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我的失败之城。我以逃离者的身份离开它后，居然，在匆忙中忘记退还图书馆的借书卡。那银灰色的四方形，便一直蜗居在我钱包的夹层。离开深圳整三年，我从未再次使用这张卡，而和这卡相连的有关记忆，似乎也日渐遥远，像一场梦，或根本不存在。2014年8月，接到电话的那刻异乎寻常：幽黯撤离，初升的阳光带来明亮，瞬间，深圳及深圳往事皆被擦亮，令我陷入回忆。我如老戏迷般，浸淫于熟稔对白，温故知新：我知道“晚八点”；我知道南区；我知道多功能厅。我忍不住说：以前我常去。原来对深圳，我一点都不陌生。2010年8月，作为租住在深圳南山区桃源村的房客，我常乘坐公交车穿行过北环大道，到达书城，去听“深圳晚八点”。可怕的北环大道，常空荡无人。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被消解成为车和车。讲座尚未结束时，我便起身，疾步穿过嵌着大玻璃的厅堂，越过歌手离去后的广场，赶到车站等最后一班公交。昏沉沉返回桃源村，漫过积木楼房，瘫在出租屋的床上，在潮闷中睡去。这就是我的深圳星期五。多么残酷：离开深圳三年，我没有一次重返中心书城，去图书馆借书，试图和那里的朋友聚会，主动讲述“我在深圳时……”。现在，记忆的冻土层开始消融，那人潮人海，那摩天大厦，那喧嚣躁动，以无比熟稔的方式复活再现。然而，如果我将这些有声、有味、有色的画面拼凑起来，再为它们涂上神话光圈，并撰写出华丽的说明词时，我会为自己感到恶心。三年过去了，我终于慢慢厘清当初懵懂逃离的本质：我根本没有做好在中国一线城市生活的准备，而那座城市就是绿巨人，就是哥斯拉，就是变形金刚，只需用一种看不见的，最末梢的力量轻轻一甩，便会令我彻底消失。我身为乌鲁木齐市民的时间太长久：17年。所以在深圳我必定受挫。我没做好任何准备：资金、知识、心里承受力、坚韧度、收缩性。没有。我像中弹后要强降的飞行员，撑开伞，飘到哪里是哪里。我不是被这颗巨钻的璀璨所吸引，日思夜想，投奔而来，而像一个梦魇里走出的幽灵，偶然地，仓皇地，就站在了深圳的大街上。我像个从没吃过提拉米苏的乡下孩子。是在深圳，我第一次深刻而痛苦地意识到：我来自边疆，来自小地方，我的局限性那样明显。我在深圳缺吃少穿吗？被抢过包，拽过项链吗？不，在深圳，我迎面遭遇到的是酒店光洁的大理石，购物城的轻音乐，各类美食，各种诗歌朗诵会，夏夜酒吧的聚会，美术展，高峰论坛。我不仅去深圳书城听“晚八点”、“市民大讲堂”，还去何香凝美术馆听讲座，去恩平街华侨城文化创意园听讲座。我听讲座都听疯了：两眼圆瞪，两耳搜索，笔尖滑动，疯狂记录。啊，一切讲座，无论对方以何种身份，讲何种问题，我都能汲到养料。但在流光溢彩中，却潜藏着一种看不见的焦虑。好像每一个到达这座城市人，都会受到一种魔力的蛊惑，变得无法平静；同时，又逐渐迟钝——嗅觉、视觉、听觉日趋衰退。看到电视里有抢劫、杀人、盗窃以及其他犯罪时，我惊诧地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愤怒，好像，那一切都是生活在这个城市不可避免的衍生物，犹如社会要进行工业生产，便一定会发生工厂事故般，既然生活在这里，便要学会容忍。某次，参加完诗会，诗友问我是不是住在这一片，我却不知。这一片和那一片异常相似，我分不清东门和西门。坐在车上，任车环绕数圈，我仍无法确定。最后，只能打了辆出租，在它的披荆斩棘下，找到被魔鬼隐去的楼房。一步步走向出租屋，我的畸零状态宛若一枚孤鬼，会被任何晃动的人影吓走。但是不，很快我就发现，畸零催逼着这里的每一个人。在深圳，楼房和街道那样强大，让这个城市具有了可观的规模和高度，让这个城市的市民生活，貌似兴旺。啊，在国贸大厦旋转餐厅喝早茶，一边吃虾饺双皮奶，一边看变幻窗景，会让人处于超幸福状态。但就在这时，一种奇怪的骚扰出现了：人们产生了怀疑和担心，总觉得他们被某种更强于自身的力量所控制。那力量以隐秘方式压榨着，令他们隐隐感觉不安。我是人群中敏感型的那类吗？当我逃离深圳，像从噩梦中惊醒，像个冬眠人，将裹在身上的那层寒冷冰皮扑簌簌抖掉。失败是深圳送给我的礼物。失败让我看到华灯璀璨的玻璃大厦下，有条模糊不清的道路，走着个试图寻找盲道的盲人。我就是那盲人。我试图从眼里取出一座城，却不知那是座孤城。我可以忘记在深圳的一切：地名、人名、聚会、情节，可我却无法忘记在那里体会到的失败感。那感觉没有准确剂量，却如砒霜，具有超强杀伤力。之后，这个词在我的岭南生活中，慢慢被肢解、微缩、化小，直至变得隐遁。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深圳，正如他们以同样的方式离去。这其中，一定包含了某种我所不能明了的力量。人群被推着向前或向后。而我，亦混迹这迁徙大潮中。从桃源村出发，坐公交车至白石洲，再转地铁至世界之窗、华侨城、竹子林、香蜜湖、市民中心、大剧院、老街、国贸，最终抵达火车站，这一线，我多么熟悉，闭着眼都能风驰电掣。那时，我以定居此城的心态，牢记这些名字，深信它们会反复出现。深圳书城，珠链上最亮的宝石：美妙、纯净、陡峭。我反复出现在书城，它是这个城市文化的最高平台，它大到无法形容，它是心灵最好的慰藉。望着那麦垛状书籍铺天盖地时，我深深地被震撼，内心中那团文学之火，被烧得更炽烈，更狂妄。而在记忆深处，和书城紧密相连的印象却不是火，而是水。那个女孩，小溪，她在哭。在书城的台阶上，在人造月光下，那个女孩泪如泉涌，把脸上彩虹般的化妆搅得一塌糊涂。她在一家地产公司打工，被上司羞辱后，浑身颤抖。她念叨那个上司：“男人不像男人，老板不像老板”。上司住在花园小区，又买下别墅，空着保值。上司到处是朋友，轮番请吃湘菜川菜粤菜。上司去国外旅行。上司花钱买票，看了某电影首映式归来后感叹：“章子怡的脸真白。”而他居然让女下属的脸烫成块红铁，若再浇上瓢水，便能知啦知啦冒出烟。于是小溪夺路而逃，眼里噙着泪。失败者小溪找我时，眼泪径直地浇下来。在书城外的台阶上，她煎熬得如生如死，几近疯癫。她即便疯癫，也仍有气派，仍保留着一位疯癫女王的娇媚。她说和上司交往是个危险游戏，像猫和老鼠。上司的眼里看不到苦难，他们只需了解他们想要了解的那部分。于是，在遭受轻蔑和羞辱后，女孩意识到，这个城市虽浩大，却壁垒森严，每个阶层都有其固定的归属。试图博得上司同情，那简直是自取其辱。女孩的黑直披肩发，尖下巴，惨白的脸，都蒸腾在泪水的雾气中，变得模糊惨淡。女孩穿着碎花长裙，眼神里，却是这城市塞给她的绝望、慌乱、争辩和哀恳。她的羞骇令我难过。难过极了。她像我在乌鲁木齐所熟悉的那些邻家女孩，我对她，充满手足同胞般的亲昵，但当她的泪水连同诅咒一起逼近时，又让我有种嫌恶的恐慌。我刚刚到达这个城市，太需要成功的励志，而这样的嚎啕哭诉，像从绚烂霓虹中伸出根棒槌，给了我重重一击。我暗自思忖：我的处境甚而连她还不如。她比我年轻，比我来得早，比我更有斗争经验。黄黄的夜雨在路灯下如织地飞，那些尖利嚎啕中的诅咒词汇，也如织地飞。这是岭南缠绵的雨季，草木无论白昼，都一派绿沉沉。它们那样的绿，那样的冷血。我和小溪相识在一个诗歌聚会上。泪崩事件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听说她跳槽到另一家地产公司，上司，还是那种“男人不像男人，老板不像老板”的人。小溪单身，要租房要吃饭要购衣，要搜捕结婚对象，活得比我更紧张。那一夜，是她少有的溃散时刻——她褪下面具，赤裸大哭。之后，她转身，冲进恶魔般强壮而富有弹性的夜色，跳上大巴，飞逝而去。透过时间的棱镜，我看到女孩的面孔窄小，体格纤弱，尖尖的乳，但那对大眼睛的眼尾有些吊，让这小女孩的肉身里隐藏着熟女的风尘。她是个混合体——当她哭泣时，是小女孩在哭；当她转身跳上大巴时，熟女罩住了她。她说话时总是慢半拍——她依赖指挥舌尖的滚动，来掩饰北方口音。她的用词很有个性，且总爱拽点英语词汇。但她是温柔的：眼神、动作、衣着。尤其那袭碎花长裙。哦，小溪打的就是温柔牌。即便这牌令她身陷囹圄，她依旧清醒，在这个残酷城市通行，总要有所伪装。至于小溪和上司发生了怎样的冲突，她何以在那一刻给我打电话，我何以偏偏就在书城（离她的公司不远），我都不记得了。回忆诱使着我慢慢厘清那一夜。那一夜的小溪，用既是掩饰又是暴露，既是隐忍克俭又是头角峥嵘的表演，驱使我一点点认识她。女孩在暗夜里尖锐哭泣，一个个北方词汇从薄薄的嘴唇跳脱，弹珠般，从水泥台阶上滚落，混进热雨，流入地下管道。那是北方乡村妇女发飙时的惯常词汇。那些词汇，我全懂。她知道我懂。或者，正因为她知道我懂，知道我初到这个城市，同情心尚未被僵化，便拨通了我的电话。而我，恰恰在书城。然而，我们并没有成为朋友。之后，所有关于她的消息都是传闻：小溪炒掉了上司，小溪开了公司，小溪臭训下属，说你们不如拿脑袋去撞墙，去死，去癞皮狗屎。搬到樟木头后，每当下雨，我便会想起小溪。尤其是夜晚，树枝在风雨中吱呀作响，汹涌澎湃，喟叹一会儿激烈，一会儿平缓，我便会感觉在那混合的呻吟中，夹杂着北方妇女的隐约咒骂。雨丝穿过屋檐，斜射进阳台，被屋内灯光照射后，黄金般璀璨。这雨丝和我在深圳书城所见的，略有不同。那时，我的内心太紧张。那时，透过女孩交织着雨水和泪水的面孔，我还看到了什么？我不得不想到这个词：狰狞。她一直在哭诉，而我在聆听时，脑袋里却像亮出了道闪电，照映出一片毛茸茸的狰狞。狰狞贮存在女孩的体内，在那异变的时刻，让碎花长裙的温柔女，蝉蜕成尖嘴利牙的女巫。那狰狞让我害怕。我不能相信，从如此细小轻薄的嘴里，能翻滚出那样滚烫的咒语，那样恶毒的誓言，那样地要不计后果，要报复、报复、报复。碎花长裙被剥离后，我的对面是头毛发枯槁、夜行荒原的母狼。它被抢了食物。是谁把女孩的绮丽拿掉，让她变得和花不一样？让她被湿雨侵蚀时，又将冰雹从自己的口中砸落？难道仅仅是失败？难道失败者的模样，必然狰狞？她像轻贱可鄙的女孩之中最轻贱最可鄙的那一个。那一刻——那空洞的广场，那鬼魅的行人，那冰凉的花岗岩立柱，都像原始丛林。粗鄙蔓延着，熏染了一切。我感到恶心，像一个天真的陌生人意识到自己踏入了异地生活的泥沼，我想退避。她是在开玩笑吗？她的蠢话里带着歇斯底里。当我认真地劝她“别这样”时，她用受伤母鹿般的眼神射了我一眼。我是说，像有把铡刀，一下子，把哭泣给脆生生切断。指控者清醒过来，把怨恨费力地吞进肚中。小溪用手背抹眼泪时，依旧是女孩，可那是最后的女孩。她迅速向我道别，从黄雨中穿过，跳上公交消失后，令我因毫无准备而尴尬地不知何去何从。环顾四周，燃烧的灯火缀在高层楼宇的窗口，天空像张巨大的豹皮，到处是嗤嗤声，到处是空中动物残骸被烧焦的味。有人群走过，身上一律布满闪亮宝石似的雨珠。路灯下，椰子树上下起伏，摆动散发。这一刻，兽性和绝美交织；这一刻，我无法分清地狱和天堂。搬到樟木头后，我常一个人面对大片大片寂静的时段，与世隔绝。深圳真好，不论你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都能让你像盐消失在水中那般平静。从小镇的帝豪花园出发，穿过两千米长的先威大道，再路过一百米的铁路桥，便能到达镇中心。十分钟搞定。那是个小小的，比我的出生地哈密还小的袖珍中心。那是我的全部中心。我在小镇的夜晚想起小溪时，发现自己才是真正的失败者。自那次分别后，小溪一步一个脚印走向了中心，我却一步一个脚印走向了边缘。在深圳的那一年，我只是占据了桃源村的一个空间，我的整个灵魂并没有驻扎在这里。我总是感到穷。不仅赤贫，且在零之下。每月的房租、幼儿园费、日常饮食、公交地铁、防晒霜眼药膏清凉油，累积起来也有七八千，真像脖颈上吊着根无形锁链；而学位，又像微型核武器。我已开始准备各种资料，以备提交，即便这样，万一小区学位已满，我的孩子只能去村里读书。我疯狂地看房：市中心的老屋，偏远地带的新楼，隐蔽小巷的二手房。然而，越看越绝望。如果深圳是个巨人，那它打量外来者的目光，则是严厉、尖锐和无情的。它的目光像从地王大厦探下的两道蓝色激光，缓缓地滑动，将底部团聚的幽暗房屋、蚯蚓街道、蚂蚁行人扫射一通后，转动视角，在半空中再收拢。希望被这束光照亮的想法，显然，太过荒唐。这个浩大之城，有着独属于它的气质：繁华，灿烂，有距离，高密度，彼此漠然但又属于集大成里的一分子。当我在樟木头开始重挖自己最深的记忆时，我很快就注意到，某些浮游的碎片记忆会兀然复苏，当它与整体记忆并置时，才能得到最好的整理。身处其中时，我并没有足够深入地检验它。我几乎忘记了阿和。在深圳，像他这样的写作者成百上千。但这一天，透过岁月的围篱，这个男人踢踢踏踏走来。他也是成功者。一想到这个词，总让我不免泛起一阵粗粝的心痛。成功者阿和过着一种闲散而奇特的混乱生活。他的职业是最含混不清的那种：编辑。他自己也写小说，甜蜜的、充满少年情怀的那种；还写儿童诗，很适宜吟诵。阿和一摇一晃地来到公交车站。宽松白T恤的后背已濡湿，牛仔中裤下裸出半截黧黑小腿，树根脚趾钢钎般夹着人字拖。他的肚子已微微发福，那是令人敬畏的大腹便便的初期迹象。他的薪水仅够买米买面。买菜买茶的钱，要靠写专栏、写文案、写烂稿来换。他曾在工地上打过小工，干过搬运，开过卡车，送过盒饭。现在，他是这迷宫般村子的主人。陡然间，太阳被切割成细碎条状，一条和主街完全不同的小街蜿蜒显现：密匝匝五六层农民房，密匝匝各类人潮，密匝匝五彩衣衫，密匝匝黑体字小广告。我被淹没在一片火热的密匝匝中。我承认我大吃一惊——像进入一条被活生生开了膛的鱼的内部。在飞速现代化的这座城市里充满进步，而这个村子却把我又带回到落后。到处是歧路和拐弯，到处是小而满的店铺，到处充斥着粗野和乡气。街道细小湿漉，不断继续，空气窒息，凝聚着酷热。在更深处，屋宇间的联系更紧密，常常仅隔一床之地。房屋之间常有黑色的小污水沟，垃圾堵塞的地方泛着浮油。每个开放的空间都像一个垃圾场。到处是垃圾。每挪动一步，便能看到更多的垃圾：果皮、塑料袋、方便筷、火腿肠皮、糖纸。到处充满恶臭。从污水沟里窜出的老鼠硕大，光着脚丫的孩子在互相打闹，从写着小广告的墙下跑过。有的墙壁还没有粉刷，灰泥斑斑驳驳，像老人破损的脸，有的墙壁上有着明显的污渍和撞伤，像被揉皱了又抹平的锡箔。在这个硕大的城中村，残酷已不具含义，它就是生活本身。人们知道他们生下来是为做什么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和职责。每一条街，在其凌乱的外形下，都有着严谨的内部构造。每一条街都重复着另一条，黝黯的楼房一簇又一簇。随处可见的菜摊上有绿叶带来的新鲜。光着脊梁的男人拎着货，身体保持着平衡，轻快的步伐中有种女性的娇柔。别的城市一定也有这样的景观，但深圳更为集中。深圳本身就是集中的。每一条街都比上一条更渺小，更衰败，更纷乱。我时常感到已无路可走，但阿和总能找到出口：拐弯，拐弯，再拐弯。他并非在我面前表演，而只是出于习惯。他异常敏锐，可根据邂逅人群改变方言：河南味，陕西味，江浙味。他和卖蒸饺的女子打趣，在菜摊上挑三拣四，将五花肉翻来覆去，拨弄大虾追问是否下了避孕药。他滔滔不绝。他的身体像鳗鱼，生来就是为了在这巷子里钻来钻去。他的皮肤糙得已想不出原来的颜色，但眼睛却炯炯。他爱抚地看着街景，嘴角浮出笑意。从逼仄肠道钻出，至幽暗铁门，一步步摸索到四楼，进入一间终年无阳光的小屋（对面楼房就挺立在一米外）。经过满是慌乱人流，墙面幽暗的小街来到这里，令我惊诧。日光灯下，这屋子井然有序：桌上铺着方格桌布，放着白瓷茶具，书架摆着书和杂志，厨房里灶台银亮。这个空间古朴而整洁，美轮美奂，如世外桃源。生活在城中村就是生活在人群中。白天晚上，街道都人满为患。剩余的空间已很少了。到处都是拥挤，都是忙碌移动的双腿。热浪在半空滚动，汗滴从鼻尖渗出。但他从未想过搬家，想过离开深圳。他说这里虽然乱，但很方便，吃的喝的玩的，要什么有什么。仅付出一千元房租，他便能在深圳翱翔。他已写得小有名气，各大刊物轮番轰炸，用稿费对付生活，绰绰有余。当我说深圳房价有些高时，他瞪大眼睛：“那么多人租房，不也挺好？”他那乌黑的鼻孔呼出急促的气息。他瞪我：“我有房的！”“既然生命、世界和所有的一切都要走向消逝，为什么要烦恼呢？既然完美与不完美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要烦恼呢？”当绝望变成倦怠后，他喜欢上了喜剧。阿和的全部小说，都在描述他出生的那个水乡小村。他不断地重复那里的故事。他反复描写有独特性格的水乡人。在他的童年，水乡是个自得其乐的世界，后来，工厂不请自到。他放弃了学校，当了工人，开始四处流浪。然而，他的小说却没有让我感到苦痛。他总是醉心于喜剧表达。他将人物置于条律分明的社会场景中，用轻快的笔调，让人物完成冒犯后，也帮他完成了对这个世界的讽刺。我知道他的水乡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的、简化的现实，真的现实更残酷、更迫近。当阿和去除掉水乡这个保护层后只剩下一幅，不中用的躯壳。阿和回避着和深圳的冲突。他封闭在自我的世界里，在内部的黑暗中寻找出路，以免迷失在鱼腹中。他从来不写他所居住的村子，也不奢望在这座城市有自己的屋。他只是寄生在这个蜂巢的过客。他明白自己是过客，所以他乐淘淘。所以城中村所显现的贫穷、拥挤和衰败，对他，都不构成伤害。他像电影观众，和疼痛有一布之隔。阿和有可返回之地：精神上的水乡和现实中的三层楼。所以他视我的焦虑为“小资”。他瞪我的眼神里，埋藏着一种很深的蕴意。那眼神让我在离开那间月租一千元的屋子后，久久不能释怀。那眼神在我可怜的身体内最隐秘、最敏感的弦上拨了一下。我是到了樟木头才意识到，阿和与小溪是某个古老家族的不同成员。他们像同一图案或清晰或模糊的翻版。他们让自己变得比本性更残忍，或更弱智，藉此来调整和深圳的关系。他们在变形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我尚不知自己的路在哪里，但我却明白，他们两个人的路，都不是我的路。为努力接近这个城市，试图成为它一千万人口中的一员，我甚至还找了份工作。干了不到半年，又自动降级，退回到出租屋。每日蓬头垢面，来不及在镜前装修，起床即出门，奔赴车站。从桃源村乘坐M369，8站后在西丽劳动力市场下车，转乘M393，4站后在龙泉新村下车，步行三百三十米至民治街道办，全程需一小时十分钟。加上堵车、塞车、下雨、高峰期，每天早晚，我要在公交车上消耗近四个小时。每天，我将我这枚浆果俯在那叠深灰色人群的葡萄串上，驶过隧道山路，驶过正在修建的立交桥，驶过尚未出售殆尽的新小区，在四方楼群的街口停住。我无限期待午餐的到来：自助餐。放开吧，胃，还有拘束已久的灵魂。至太阳快落山，收拾好坤包，野兽般奔赴丛林，将皮毛全部竖起。随着公交车的晃动，我变成了流动的、无法定形的东西。因睡眠严重不足，每次上车后，我都能在座位上昏沉沉睡去。有几次，还差点坐过了站。我分不清是清晨还是黄昏，是上班还是下班。当这个城市膨胀到无边时，公交车便从工具变成了刑具。每一个被迫在固定时间赶乘公交的人，都像一座被发射出去的人造卫星，两脚离地，无重力，无意志，无自身，在既定的路线上运转。公交车漂浮在轨道中，无瞋无喜，怨爱不兴。日以作夜，纵北纵南，公交车不仅让我感到无聊，甚而恐惧。我已染患上公交抑郁症。上班非但没有安慰我，让我感觉变成了深圳人，反而加重了焦虑。深圳不再像往昔，到处有好玩、好吃、好看的在等待。我渐渐退去胚胎期不安的萌动，日复一日地深陷于失败中。每一次奔赴公交车，都是一次受挫的历程。一次又一次，像油漆反复涂抹，让木头的表层起了皮，变得病态。精神崩溃是逐渐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比上一个更难以忍受。我感觉体内的某种平衡遭到摧毁，脾气日渐暴躁，切菜变成了剁菜，总朝孩子怒吼。公交车已成囚室，而我，则成了心灵穿着“服从”紧身衣的囚犯。我不再到处去听讲座，亦不愿参加诗人聚会，只想昏沉沉躺下，坠入睡眠。有一天，一个相貌俊朗、皮肤细白的男子，将整个脸蒙在黑塑料袋中，不断呕吐。他浑身颤抖，像截裸露在外无任何防卫力的肠子，软哒哒淌着水晾晒在椅子上。车厢内翻腾着的混合味。我也扯了个吊在栏杆上的袋子，将脸埋进去。觉醒来得那样晚：我如疯狂妇女，死也要和施暴丈夫离婚。辞职便意味着放弃——放弃工作，放弃平台，放弃自助餐。由摆脱公交车出发，我克制不了牙齿格格碰响：那么，离开深圳吧？我承认，这话一出口，我突然变得轻松。其实，这念头在先前的一段时间里，一直从我的脊椎骨向外慢慢渗透。突然间，我的身上少了几分稚气，多了些成年女人的味道。我终于明白：深圳是一座孤城。我终于明白，关于这座城市的独特生活不过是种幻觉。美妙的谎言像磷火，匆匆来又匆匆走。在这里，我根本无法获得平静，我会被文火煎熬得枯萎。离弃早已在心中与我共存，就像影子之上叠加着另一条影子。虽然我已填好申请学位的各种表格，办理好居住证，熟悉了各条公交线路，知道超市食品的打折规律，建立起和几个朋友的良好关系，然而，那一刻，我依旧听到自己说：走！从桃源村搬出了那么多东西——大包小包，拉拉杂杂。而我只住了一年。我知道是租住，已将购物欲压至最低，可还是搜罗出一包又一包家当。离开桃源村时，在雨阵般飘飞的阳光里，我像数千年前逃离焚堕之城而又忍不住回头一望，因此变成盐柱的罗德之妻，向后一望。啊，繁华落尽，灯光止息，一切都被台风溯卷而去，一切都杳无人迹——再见了，深圳。我隐居樟木头。在这个沉睡的小镇，我内心的不安之火，慢慢熄灭。整个灿黄夏季，我将厚窗帘深掩，囚暗不知时辰。我隐遁密室如孤僧，安忍不动如大地，石化端坐如巫峡神女，无人应门。我不冗谈，不宴饮，不狂欢，傍晚在榕树下慢跑，攒足气力期待第二天凌晨的写作。我甘愿约束自己如古诗：待字闺中。因这座小镇比珠三角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忠实、更强烈地反映出独属于岭南山区的恬静风貌。住在半山小屋，优雅秀美的景色，和我此前的奔波，形成强烈反差。忘掉深圳吧！我对自己说。躲在这里，避开虚荣，进入内心，进入写作。在一个人的劳作中，我不隶属于任何城市，不纠缠于任何博弈，不参与任何行动。我无须赞扬，亦不在意饶舌。我书，我写，独我一人。搬到小镇，我即刻买了辆自行车。飞驰大街时，我感觉时光倒流，像回到了故乡哈密。骑车让我获得强烈快感。那横出大腿的一瞬，那烈烈冷风，那脊背弯曲时的力度，那和大坑小坑较量后的颠簸，那穿插过货车后的惊险……我是我身体的主人，我知道我要去哪里，如何掌控速度，不受外力控制——我是强大的。路过铁道桥时，我总会注目和谐号——哦，那神秘的白色鳗鱼，从广州至深圳，正洞穿着樟木头。我真的已离开深圳了吗？小镇的地产广告上，我住的不是樟木头，而是“深圳北”。我吓了一跳：为自己因“深圳”二字所激发的钻心疼痛。那个瞬间，无异于天机泄露，我看到了自己幽闭的内心——我不愿提及深圳。深圳是我的失败之城，我对它欲爱而不能。它的广场那样大，和樟木头的完全不同。只有见识过那样的大，离开后，心才会死寂如灰。我不止息地写作。像用一根绳子套住自己，而不让肉体无止尽地坠入深渊，我写作。我试图通过写作变得麻木。直到那个电话的痛击中我后，我才明白，我从未忘记深圳，我未忘记深圳的眼泪，深圳的微笑，深圳的浩大，深圳的孤绝。那一切，都因带着浓烈的深圳味而永久地烙烫在我的脑海。没有深圳，我将无法谈论自己的过去。那些我在当时认为的耻辱、寒酸、悲愤和孤绝，现在，都如动物身上的图纹，变成标本悬挂起来，而不再具备真正的威胁力。那些图纹，当我盯视它们的毛发，体察它们的颜色，厘清它们的构造时，天啊，我终于想起了往事。我摸出了那张银色的借书卡。三年过去了，我是否还能使用它？
丁燕：诗人、作家。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新疆哈密，汉族。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著有诗集《午夜葡萄园》、《母亲书》，长篇小说《木兰》、散文集《工厂女孩》、《双重生活》、《沙孜湖》、《和生命约会四十周》、《王洛宾音乐地图》、《饥饿是一块飞翔的石头》、《生命中第一个365天》，诗论集《我的自由写作》等。曾获第三届“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工厂女孩》获新浪读书2013年“中国十大好书”、2013年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排行榜榜首、国家图书馆第九届文津图书奖。《低天空：珠江三角洲女工的痛与爱》获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提名，现居东莞樟木头。寻找被遮蔽的实力作家|打造纯粹线上文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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