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抛开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等来看一下商业模式下的全球合作

在我们四川，各地市州都有一些优势产业和优势企业。除了很少一部分以外，绝大多数都在利用完这些地方的各种优势资源，发展壮大到一定规模以后，把总部搬到了成都。
我们问这些企业，你们为什么不留在家乡发展呢？他们说以前是因为家乡有市场，所以我搞了贸易。发展后我就开始做实体，然后我就有了外地的市场和供应商，再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外地为主了。
于是这些地市州就已经容不下这些想要再继续发展的优势企业了。他们也是含着泪把公司搬到了对其发展更有利的地方—成都。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心城市对附近小城市的吸血效应。当然也有成都本地非常知名的全国数一数二的国内民营企业把总部往上海搬的。

其实华为的发展模式，跟这些企业大同小异。电信设备和手机，以及芯片都是一个国际分工的产业。不是说华为能设计芯片，就应该有国内的企业为其制造。而是华为就应该自己能在全球找到这么一家企业为其生产出来，确定华为曾经是找到了的。
从海外的收入占比等来看，华为曾经一度是非常国际化的企业，只是受打压以后，被迫收缩回国内的。

实际上华为是面临比较艰难的选择，要么把总部搬离祖国，要么就等着受制裁。应该说以前很多企业都没有像华为现在这样选择，所以说大家才觉得他很不容易。
其实没有占据全球产业链核心位置的国家，就算养一个儿子，很能干，他也只能去给别人当上门女婿，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否则就有人会想尽办法给你废掉，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现实。
在芯片产业逐渐接近天花板的转机时刻，我们是有机会忍下这口气。从基础研究开始，在下一个发展的新领域保持着不与其他国家，有隔代差距的竞争力，当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卡死整个产业链。那么我们就可以公平地利用国际分工了，因为真的什么都要我们自己做，就算模仿成本可能也是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