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危机让科学研究摇摇欲坠，如何还科学一片净土？
过于仓促的研究，病毒学家之间的争执和矛盾。新冠研究似乎越来越受意识形态和政治驱动。这场危机揭示了科学运作的本身出问题了。
在新冠大流行的初期就出现了令人震惊的科学研究。研究人员发现新冠病毒在某些基因序列中与HIV病毒异常相似，指出其是实验室制造的人造病毒嫌疑。有专家立即提出批评。第二天，印度科学家撤回了研究报告。
这个故事早就结束，但它却在在新闻门户网站，博客，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上广为传播。根据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过去8年的科学研究从未曾被互联网如此频繁提及，科学工作从未受到过如此多的公众关注。
从那以后，有关新冠病毒及其后果的科学论文如洪水般涌向普通人。我们越来越详细地了解到新冠病毒的威胁，但与此同时，很多说法是有争议的。病毒传播有多广泛？孩子的传染性如何？所有新冠问题的核心都围绕着：病毒到底有多危险？
旨在提供关键问题答案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在大流行的生存危机中，科学家之间的措辞也越来越尖锐。在德国，病毒学家们对支持或反对放松预防措施的研究进行了激烈公开辩论。“新冠研究有时让人想起一场信仰战争，”德国评估医学研究的领先专家之一格德·安特斯(Gerd Antes)说， “政治助长的割裂分化令人恐惧。”
在美国，公共卫生专家Shannon Brownlee关于新冠“部落化”研究，将科学用作宣传政治权利的手段，而反对方跟着失去了处理细微差别的能力。
为什么大多数研究是错误的
科学怎么会走得这么远？为了理解这一点，必须认识到科学从来都不是人们乐见的纯粹事实的不朽缔造者。 15年前，美国流行病学家约翰·约阿尼迪斯（John Ioannidis）名为“为什么大多数发表的研究结果是错误的”的著作就引起轰动。约阿尼迪斯(John Ioannidis)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自去年在柏林卫生研究院新的元数据研究中心担任领导。 约阿尼迪斯引入数学证明，只要研究人员带入轻微的偏见或是对特定结果的追求就会在研究中得出错误的结果。所有科学方法都不尽善尽美，而吸引眼球的研究却有很多。
许多科学家都认同约阿尼迪斯的论点，其中包括柏林莱布尼兹分子药理研究所的主任沃尔克·哈克（Volker Haucke）。该机构从事基础研究，了解细胞内部的过程并为将来的药物寻找新的靶标。即使在医学研究的基本阶段，结果有时也会失真。Haucke说：“故意造假很少见，但是向欺诈的过渡有时非常容易。”
为了职业发展，每位科学家都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方面面临巨大压力。“可所有行业杂志都坚持简单，可交流的原则，” Haucke说。然而复杂的生物学中几乎没有线性关系。“ 几乎每个生命科学家都将其研究结果进行极端的错误的简化。”任何不适合图示的内容将被丢弃。“ 近几十年来，科学的质量在提高，但存在更多的疑问和要求。”
专家评审体系是不是个好东西
一个研究结果通常需要选定专家参与同行评审。然而维系科学核心的这个体系也变得越来越脆弱。首先为大量的研究工作找到合适的评审专家并非易事，更何况专家们并不能通过评审而拿到酬劳。相反交换交易就可以在这个体系中大行其道。不过同行评审过程仍然是现有的最佳系统，总比没有好。
面对新冠大流行，专业审查制度再次受到威胁。社会生活迫切需要在数周或数月内获得解惑和确定的答案，往往是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的研究。为此许多工作不再提交审查，而是立即在线发布，但是可以对预印版本（preprint）进行公开评论和批评。一些人认为这是改变系统的机会，是更快，更透明的科学之路。约阿尼迪斯说：“实际上，公开预印版本流程比少数人秘密评估某些东西要好。”“但是在情绪激昂的状态下，它也可能会引起社会媒体的暴动。”
他与斯坦福大学的同事一起使用血清学测试证明，加利福尼亚州圣塔克拉拉县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数是官方数据的五十倍以上。这项研究也以预印版本的形式发表后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撕裂。
主要批评意见认为：研究人员通过Facebook广告招募那些自认为感染了病毒的人，对他们进行检测。此外该研究所采取的检测方法无效，很多所谓的感染可能只是假阳性。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生物统计学家盖尔曼（Andrew Gelman）的批评最彻底。他写道 “我认为作者欠我们道歉。您浪费了大家宝贵时间和精力来讨论这些论文”。
约阿尼迪斯教授感谢有理有据的批评。他甚至承认，他和其他人一样都有“偏见”。“但是恶意的攻击已不成比例。” “有一些我平素非常敬佩的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以明显错误的论点抨击我们的统计数据……但实际上，公众几乎不可能判断我们中的哪一位是对的。” 约阿尼迪斯仍然坚持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有趣和有用的贡献。他补充了严肃的研究人员应该补充的东西。
仅一项研究无法证明任何事情，只有通过大量的工作，才能得出可靠感知。
绝望的科学工作者们
约阿尼迪斯教授早些时候指出了大流行中的不良数据情况，对各种对科学研究进行猛烈抨击。对锁定政策带来损害也是如此。他的那个所谓错误的研究表明，已经有更多的人经历了感染，因此死于感染的人的比例更少。为此很多人认为该病毒无害，认为所在联邦州的禁令措施过度。在德国病毒学家之间令人不快的争执在美国已经发展成为意识形态的斗争。
约阿尼迪斯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许多绝望的科学家求助于他。“他们感觉，如果不卷入这种意识形态争执，就不知道说什么，写什么。” 现在保持冷静并使科学与政治脱节特别重要。“我们处在可怕的境地，必须在各个方面重新考虑问题。”
新冠危机是对极度不完善体系的压力测试。但这也是科学证明其价值的机会。约阿尼迪斯说：“如果我们失败了，那将是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