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帝“霸王道杂之”治世，依旧难挽汉室败局！
本篇系精编经典中国通史之《秦汉史话》连载29，欢迎收看。
汉武帝死后，刘弗陵继位，这就是汉昭帝。因弗陵年幼，由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领尚书事，辅助幼主。但是，只过了一年多时间，金日磾病死，当时的朝政，实际上由霍光执掌。此后六七年间，汉廷内部政见分歧，又发生争权的斗争，政局一度动荡不安。
01、霍光辅政
霍光是霍去病异母弟。汉武帝时期，霍光任为郎，又迁诸曹侍中、奉车都尉 等。他出入禁闱20余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成为汉武帝心腹亲信。汉武帝临终托孤，霍光拥立幼主，成为汉家的“周公”。
然而，霍光受诏辅政，所执掌的汉家天下，已是一个经济凋敝、流民遍野的社会。自汉武帝末年以来，“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至汉昭帝继位四年，依然”比岁不登，民匮于食＂。当时，贫苦农民不仅乏食，甚至连播种的种子，也得依靠官府借贷。武帝时期出现的数以百万计的流民，经过20余年的时间，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成为汉廷面临的主要任务。针对这种情况，谏大夫杜延年曾几次提出“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 。霍光采纳他的建议，＂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
始元六年（前81)二月，汉廷诏举郡国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对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展开了讨论。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会议＂。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以及贤良文学60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讨论罢除盐铁官营等项政策时，会议形成以桑弘羊为一方，以贤良文学为另一方的对垒，双方展开一场唇枪舌剑的辩论。桑弘羊在汉武帝时期，曾任治粟都尉及大司农14年，参与制定盐铁官营诸项政策。他在辩论中为汉武帝的政策进行辩护，实质上还是主张继续奉行汉武帝的朝政方针；而贤良文学则指责这些政策的弊端，同时又提出当今之务在于安集百姓，致利除害。
辩论所涉及的内容，远远超出盐铁官营的间题。除了对武帝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互相论难之外，还涉及到当前政策转变等问题，双方的争论异常激烈。
由于 盐铁诸项政策关系汉廷财政问题，因此只取消酒的专卖，其余各项都没有罢除。
这次辩论反映汉廷内部政见分歧，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少数朝臣，在社会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原有的思想主张。这是桑弘羊一贯的政治立场。还在汉武帝晚年，他不顾当时社会危机严重，继续主张屯垦轮台，结果遭到汉武帝拒绝。汉武帝根据当时的形势，对原来的政策作了重大的改变。
但是，直到昭帝始元年间，桑弘羊依然没有改变原来的主张，不但政见与霍光针锋相对， 而且不满霍光一手操纵朝政。因此，桑弘羊与上官桀及燕王旦通谋，卷入当时朝廷内部反对霍光的争权斗争。
汉廷的争权斗争，始于燕王刘旦。汉武帝晚年，皇太子刘据、齐王刘闳先后死去。按照辈分而论，刘旦自以为应当立为太子，并上书要求到京师宿卫。
刘旦觊觎帝位，引起汉武帝的不满。汉昭帝继位之后，刘旦与宗室刘长、刘泽等人勾结，阴谋发动兵变，推翻汉昭帝。
事情败露后，刘泽等人被杀，刘旦幸免。但是，他的野心不死，又与上官桀结谋，企图剪除霍光，夺取皇位。
上官桀与霍光，本是联姻亲戚，因为争权发生矛盾。上官桀及其子上官安，因此与盖长公主、桑弘羊及刘旦合谋，告发霍光逾制擅权。当阴谋失败后，上官桀等又合谋杀霍光，迎立燕王刘旦，然后再杀刘旦，夺取皇位。但是，上官桀的密谋终于泄露，汉昭帝命令丞相田千秋扑灭乱党。
结果，上官桀父子及桑弘羊先后被杀，盖长公主和燕王刘旦也相继自尽。这场争权斗争即告结束。
02、霍氏擅权
霍光剪灭政敌之后，其地位越加巩固，政局也逐步趋于稳定。
但是只过了6年，汉昭帝即因病死去。这位以孺子继统的帝王，在位13年少有作为，却使霍氏家族乘机崛起，并开了汉代外戚专权之先。
皇位由昌邑王刘贺继承。刘贺是个荒淫纵欲的昏君，继位不久，霍光等人即发动一场宫廷政变，将他废逐。于是，霍光迎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为帝，这就是汉宣帝。
刘询是卫太子刘据之孙。巫蛊祸起，刘询的父祖及生母都遭杀害。刚刚出世几个月的刘询，也被关押在狱中。原廷尉监丙吉怜其无辜，对他多加保护，被武帝特赦后又将他送交外祖母家抚养。
宣帝继位并掌控实权之后，为了改变昭帝时期的政局，采取了许多政治措施，以巩固中央集权制。主要的有如下几项：
首先，清除霍氏集团。自汉昭帝以来，霍氏家族的权势不断扩大，严重地削弱了汉家皇权。霍光本人专制擅权，以至于操纵汉家天子的废立。不仅如此， 霍光的儿子霍禹、侄孙霍云皆为中郎将，霍云之弟霍山为奉车都尉侍中，两个女婿为东西宫卫尉，连外孙也都是中朝官，形成这个家族“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的局面。
汉家天子无疑是个傀儡，而霍光成了左右政局的“太上皇”，并紧紧地控制着中朝的军政大权。这是从汉武帝为加强皇权而控制中朝，到中朝权力转归朝臣把持的畸形发展。
霍家“持国权柄，杀生在手中"，从汉廷到地方，吏治日益败坏。廷尉李种和王平，左冯翊贾胜胡，甚至车丞相的女婿、少府徐仁等，都因“坐逆将军下狱死”。而使乐成小家子，却因得幸于霍光，官至九卿封侯。
当时， 朝廷官吏只听霍光的家奴冯子都、王子方等人的指挥，丞相之职有名无实。这种现象在宣帝即位之后，大有变本加厉之势。当时，不但朝廷的事要先禀报霍光，而且连霍光的夫人也干预朝政。她为了让小女霍成君代立为皇后，公然私派御医毒死许皇后。
地节二年（前68)，霍光临死之前，又提出封霍山为列侯的要求。宣帝无可奈何，即日拜霍禹为右将军，接着又封霍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继续由霍氏控制中朝。
翌年，当宣帝立许皇后的儿子为太子时，霍光妻大怒，又阴谋使霍皇后毒杀太 子，未遂。甚至宣帝安排御史大夫魏相入侍中朝，霍光妻也大为不满，并唆使家奴大闹魏相的府邸。
霍氏专擅权柄，为所欲为，皇权再度受到挑战。
针对上述情况，宣帝为了稳定政局，进一步加强皇权，一面让霍山继续主管尚书事，一面又准许吏民奏封事，可以不通过尚书， 令“群臣进见独往来" ，以打破霍家把持中朝的局面，使中朝权力逐步转归自己手中。
这是对汉武帝以来的中朝体制所作的重要的改变。
同时，又将霍氏家族的成员调离中朝，改任其他职务，并将他们执掌的兵权收归汉廷。
这些措施引起霍禹集团的不满，他们阴谋作乱，准备发动宫廷政变，废宣帝而立霍禹为帝。
地节四年（前66)，霍禹集团阴谋败露，霍云、霍山及范明友自杀；霍禹被捕后处以腰斩；霍光妻及其他亲属皆弃市；霍皇后也被废处昭台宫。霍禹集团被一网打尽。
03、汉宣中兴
第二，整饬吏治。诛灭霍禹集团之后，拔除了危乱国家的祸根，宣帝即着手整饬吏治，以便巩固中央集权制。在汉廷中央方面，宣帝时期，“上躬亲政，省尚书事" ，以密切中朝、外朝之间的关系。
本来尚书这一办事机构，是武帝为了削弱相权而设的。汉宣帝亲自过问政事，减省尚书事，“五日一听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职而进"。这不仅使皇帝直接掌握朝政大权，又恢复了汉初丞相既有职又有实权的体制，从而发挥了丞相作为辅臣的作用。
宣帝亲政后，丞相魏相“总领众职，甚称上意" 。魏相死后，丙吉、黄霸、于定国等，先后继任为相。他们“总纲纪号令" ，“居位皆称职" ，既有职又有实权。
宣帝时期的丞相，与武帝时期相比，境遇截然不同。他们善终其位，无一人被黜免，或者死于非命。所以班固说：“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有声"。
在地方吏治方面，宣帝重视地方长吏的选任。他常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这是因为郡守、诸侯相等二千石官吏，对上要执行汉廷的方针政策，对下则直接治理吏民，其政绩如何关系国家的兴衰，所以被视为＂吏民之本”。
对新任命的刺史、太守、国相等官员，＂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因此在宣帝时代，先后曾出现一些政绩显著的二千石官吏。如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
为了稳定地方统治秩序，地方长吏一旦任用，一般不主张频繁调动。
对地方官吏的治理情况，经常派使者巡行郡国，考察他们的政绩。如元康四年（前62，遣太中大夫疆等12人巡行天下，＂察吏治得失，举茂材异伦之士" 。五凤四年（前54)，又＂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巡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
对地方官吏的考察，“信赏必罚＂。凡政绩优异者，汉廷通过下诏褒奖，增秩赐金，封官进爵等，对他们表示嘉奖。如王成为胶东相，在处理流民问题上，“治有异等之效”，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黄霸任颍川太守，“治为天下第一" ，官至御史大夫、丞相封侯。又如朱邑为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 。龚遂为渤海太守，因政绩显著，被擢为水衡都尉。
对一些违法失职的地方长吏，汉廷则予以惩办。如严延年先后曾任涿郡、河南太守，是一位号称＂屠伯＂的酷吏。他因“选举不实”，受到“贬秩＂的处分。后来，又因＂怨望诽谤政治”，被处以弃市之刑。再如，田云中为淮阳太守， 也是一位“敢诛杀”的酷吏。因“吏民守阙告之" ，民愤极大，同样被处以弃市之刑。
由于采取上述措施，“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可见当时吏治情况有一定的好转。它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
第三，打击豪强。昭宣时期，地方豪强势力发展迅速，从京师以至于郡国，豪强大姓相互联姻，与官吏勾结为朋党；又收养宾客为奸利，甚而犯为盗贼，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豪强骄纵横恣。民间流行的俗语说：“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这种现象势必＂乱吏治”，是社会治安的大害。
因此，宣帝时期汉廷继续奉行武帝的抑豪政策，对于扰乱社会治安的地方豪强，进行严厉的镇压。如任命赵广汉为颍川太守，惩治郡中的豪强大姓。颍川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为恶作乱，二千石莫能擒制。赵广汉到任几个月，即诛杀原、褚首恶，郡中为之震栗，治安逐渐好转。
又如尹翁归为东海太守，县设记籍，亲自处理各种奸邪之事；收捕各县的酷吏豪民，案治其罪，严重者即处以死刑。郯县大豪许仲孙为人奸猾，乱吏治，郡中苦之。尹翁归将他处以弃市之刑，其他豪猾不敢再犯禁。
第四，外儒内法，兼施德教。汉宣帝治国，“信赏必罚" ，“以刑名绳下"。当时，太子刘奭针对杨恽、盖宽饶因言事刺讥而被杀，曾经提出“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的建议，宣帝当即嗔斥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倡导“外儒内法”之统世之术。
一言以蔽之，宣帝时代的政治，实行“霸王道杂之"， 即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以谋求一个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是时代的要求。
然而，汉宣中兴，也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因为，纵然是用“霸王道杂之"治理，依旧无法动摇既得利益集团。
04、豪族难除
昭宣时期，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经过38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生产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并未解决，土地兼并始终没有止息，农民破产自然不可避免。
《汉书·食贷志》叙述宣帝死后，元帝即位初年的情形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琊郡人相食。”
又如，元帝初元元年（前48)，珠崖郡人民反，贾捐之上书谏止出兵镇压，曾经谈到当时关东的社会情况：“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因此他不主张用兵，建议“专用恤关东为忧”。
上述情形是发生在汉宣帝死后一年。可见，这位被誉为汉家的“中兴”之主，经过25年的惨淡经营，所留给他子孙的“遗产”，依然是一幅民不聊生的“流民图”!
上述社会现象的出现，其实并不奇怪。自汉武帝以来，由经营工商业起家的豪强地主，逐步取得政治地位，以至成为汉廷新的官僚；而官僚势家利用政治特权，攫取大量资财，不断兼并土地，或者兼营工商业，也是大豪强地主。
这两者合流的趋势，在昭宣时期更加明显，并得到迅速的发展。如汉武帝时期，官至御史大夫的张汤，死时“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它赢”。但是，到宣帝时期，张汤的儿子张安世，“尊为公侯，食邑万户，……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光。”
张氏父子两代，前后50年间，家业变化如此之大。很显然，张安世既是一位大官僚，又是兼营工商业、内治产业的豪强地主。
又如宣帝时期，杨恽迁中郎将，后擢为诸吏光禄勋。其父杨敞在昭帝时，官至御史大夫和丞相。杨恽“受父财五百万，……后母无子，财亦数百万，死皆予恽" ，又“再受皆千余万＂。从这些数字看，杨氏这个官僚世家，所积累的家资，数以千万计。
杨恽失官后，“家居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又“通宾客”，“贱贩贵卖，逐什一之利”，成了地方上的豪强地主。
这种身兼官僚、豪强双重身份的人物，在昭宣时期，从公卿到地方属吏，几乎处处可见。由于官僚豪强地主融为一体，既有经济实力，又有政治特权，其掠夺性就更加疯狂了。
汉宣帝不可能触动他们根本的经济利益，因此他所实行的抚恤贫民及流民的政策，充其量不过是修修补补的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宣帝中兴”，不过是史家的粉饰之辞，其所起的历史作用，只是延缓西汉败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