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擅治心脑血管疾病，如心梗、脑梗、心律失常、脑震荡及后遗症等，主张“贵在心脏不支架”。对心脏猝死的防范颇有心得。亦擅血液病、不孕症、风湿及鼻炎等。当当医学榜热销书之一《中医治大病实录》（郭博信 著）《中医治大病实录》是从很多医案里挑出来的一些案例，因为不可能把治过的病都写出，只能有代表性地选一些，讲的都是病例。学中医，首先要懂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和西医是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中医是我们中华民族发明的医学，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前只有我们中国有中医。现在全世界都开始学习中医，说明现代医学有自己的局限性。中医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思维。它对人体的研究，是从活人的身上观察出来的。它是无形的，只有观察活人的情况，才能够得出治病的方法。中医历经五千年，最早是神农尝百草，他尝的是药物的“四气五味”。“四气”就是寒、热、温、凉，“五味”就是酸、苦、甘、辛、咸。中医的规律性是总结出来。如果给中医一个准确的定义，我认为它就是解决人体疾病的医学。如果范围说得太宽了，学中医就抓不住重点。中医有中医的文化，但是如果你把中医说成文化，那么便有很多人学文化去了。神农尝百草的时候连火都没有，是炎帝发现了火，有了火以后，人才能吃烤熟的食品，身体才能更健康，寿命才能长。神农尝百草，就是要解决疾病的问题，这是我们祖先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全世界各地都有百草，只有中医的百草才是中药，才是中医治病的宝。以神农为代表，我们的祖先也好，很多医学家也好，或者老百姓也好，都是通过尝草找到归经、四气五味、升降浮沉这些中医的道理。解决疾病的问题，不是“看着病，治病”，而是要判断它的寒热虚实，寒则热之，热则寒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寒热虚实有可能同时存在，对一般人来说就很难。我们虽然学了很多方，但用方来对症的时候就对不上。因为它们在一起夹杂着，有的方能对上，有些方就对不上。用多大的量才能治好这个病？虽然开了这个药，但是你量没有达到，这个病也是治不好的。《中医治大病实录》是实录，针对某一个具体的症状，应该开多少的剂量里面都有详细的记载。这样的话，学中医的朋友看到这些量，就会有一个启发。西方医学解决心梗的做法，就是搭支架，搭了心脏支架以后，还得再支，支到五个架以后，人一点精神都没有了，这是西医的办法。而中医是通过号脉，分析病人的寒热虚实，用辩证的方法解决心梗的问题，而且中医治了这个心梗以后，病人基本不会再复发。我的第一个关于心脏的病例，就是重症心肌梗死，按照西医的做法，需要做两个支架。我在给他的方子里，开了相对保守的30克黄芪，到后来，根据病症不同，用量也会变化。需要的话，一般会用到60克，病人稍微虚一点的用到90克、120克，甚至是150克。但是这样用量的前提是，一定要号脉，不号脉没法判断。中医常说“望、闻、问、切”。望诊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假象，问诊的时候，病人可能说不清，只有通过号脉。中医有句话：“脉大为劳，脉虚也为劳”，劳就是虚损的病，但脉大怎么也是为劳呢？脉大应该是上火吧？其实它这个大，是“大而空”，号脉的时候脉很大，但是稍微使劲一号脉，脉就空了，这就说明身体虚了。如果一号脉，本身脉就很小，它也是表现为身体虚。古人早就把这个事情都说清楚了，所以中医要学好，一定要回归传统。现在比较流行什么“新中医”，其实中医没有什么新旧之分。我们用的都是一千六百年前张仲景的《伤寒论》，还有《金匮要略》等这些中医经典，这些经典必须读。其中《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是中医四部经典。《内经》《难经》说理论比较多一些，虽然这些理论学的很好，但是不会看病的人很多。理论精通之后，关键还是在号脉上，在望闻问切上。望闻问切这个“切”字虽然排在最后，但是实际上它是最重要。《内经》《难经》上说脉的论述特别多，只是现在人不太容易听懂。脉诊之所以很复杂，就在于你感觉脉是大，实际上不一定大；感觉到小，不一定小。因为我们每个人脉象都不一样，只是在号脉的时候，比如说，我号的是很小，别人号着也是很小，但有可能小的里面，它有某个地方是大。脉分为寸、关、尺。比如说，在小的里面，寸和关是大的话，他一定是高血压，会表现出头胀、头疼，治疗就得用下降的办法，用平肝潜阳的办法。如果号的脉很大，但是按着很虚，尤其是右边脉很虚，就需要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用黄芪比较多。《内经》有句话：“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一定是虚了以后，才得病，不虚的人他不会得病。老年人为什么病多？因为老年人气虚的比较多。所以给老年人看病，一般情况下，黄芪的量就比较大。再比如说，心梗堵住了，西医就用支架让它疏通。在中医里面就要用到活血化淤，就需要一个固定的方子。号脉，就是自己跟自己比，号自己的左右手的寸、关、尺六个点。号脉时，寸、关、尺虽然大，但是你号的是空的，脉象虚了，那就是气虚了。如果是按尺脉，比如，右边的尺脉号不住，那就是肾也虚了，就得用补肾的药。一个药方，不可能是纯补阳或者纯滋阴的，而是相互的。有些人既有阴又有阳，既有实又有虚，对这种情况开方子，方子中的药是自主地进行补和泻，都在于大夫的用量。比如说，有的人通过诊脉，能判断出他体内上面热下面寒，方子中的一味药不可能清上边的热，同时又祛下边的寒。那么，用药的时候，上边有热，就得用黄芩，甚至是黄连，去清热。下面的寒，重的话就可以用附子、肉桂。但是如果是属于肾阳虚的话，就可以用补骨脂，巴戟肉、肉苁蓉这一类补阳的药物。其重点还是在于大夫的调配，而不是这一个药本身会有这几个作用。药本身有归经归位的特性。一般的来说，寒是往下走的，热就跟火一样往上面升。一般人都是上热下寒，补肾阳的话，一定是补他的下边。黄连能清心火，黄芩能清肺火。把清心火、清肺火的一起都用上，然后下边，再用上补肾阳的药，或者驱寒的药。中医看病，总而言之，叫“纠偏”，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偏向，把它纠成正常。正常以后，身体里的病，自己就会好了。整体改变以后，局部就能改变。局部不管出现癌症或者出现什么问题，只要你把整体改变了，局部才会跟随着改变。如果整体不改变，局部是没法改变的。在解决具体症状的时候，往往是一人一个样，一人一种脉象，很难拿一个方子来解决一种病，必须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而定。比如说，活血化淤，血液流动是靠气的推动，想要活血化瘀，首先就得补气血，只有气足了血才能活动开。在治疗心梗的过程中，就需要使用大剂量补气的药，气足了，心梗堵塞的地方，自然就通顺了。但是气是看不见的，血淤是能看见，那就得靠悟性，中医难学就在它是靠悟性的，不好掌握。所有西医都有统一的药，比如说阿司匹林，西医都会用这个药。但是中医的话，就是“十医九不同”，十个大夫里面，有九个大夫开的药方都不太一样。这是因为，每个人的判断不同。中医它是有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它需要你精准的判断，也就是治病求本。本是无形的，无形靠的就是你的悟性。不管从哪个病看，这里面都包含了寒热虚实，单一用补药的情况也有，但是比较少。如果看病之前，把自己锁定在某一派，比如扶阳派。那么看病之前，就只会用扶阳的办法，思维就不行。看病时，不应该给自己设限，一定要以病人的病症为准绳，认真判断，仔细思考，这样才能比较准确，治病才有效果。@郭老弟子 周郧：
早在2008年，我就与中医结下了生死之缘，亲身见证了中医治大病、急病：2008年初的一场暴脱症，让我濒临死亡的边缘，幸得李可老中医200克附子的霹雳手段，回阳救逆，挽救了我的生命。
自此也开启了我探究中医之路：从《易经》《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到《伤寒论》、从历代名家的著作、医案到中医药大学的教材等等都在广泛涉猎，越学越感慨中医的博大精深，也正因如此深感迷茫，中医太难学了，无从下手。
直到2013年读到师父郭博信的《中医是无形的科学》，读后顿觉豁然开朗，书中将什么是中医、怎样才能学好中医讲的非常透彻。
中医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医道，中医治病必须遵循中医原创思维，中医的核心是疗效。
2017年我开始跟师出诊，初看师父的方子，用药和用量跟之前背的《汤头歌》相比感觉完全没有章法，不禁疑惑，师父的一句问话让我如梦初醒：跟诊这么长时间，你见到哪个病人的病是根据方子得的？
师父再三叮嘱，学中医要掌握中医精髓——“观其脉诊、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以脉为主，辩其寒热虚实，遣方用药，用其四气五味，补不足而损有余。
跟诊以来，亲眼见证了一个个奇迹的发生：肿瘤患者没有用一味抗癌药而痊愈；心脏血管堵塞了90%不用做支架而能通畅；中风患者由推着进诊室到自己走进来；车祸颅内出血不用手术而恢复正常......
每每看到大多数患者都有很好的疗效时，都不禁感叹中医的神奇，也激发了我学习中医的信心，更加佩服师父的超凡医术，每当此时，师父总是说：“中医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是我们战胜疾病的有力武器。学习中医只有回归本源，注重实践，才能治病救人。”
@郭老弟子 谢荣鹏：
10年前，我因为给母亲治病，与中医结缘；后来写了《首席医官》这部小说，又与许许多多的中医人结缘，其中就有我的中医师父郭博信。
师父是一位传统中医，患者来了从来不问医院的检查结果，也不在意三高之类的指标，只是“凭脉用药，辨证施治”，但疗效都非常好，尤其擅长治疗心脑病，不敢说疗效如神，却也是立竿见影。
跟着郭老出诊一年多以后，也就是在2017年，我正式递了拜师贴，磕头拜郭老为师，不仅因为郭老的仁心医术，更因为郭老是我见过的最纯粹的中医人。
刚认识郭老的时候，在郭老家里吃饭，一桌子的人谈笑风生，只有郭老自个板着脸埋头吃饭，搞得我很紧张，以为郭老对我有所不满。后来才知道，郭老只对中医的话题有兴趣，如果大家聊中医，郭老可以连续讲上两个小时都顾不上喝口水，但只要讲别的话题，郭老就自动屏蔽大家的信息，回到自己的中医的世界里去。
有一次，师父悄悄对我讲：“聪明的人学不了中医”，我很纳闷。
师父说：“人，生而有涯而知无涯，以有涯随无涯，则殆已。我之所以能学成中医，是因为我是个笨人，这辈子只知道做一件事，那就是学中医。”
师父是一位为中医而生，也生而为中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