句中声调的调配。押韵只要有了韵书就解决了，解决不了的是句中声调的调配问题。
试看沈约的《咏筝》：
秦筝（平）吐绝调，
玉柱（仄）扬清曲。
弦依【平】高张断，
声随【平】妙指续。
徒闻【平】音绕梁，
宁知【平】颜如玉。
沈约要解决的声调调配问题，实际上就是后来平仄的调配问题，所以可以用后来的平仄来做说明。永明体时代由于声律字音关系才开始提出，尚不能成熟解决。上面沈约这诗每句的第一个音节，首句是平，次句是仄。但第三、四、五、六句的第一个音节都是平，就没有调配好。
对比唐代声律完善之后的近体诗，这种差距尤其易见：
红豆（仄）生南（平）国
春来（平）发几（仄）枝
愿君（平）多采（仄）撷
此物（仄）最相（平）思
客观上永明体开启了诗歌声律字音关系的研究，这些探索，包括宫体诗所走的歧路在内，对后来的诗歌起了重要的借鉴作用。沈约永明体的成就表现在：一，讲究对偶，六句皆对；二，已经注意声调的调配，虽然还没有调配好，其中仅一二两句的声律调配是正确的。(本段整理自 《右文塌鼻子先生讲堂：宫体诗》 http://www.xycq.net/forum/archiver/tid-179863.html)
总起来说南北朝永明和宫体好诗无几诗风萎靡是事实，八友和永明诗派发韧了声律诗病的研究推广亦是事实。]
由于当时，已经有“画品”，“棋品”等评论著作，受这些评论著作影响，钟嵘开始创作诗论时将题目取为《诗品》。
与追求一律，着眼于声调华丽的沈约不同，在南齐国子监的时候，钟嵘深受江淹的“通方广恕，好远兼爱”的古朴宽厚诗歌创作思想影响，因而这些体现在了《诗品》里。《诗品》讲求创作自然，各种风格兼收并蓄，百花齐放。因此对各种风格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可以说，《诗品》的看法还是很客观的。事实上也只有客观的文章才能流传后世，南北朝后期钟嵘的《诗品》以及唐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成为后人研究诗歌的主要教材。
《诗品》成书于梁天监年间，大致在公元513之后至517年之间，当时钟嵘已经是暮年。在那之前的梁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沈约病故，因此《诗品》得以问世，可见沈约活着时永明体对在当时诗坛和诗论的影响之大。
受当时以五言为主的现实影响，《诗品》主要针对五言诗。在这部书里，钟嵘既提出了自己的诗歌主张，也对魏晋以来所有的诗人做了全面客观的评价。《诗品》对诗的水准进行了评鉴，列沈约于中品水平，说他"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其工丽为"一时之选"。这样的评价上看，沈诗无法流传，应该是不能以意境感人的问题。书中列为上品的几乎都是经历时间检验的名家作品，除《古诗》、李陵、班婕妤等五言诗起源人，还有曹植、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谢灵运等 (很明显，这样的评鉴基于诗歌内在艺术水平和意境，而非格律等外形规则)。
由于《诗品》涉及面很广，出于考据原因，在这里仅提一下钟嵘在格律方面的主张。他说：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
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於声律邪？
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未就。”
王元长创其首，谢、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於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
总体来说，钟嵘认为诗要“清浊通流，口吻调利”，即外部通畅易读。至于规定得十分严格的格律，是对诗有害的，会“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他讲究保持诗歌的自然气息，内在意境，不要因格律破坏诗歌的抒情表达之美。
本来，写诗歌的评论，是很不容易的，在写作风格上，《诗品》以诗的笔法来评论诗意，对后来的诗话影响很大。《诗品》被后人奉为“中国诗话之祖”，并成为诗歌创作教材。
[钟嵘明确表达了对诗歌的批评态度，值得列出，大致如下：
1、对用事用典的态度：钟嵘反对诗歌大量用典。认为诗歌不能如奏议论说散文那样难免用古事，诗歌当以抒情为主，若用事用典则有伤诗歌的情韵。反对掉书袋的诗人在诗作中用事用典以表学问，致使诗歌如同书抄，而主张诗歌应注重抒发感情，要新奇、白描，有自然之美，避免典故堆砌。
2、对声病的态度：钟嵘主张自然和谐的音律。要求诗歌只需和谐悦耳即可，诗人只要运用自然音律就好，而不要认为地用严格的声病限制，以免破坏诗歌语言的自然美。反对“永明体”诗风的泛滥，力指时尚的矫揉造作的诗歌，浮靡文风与声病思潮之弊，宣扬至性至情的吟咏，无拘无束的天然之作，力图还诗歌以清新自然之美。
3、对玄言诗的态度：自魏晋起，佛学道学盛极一时，玄虚说理风靡文坛，极大地影响着诗歌创作。本当抒情言志的诗歌变的枯燥淡味，诗歌的价值和意义已被改变。指出：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在文学理论上，钟嵘阐释了文学家环境与文学的关系。钟嵘在《诗品》中将诗歌抒情意义的地位提到极高的程度。
意境来自情志，这样的论述比《毛诗序》要显著进步。可以说是他的文学理论建树之一。
他在《诗品·总论》开篇就论：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古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对文学作品中的“怨”与“兴”甚为重视，在前人物感说的基础上，将心物交感的关系，由人与自然的关系拓宽领域，延伸到社会生活。这就比人与自然论进了一大步，心物交感论，从社会生活领域去展开的论说是钟嵘提出和建立的。
钟嵘还提出“直寻”“自然英旨”的自然美说，这也是他的文学理论建树之一。所谓“直寻”就是但写所见，情有所感，眼有所见。辄可成诗。“直寻”在写法上当包括着写实的意思。反对人为的声律，提倡自然声律，他将写实的表现方法提到了重自然的审美趣味的高度。
另外，钟嵘又提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的风力华采说，即审美的具体标准。这也是他的文学理论建树之一。他要求诗歌当具备写实抒情，自然美，风骨，华美的特点。
本段摘自《白鹿书院——浅析钟嵘《诗品》》http://www.oklink.net/online/tougao/76435/120124.htm]
正是由于这部《诗品》流传很广，其在格律上的中肯观点，为初唐诗人所重视。唐人开始对南北朝诗歌沦陷与诗歌格律进行思考，一方面改革永明体一味求律，使其向律绝诗过渡；一方面对古体诗的宽广质朴重新发扬，保持诗歌古朴天然天人合一的本来风貌。这样的反思和革新使中国诗歌出现了一种文体，两种分支的现象，古体诗和格律诗并存，百花齐放的格局。这些还带来乐府改良，新乐府被并入诗内，古代诗歌三足鼎立正式确立，从此一直延续下来。
于是，经过初唐中唐的革新中兴，这场格律争论的余波，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
写到这里，感慨良多。有人说，江淹钟嵘陆厥等人反对的是格律音韵，这是不对的。钟嵘所谓 “清浊通流，口吻调利” 就是他们最基本的主张，即发扬质朴的诗歌格律，但又不拘泥于形式教条。 这种要求，正是我们今天对诗歌的要求。
［这句"
对诗歌的要求"有些笼统，应该说声律规则和内容自然流畅一体两面，都是为诗意服务。永明派初衷不错，霸权方式不对，＂内容派＂对诗歌声律探讨的向往和感受确实不如沈约敏锐，一些批判抵触感过强。］
总体来说，这场争论最终还是有益的，导致争论反思探索中的比较与发展，带来后人的诗歌中兴，于是诗人可以用各种风格来写诗，以意境为目的，用不同风格适应不同标准。
思想层面上，这场争论看似是格律争端，其实格律不过是个引发，其实质是诗歌和思想是要“一统”还是兼容并举繁荣灿烂的“兼收”，最终这个问题在唐代被解决了。
因此，江淹他们若生活在具有宽容胸襟的唐代，就不会发出“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远兼爱者哉?”的悲怆感慨了。
眼下，各个诗歌论坛动辄为格和律打得不可开交，马甲横飞。甚至令人莫名奇其妙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跟古体诗词对立起来，引发所谓古韵和今韵之争、新四声和旧四声之争，繁体简体，文言白话无一不对立争执。虽然热衷于此进行对立争吵的几乎都是半瓶子咣当的不学无术之徒，却深深影响了诗歌发展。因此，有必要把这场一千五百年前的争论翻出来思考，推陈出新。
对于只盯着古诗是否出律诗病的诗友，或者将新韵古韵新诗古诗不同体裁观点对立起来的诗友，我们是要诗坛一家“一律一声一统”呢，还是拟古出新百花齐放古今中外“兼收”？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