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基于齐国不拘于礼的女性服装表征探析

摘要:  通过对齐国“不拘于礼”的“巫儿制”“族内婚”“女性议政”“女着男装”特有的地域文化解读,文章探究齐国女性服装形制及特点。以齐地出土的人佣为依据,采用文献分析和实例考证的研究方法,对齐国女性的深衣、袍服及襦裙进行了探析,发现齐国女性服装形制有同时期服装类型的共性,但其结构细节差异明显,且男女服饰表征界限模糊,具有典型的地域文化特点。齐国女性服装表征在同时期与不同地域服饰表征的共性及差异性,体现了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多样性,为先秦“衣冠王国”基调的奠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研究多元化中国古代区域服饰文化提供一定的思考和借鉴。

研究背景

趋于完备的冠服制度成型于周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空前绝后,诸侯割据的地域性服饰文化各具特色[1],共同构建了华夏服饰文明的基础框架。因此,先秦时期的服饰文化研究是对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渊源的研究,其意义深远。先秦女性服饰作为中国古代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物态表征与审美文化在“各殊习俗”的诸侯割据中呈现出相异的服装表征和审美取向[2],齐国服饰的“冠带衣履天下”[3]折射出齐服对当时服装的影响与渗透,那么从区域文化的角度研究齐服的形制分类与表征特点,将对研究先秦时期其他区域性服饰文化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针对齐国区域性服装形制的研究论文并不多见,女性服饰文化研究更是鲜有涉及,零星见于考古类期刊中,其中《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墓出土乐舞陶佣及有关问题》[4]《山东泰安康家河村战国墓》[5]《山东长岛王沟东周墓群》[6]《山东淄博市临淄区赵家徐姚战国墓》[7]《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8]等考古文章,对涉及的出土人佣有较直观的表述,但缺乏就其服装形制的分类及款式结构细节的深入分析与研究。

本文从齐国的地域文化出发,结合齐地出土的女性陶俑服饰,对齐国女性服装的形制进行了分类与总结,总体划分为深衣、袍服、襦裙三种基本形式,同时分别就不同的形制进行了领、袖、衣身、裙摆及饰边等结构细节上的分析与研究,力图以点带面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挖掘区域服饰文化共性与差异性,为多维度、深层次探索多元化的华夏“衣裳”文明提供一定的研究思路。

“宽缓豁达”不拘于礼的“大国之风”

周建朝初年,确立以分封属地而治之的政策,但随着周室衰微,各诸侯国各自为政,“礼崩乐坏”已是大势所趋。特别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地域文化差异显现,“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其俗”(《淮南子·览冥训》)。以二水分流的齐鲁文化为例,齐国“宽缓豁达”不拘泥于“礼制”,而鲁地则“好儒备礼”,两地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地域性文化。《史记·货殖列传》:“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而地处曲阜的鲁国则“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撖小人贪俭啬愚罪远邪乃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3]齐国不拘于礼的表现有四:“巫儿制”“族内婚”“女性议政”及“女着男装”。

1.1 长女不嫁的“巫儿制”

齐“巫儿制”是始于春秋时期,至汉代仍在齐地流行的风俗习惯[9],此观点已被古今学术界所认同,其中《左传》《战国策·齐策》《管子·小匡》《新语·无为》《晏子春秋》《汉书·地理志下》等先秦两汉古籍都有记载。《汉书·地理志下》:“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痛呼,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清袁枚《随园随笔·尸女》:“大概遇社会之日,则巫儿皆出,妖冶喧阗,故庄公往观,曹刿以为非礼,尸女或即巫儿。”是长女继承家业的制度。“巫儿制”虽被古今学者定义为齐襄公好淫的产物,但是长女不嫁,主持族祀,也从侧面说明了齐女在当时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1.2 有悖常理的“族内婚”

东夷体系的商朝是典型的“族内婚”国家,齐地的原生居民为“夷族”,有“族内婚”的习俗,而齐建国初期采取的“因其俗,简其礼”最大程度保留了原生民族的风俗习惯,因此齐有周代“同姓不婚”以外的另类地域性婚配制度。《管子·小匡》齐桓公问管仲:“寡人有大邪三,其犹尚可以为国乎？”其污行为“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对其“污行”毫不掩饰。其中齐襄公与妹妹文姜私通的丑闻最为有名,《左传·庄公二年》载“夫人姜氏会齐候于禚,书奸也”,《春秋·庄公四年》载“夫人姜氏享齐候于祝丘”,《春秋·庄公五年》载“夫人姜氏会齐候于禚”,《左传·庄公七年》载“文姜会齐候于防,齐志也”,是对齐襄公数次私会文姜的记载,直至齐襄公杀鲁桓公。《左传·桓公十八年》:“公会齐候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候通焉。公嫡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又有《史记·货殖列传》:“初,襄公之醉杀鲁桓公,通其夫人,杀诛数不当,淫于妇人,数欺大臣,群弟恐祸及,故次弟纠奔鲁。”《毛诗序》:“《南山》,刺襄公也。鸟兽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诗经·齐风·南山》:“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鲁道有荡,齐子由归。既曰归止,曷又怀止？葛屦五两,冠缕双止……”[10]是对齐襄公不伦行为的讽刺。以上种种现象应归属于东夷族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遗留,带有明显母权制延续的余音[11],由此可以推断出,齐地“族内婚”这种有悖于“礼制”的行为,属于原生民族遗留和特定历史进程的结果。

1.3 女性议政

在男权社会的体制下,古代女性地位低下,一妻多妾制是封建社会主要的婚配形式,妾地位低下,苏轼有“以妾换马”的记载。而齐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管仲不仅娶妓为妾,而且其妾参政议政,《列女传》:“婧者,齐相管仲之妾也。”当“宁戚欲见桓公,道无从”时,“宁戚击牛角而商歌甚悲”,从而引起齐桓公的好奇,“使管仲迎之”。而管仲却不懂宁戚所说的“浩浩乎白水”为何意,故“不朝五日,而有忧色”。其妾婧问其故,对宁戚所说的“浩浩乎白水”进行了解读,认为“毋老老,毋贱贱,毋少少,毋弱弱……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于朝歌市,八十为天之师,九十而封于齐。由是观之,老可老耶……”并得出宁戚“欲得仕国家也”。管仲以报桓公,宁戚得以重用,齐国得遇良才。《诗》云:“先民有言,询于潇饶。”此之谓也。颂曰:恒遇宁戚,命管迎之。宁称白水,管仲犹疑。妾进问焉。管嘉报公,齐得以治。”[12]据悉,管仲一生无妻,只对妓馆出身的婧情有独钟。还有齐国无盐邑钟离春,以貌丑闻名,四十不得嫁,自请见齐宣王,陈述齐国四难,被齐宣王采纳,并立为王后,齐国大安。以上记载虽然不能说明女性参政议政是一种社会普遍现象,但管子“娶妓为妾”且允许其妾参政议政及齐宣王纳良言娶丑妻的历史典故,却从侧面反映了齐国女性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不拘于礼制”的社会风气。

1.4 “裂衣断带而不止”的“女着男装”

男、女服装形制以其各自的表征含义体现了“男权”社会中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体制,纵观整个中国服装史,“女着男装”这种违背常态的着装形制非常少见,但在先秦时期的齐国,“女着男装”已经成为一种“裂衣断带而不止”的潮流与风尚。晏子春秋:“灵公好妇人而丈夫饰者,国人尽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裂衣断带相望,而不止。晏子见,公问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人饰,裂断其衣带,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对曰:‘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内,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公何以不使内勿服,则外莫敢为也。’公曰:‘善。’使内勿服,逾月,而国莫之服。”[13]它虽是男权体制下个人喜好的产物,更是“不拘于礼制”的“大国之风”的体现。

齐国女性服装表征

对于齐国女性服装表征在典章史籍中并没有确切描述,随着以齐都为中心的齐国墓葬相继被挖掘,在出土文物中虽然没有服装实物,但大量女性陶俑面世。其中包括舞佣、乐佣、观赏佣等,形象栩栩如生,服装色彩明丽,款式结构分明,主要有深衣、袍服和襦裙三种基本服装形制,与楚地出土的服装形制相比较,细节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是典型的地域性服装形制,受原生习俗影响明显。

2.1 曲裾深衣

深衣是战国时期出现的最典型的服饰,男女皆服,且形制相似。之所以被称之为深衣是因为深衣形制的“衣裳相连,被体深邃”(《五经正义》)。不同时期的学者对深衣形制表述不一,但整体形制归结为:1)上衣下裳分裁再连接的上下连属形制,代表尊重祖宗法度中的衣为天、裳为地,天地合二为一的古代哲学思想;2)下裳由12片上窄下宽呈“A”字型裁片组成,代表一年12个月的四季更替;3)在裳的右襟用斜裁的三角形裁片连接而成的“续衽钩边”,具有“被体深邃”不显于表的含义;4)袖圆似规,领方似矩,背后垂直如绳,下摆平衡似权,符合规、矩、绳、权、衡五种儒家“礼制”的哲学思想[14];5)交领右衽,锦缘,腰束大带。《礼记·深衣》:“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勾边,要缝半下。袼之高下可以运肘,袂之长短反拙之及肘。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善衣之次之也。”

关于齐国女性服装形制的文献记载并不多见,只言片语不能体现齐服形制的基本特点,但从出土女性陶俑所穿的服装中有类似的深衣形制。以山东淄博临淄区赵家余姚战国墓出土的女性陶俑为例,图1为抄手观赏佣和图2展袖舞佣,从上衣合体、下裳呈“A”字型的同色不同型的结构特点来看,可以推断出两佣的服装形制符合上衣下裳分体连裁的深衣形制,但与文献记载略有偏差,与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战国时期的彩绘曲裾袍佣(图3),在细节上也大相径庭。现将齐服深衣形制特点总结如下:1)领型为交领右衽或左衽两种形式,交领右衽形制中的交领不明显,上衣似对襟形制向右略偏于前中心线,下裳黑色锦缘略偏于右侧顺势而下(图1)。交领左衽形制与交领右衽形制其他细节基本相同(图2),推断其领型是原生夷族风俗的遗留。2)“续衽钩边”不明显,与领襟略偏于左侧或右侧,与下裳连贯向一侧倾斜,倾斜幅度较小,没有形成文献记载中“绕身数匝”的服装形制。3)领、襟有黑色缘边,缘边窄而精致,与楚墓出土的实物宽缘形成鲜明对比,并有白色点状造型点缀,推测为《考工记》记载的“凡画缋之事,后素功”的绘制方法,即织物通过画缋的形式完成后,再用白色颜料或填充或勾画的一种服装着色形式。4)袖长而紧窄,与深衣描述的“袖圆似规”略有偏差。5)下裳后中心线呈夸张凹势,并有拖尾内裙逶迤而出,内裙色彩与深衣色彩不同,有黑色墨线进行不同形式的勾画成或条纹或格子状的纹样,形成别具一格的款式造型。6)腰束别色锦带。

图1 穿交领右衽深衣的女性陶俑

Fig.1 Pottery woman figurines wearing in left-covering-right long jacket

图2 穿交领左衽深衣的女性陶俑

Fig.2 Pottery woman figurines wearing right-covering-left long jacket

图3 曲裾袍佣

Fig.3 Pottery figurines wearing curving-front robe

2.2 直裾袍

袍服自古有之,属汉族古制[15],《中华古今注》:“袍者,自有虞氏即有之。”袍服为上下通裁的结构特点,上衣下裳为一个整体,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型为后领下凹,前领为三角形交领,两袖下斜向内收杀,袖筒宽处在腋下,小袖口;第二型为两袖平直,短袖筒,后领直起,前领为交领,衣身较宽松,主要为罩在外衣的罩袍;第三型为长袖,袖下呈弧形,衣身宽松。此三者均为交领右衽,直裾,上衣下裳通裁形制[14]。在山东淄博临淄区赵家余姚战国墓出土的男女跪坐佣(图4)与文献记载的第一型袍服形制相吻合,两佣神态安详,跪坐袖手,四周舞佣、乐佣环绕,还原了墓主生前的享乐场景[7],女性陶俑挽高髻,男性陶俑带小帽,男女服装形制基本相同,符合齐国“女着男装”的着装爱好。图5为山东章丘郎山战国墓出土的两组站立佣,其中一组一手前伸、一手小臂上扬,另一组则身着红色点状服色两手自然下垂,两组女佣上下服装面料同质,腰围处无上衣下裳分割线,是典型的上下通裁的袍服形制。分析研究其形制如下:1)领型形式多样,有交领右衽、左衽和圆形领,交领的衽较平直,略偏于右或左,圆领领口较小;2)领与衽有缘边,缘边为同色或异色锦缘,圆领袍服无缘边;3)后领下凹;4)袖身窄长,无斜向内收杀现象,小袖口;5)衣长曳地,将履罩于其中。整个款式造型与第一型袍服形制基本吻合。第二型袍服在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墓出土的女性陶俑(图6)中出现:1)两袖短而平齐;2)衣身宽松,罩于外衣之上,右襟交于腋下,顺侧缝线而下,斜交于下摆;3)后裙有明显凹势,内裙略长,在下裳后中心的凹势拖展而出;领型为圆形,无明显缘边,与文献记载的袍服形制差异较大。值得深思的是其领型的多样性,圆领形制明显,在其他文献中对先秦的袍服形制记载无圆形领结构,先秦时期其他地域出土的文物中也未见此领型。

图4 穿袍服的男女跪坐俑

Fig.4 Pottery man and woman figurines wearing in gowns sitting on heels

图5 穿第一型袍服的女性陶俑

Fig.5 Pottery woman figurines wearing gown type Ⅰ

图6 穿第二型袍服的女性陶俑

Fig.6 Pottery woman figurines wearing gown type Ⅱ

2.3 襦 裙

襦为长不过膝的短衣,穿在内被称之为单襦,夹者名“夹襦”,纳絮者为“复襦”[16],汉史游《急就篇》:“短衣曰襦,自膝以上,一曰短而施腰者襦。”下配长裙,裙长曳地,两者合二为一,被称之为襦裙,是女性的专属服装。《采桑度》:“春月采桑时,林下与欢聚。养蚕不满百,哪得罗绣襦。”《陌上桑》:“缃绮为上霜,紫绮为上襦。”当深衣缘尽于东汉时,襦裙却顺应不同时代变革,始终服务于女性,成为不同时期女性不可或缺的服饰之一。在山东淄博临淄区赵家余姚战国墓出土的女性陶俑中发现有类似襦裙的服装形制(图7),其形制分析如下:1)上衣为土黄色短襦,下裳为赭石色“A”字型长裙,根据上衣下裳异形异色的服装款式特点,可以推断出是典型的襦裙形制;2)下裳后中心线凹势明显,拖尾内裙逶迤而出;3)对襟“V”领,并饰白底黑点的窄缘;4)窄瘦长袖,做舞蹈状;5)腰束白色锦带。而山东长岛王沟东周墓出土的女性陶俑(图8),所穿的服装形制与文献记载基本相同,为短襦长裙,交领右衽,腰间束带。因此，齐国襦裙形制不一,但上衣下裳独立分开裁剪毋庸置疑。

图7 穿襦裙的女性舞俑

Fig.7 Pottery woman dancer wearing jacket and dress

图8 穿襦裙的女性陶俑

Fig.8 Pottery woman figurines wearing jacket and dress

从服装的整体结构分析来看,无论是深衣、袍服还是襦裙,齐服形制并没有像楚服呈简洁的直筒状,而是下摆成外撇的“A”字型,后中心线都有明显的凹势,内裙呈拖尾状伸展在身后,点状、竖条、格子等具有现代质感的纹样装饰其中,锦缘窄俏含蓄,与楚服的宽缘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圆领、对襟“V”领也是同时期特有的领型结构,而且男女服饰界限不明了,这些服饰特性折射出了齐国的地域文化特征,但是深衣的上衣下裳连属、袍服的上衣下裳通裁、襦裙的上衣下裳分开的结构特点与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深衣、袍服、襦裙相同。齐国不拘于“礼”的大国之风,产生在母系氏族与父系氏族交替的历史时期,巫儿制、族内婚、女性参政议政及女性着男装的习俗,从不同层面说明了齐国女性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期的遗留,且从出土陶俑所穿服装形制发现,其男性与女性服饰表征相似度较高。由此可以推断出,齐国女性的服饰文化受封建礼制影响较小,“男尊女卑”的服饰表征区分不明显。

结 语

齐国特有的地域文化决定了齐国女性服装表征的独特性,女性较高的社会地位体现在服装上,则是男女服饰表征的边界模糊性。在“尊卑有序”的中国古代,“男尊女卑”是封建礼教的产物,“男女有别”的物化表征即是男女服装形制上的严格划分。“女着男装”不仅是个人喜好的结果,更是齐国“不拘于礼”的大国之风所体现出来的宽博胸怀。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域文化研究也日益提上日程,不同地域相异的地域文化,共同构成绚丽的华夏文明,中国的“衣冠王国”正是在如此缤纷的地域服饰文化中以其勃勃生机被世界所喜爱,挖掘不同地域的服饰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地域服饰文化的独特性,让世界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真正了解多元化的中国传统服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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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作  者 | 宋金英

(山东理工大学 鲁泰纺织服装学院,山东 淄博  )

来  源 | 《丝绸》2020年第04期

关键词| 齐国;不拘于礼;女性;地域文化;服饰表征

发  布 | 浙江理工大学杂志社新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