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共襄大业——白描《天下第一渠》连载之【中篇】第十七章（郑国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两千多年的历史云烟，一条满载故事的大渠
魏锋专访 微风读书会ID：weifeng279965337
共襄大业
文/白描
一个间谍，如何造就了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一条疲秦大计，如何成为强秦之策？”郑国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两千多年的历史云烟，一条满载故事的大渠——
书名：《天下第一渠》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8820号
作者：白描
出版社：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创作心迹■白描：写作《天下第一渠》，是我对家乡的致敬，是对这块厚重土地的一份回报……
在杨虎城和于右任谋划修渠的时候，有人也在想修渠，并且已经有所行动。
1928年陕西大灾形成的时候，华洋义赈会就已经有所关注。1929年12月7日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华洋义赈会《民国十七年度工程报告》中说：“河南陕西甘肃察哈尔山东等省，被灾既重，防灾如赈，尤宜兼筹并顾，又绥远山西陕西等省之灌溉工程，现已在计划之中。”另华洋义赈会《民国十八年度赈务报告书》中载有“扣去渭北渠工专款及借款销52000.00（元）”，说明华洋义赈会对渭北水利已经有投入，很可能是对引泾筹措及龙洞渠修浚工程的投入。
1930年夏，华洋义赈会任命美国人贝克（John Earl Baker）为赈灾行动主任。
贝克于1916年来华，是美国在中国救灾很有经验的专家。贝克于1930年6月奔赴陕西，他积极主张通过大型工赈项目来帮助灾民，同时也可以抵御未来的灾害。工赈，也叫以工代赈，是指政府或机构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工程，受赈济者参加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酬，以此取代直接救济的一种扶持方式。当时华洋义赈会拨出赈款三十二万元，在西兰公路项目上实施工赈。
据多年追随李仪祉兴修水利的段惠诚在《陕省兴修水利之回忆》一文记述：“（民国）十九年夏，旱愈甚，中外各慈善家踵来救济，华洋义赈总会请铁道部顾问美（国）人贝克等，抵省视察，并携款三十二万，办西兰路等工赈，省府调查惠诚协助之。”7月12日，贝克等人与陕西省华洋义赈会分会长康寄遥等人在青年会英国人路思处集议。段惠诚回忆，外籍人士有贝克、安立森、路思、丁神甫，陕西省籍人士有康寄遥、张午中、贺仲范及段惠诚。会前，康寄遥与张午中商量：“修土路必难见效，应以修渠救旱为主。”在会上，康、张提出改变工赈计划的建议，贝克等同意。8月，贝克再次到陕。23日又在路思处集会，商定视察泾河吊儿嘴和龙洞渠。8月28日，贝克前往泾谷考察，随行者有安立森、陆尔康、李仲华及段惠诚。经过泾阳县，该县县长邵鸿基等人陪同，龙洞渠渠总姚介方随往。
1948年，段惠诚在《陕西兴修水利之回忆》中，对此次去泾渠渠首做如下描述：
往王桥，沿途斩蒿披棘，县长共为之，昔日富庶之区，道路已无辙迹。修治前行，到镇甚晚，盖途中下汽车已七十余次，粮不足，县长亲出觅之，行数村仅得粗面五斤，地方艰苦，从可知矣。次日经赵家沟、岳家坡等村，庐舍为墟，大异昔时，仅留衰迈者三四人。其病饿毙者，无力掩埋，则就窑室封之而渠，视之酸鼻，闻之坠泪，同来各人，感触深矣。
段惠诚还回忆说，贝克考察完返回经过泾阳、三原县，各界均盛会欢迎。9月3日，贝克等人决议勘测兴修泾渠。7日在省城会晤陕西省吴秘书长，再携安立森多人前往泾谷进行设计，随后就开始引泾工程建设。开工伊始，修泾渠水利人才缺乏，华洋义赈会工程师安立森约集李赋林、张献三、傅健斋、傅岳生、魏凤舞等中方技术人员，加以美国籍品克尔、奥瑞德等人，组成一个技术团队。时值饥荒之年，地方不靖，工程的秩序维持由当地民团三十余人担当。10月，工程大规模上马。正在规划南干渠时，中原大战失败的冯玉祥部撤退，渭北人心惶惶，安立森“商留工次未果，遂返省任事”。
段惠诚的回忆提供了以下四点重要信息：
一、华洋义赈会原打算在西兰公路项目上继续推行工赈救济计划，经中方人士提议而改变为修渠；
二、以安立森为首的华洋义赈会技术力量，对引泾工程曾经考察并有所设计；
三、当时的工程中有一支中外力量合作的技术团队；
四、工程开工于1930年10月，随即因中原大战累及陕西而中止。
安立森有一篇文章《恢复泾渠为救荒要策》记述了1930年10月的开工情况，文中讲道：“一九三零（〇，下同）年陕西饥馑，达于极点。夏收之后，情况虽略佳，但仅限于曾施耕种之极小面积，收获无多，耗食立尽。秋谷又被蝗灾，完全蚀尽者凡有几县，于是人人危惧，恐一九二九至一九三零之凶象又见于一九三一之冬季。若以工代赈使渭北工程能于一九三零年冬季即行起始，以全活人数之众，奚至数千。于是极力筹款以求此工程之早日实现。但因一九三零年陕省政局之变更，致开工之期痛为延缓。继饥民数百人自扶风、武功等处至，乃即于是年十月间开始裁弯引直上游渠之。”
安立森的记述，说明此次开工只限于对上游渠道的裁弯取直。
即使如此，也是中途停工，正可谓荆棘载途，举步维艰。
但这个时候，转机出现。
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冯玉祥任命的陕西省政府主席刘郁芬逃离陕西。1930年10月29日，第十七路军军长杨虎城率部入陕，11月3日就任陕西省主席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杨虎城主政陕西，大受乡亲父老的欢迎。面对陕西的大灾，杨虎城心急如焚，11月14日，即致电南京政府请求拨款救灾，提出以导渭、开渠、筑路、掘井和泾渠工程开展工赈。11月15日，杨虎城向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为民请命，要求拨款赈济灾民和兴修水利。同一天，杨虎城发表《告各界政见书》。11月26日发表《政见商榷书》，宣布治陕方针，在八项施政计划中，第六项为兴办水利。于11月25日发电报给李仪祉，邀请他再次回陕，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主持引泾工程。此时也正值于右任回陕视察灾情，救济灾民，于右任大力支持杨虎城重修泾渠。
杨虎城积极与华洋义赈会接触。面对陕西的大灾荒，华洋义赈会对引泾工程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早先一直坚持引泾项目为贷款，现在则改为直接捐款，直接参与工程建设，并委派塔德和安立森两位工程师参与工程项目。
塔德（Oliv Julian Todd，1880—1974年），美国人，毕业于密歇根州立大学土木工程系，著名水利专家佛里曼的学生。大学毕业后从事给水和隧道工程设计、建设。1919年，弗里曼受中国北洋政府之邀来华，从事京杭大运河改造工程，塔德随行，并担任副总工程师。1921年，塔德任美国红十字会驻山东水灾救济委员会理事长、总工程师及上海美商亚洲建业公司总工程师。当年7月，山东利津宫家坝段黄河决口，塔德查看口门后，以公司名义承包堵口工程，以平堵法堵口。1923年7月，工程全部告竣。此为黄河上第一次用平堵法获得成功。堵口后，塔德受聘出任山东省政府黄河工程顾问。
安立森（SigurdEliassen，1885—1960年），挪威人，早年毕业于挪威国家航海专门学校，后考入美国密执安大学土木工程科。1919年来华任顺直水利委员会工程师，1928年受聘于湖北省水利工程处，任工程师。1928—1929年，华洋义赈会拨出赈款二十万元，由陕西省建设厅主持，安立森为技术指导，以工代赈修建西兰公路，完成长武至窑店段。而后受华洋义赈会派遣，参与引泾工程建设。
11月4日，塔德抵达西安，这是杨虎城主政陕西的第二天。5日晚杨虎城即请塔德吃饭，商议引泾事宜。而回陕后的李仪祉则与安立森有一次重要的会面。会见地点在西安八仙庵东教堂。这是中外两位水利专家关于未来泾渠工程的一次研讨。
史料记载，1930年9月3日，华洋义赈会贝克等人决议勘测兴修泾渠，后带领安立森等到泾河峡谷勘测设计，10月开工修渠。从决议、勘测、设计到开工，短短一个月时间，一般情况下设计都不可能完成，应该是借用了李仪祉早先的设计方案，安立森只是做了某些调整，段惠诚的回忆录对此也有记述。安立森后来根据他的亲身经历写的纪实小说《老龙王——一个挪威人笔下的郑国渠》（蒋超译），里边写到他最初对引泾工程的概念，来自李仪祉甲乙两种方案出来后的大规模宣传，包括图片和模型展览。虽说安立森写的是小说，但在这一点上，安立森写的应该是真实的。
由此可以看出，安立森对李仪祉的设计方案是认可的。
李仪祉与安立森的交谈时间很长，讨论工程设计规划、实施方案，约定分工合作各事。在下午两点教堂的钟声里，议案确定，两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渭北水利工程处遗址，即中华水利会馆遗址（黄卫涛 摄）
陕西政府方面与华洋义赈会商定，引泾方案按李仪祉原设计的乙种即低坝方案变通执行。引泾水利工程为陕西政府与华洋义赈会合作项目，由华洋义赈会组成渭北引泾工程处，负责渠首枢纽和王桥以上的总干渠工程，塔德为总工程师，安立森为常驻工程师；由陕西省政府组成渭北水利工程处，负责王桥以下总干渠，南、北干渠和第三支渠等工程，李仪祉为总工程师，孙绍宗为副总工程师，陈靖任测量队长。工程定于1930年冬开工。
为了渠首枢纽工程与渠道工程顺利进行，1931年成立以陕西省政府及华洋义赈会合组的渭北水利工程委员会，颜惠庆、杨虎城为名誉委员，李仪祉、李百龄、塔德为委员，负责统筹建设施工。
引泾工程经费来源为：陕西省政府筹集资金四十万元，华洋义赈会捐义款四十万元，美国檀香山华侨捐献十五万元，另有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朱子桥将军捐献水泥两万袋。
在距离泾河峡谷引泾渠首约五公里的木梳湾村，泾渠总干渠上有一座水泥建造的大桥，经历多年风雨的冲刷侵蚀，桥体斑驳，显露出饱经沧桑的面貌。桥洞上方镶嵌的碑石上刻勒着三个大字：朱子桥，上下款分别署“民国二十年八月华洋义赈会建”和“杨虎城题”。
岳家坡村，村巷右侧即原渭北引泾工程处所在地（王冰 摄）
这是一座以人物命名的大桥，人物叫朱子桥，正好拿来为桥命名，可谓人桥合一，巧若天成。
朱子桥（1874—1941年），名庆澜，字子桥。祖籍浙江绍兴，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生于山东济南历城县（今历城区）。其父朱锦堂，少年时读四书五经，腹有文墨，后娶绍兴潘氏为妻。其时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连年战乱，生计艰难，朱锦堂遂携家眷北上，游募于山东，历任诸郡县刑名师爷等职，以宽厚仁义著称。朱锦堂发妻潘氏无出，娶从鲁南逃荒至历城董姓女子为侧室。同治十三年（1874年），董氏生庆澜，后又生庆恩。父亲的仁义厚道和母亲的逃荒经历，对朱庆澜一生性格的形成影响很大。
朱庆谰（朱子桥）
朱庆澜五岁时，家庭突遭变故，父亲撒手人寰。五年后，深爱朱庆澜兄弟的祖母也驾鹤西去。到朱庆澜十五岁时，母亲董氏又憾然离世，养家糊口的重担骤然落到朱庆澜肩膀上。十六岁时，朱庆澜与父亲收养的从德州逃荒至历城的女子戴懿民结为夫妻。后来经与朱家交厚、时任山东按察使兼河工督办松林的介绍，谋得济南治黄河工委员的职务。
泾惠渠上的朱子桥（雒长安 提供）
朱庆澜在河工事务中尽心尽力，松林颇为欣赏。后松林调往关外任奉天府尹，招朱庆澜赴奉天做事。先是代理东边道发审员，后累任保道员，兼军职，先后在盛京将军赵尔巽、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部下任奉天乡镇巡警总办、统领、标统。1908年朱庆澜入将校研究所，一年后兼任东三省督练处参议官。清宣统元年（1909年），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朱庆澜随之入川，任四川巡警道、第三十三混成协协统，旋升陆军第十七镇统制，特给陆军副都统衔，与同盟会员程潜等编练新军，成为西南主要军事力量。辛亥武昌起义，朱庆澜响应革命，宣布四川独立，被推为四川大汉军政府副都督。后因巡防队索饷哗变及川籍军人反对，不得已离川。1912年，任黑龙江督署参谋长，后被袁世凯聘任为临时总统军事顾问。1913年10月后改任护军使兼署民政长、巡按使、黑龙江省将军。1916年7月，被段祺瑞任命为广东省省长。翌年7月，任广东新军司令。
张勋复辟，朱庆澜首先通电声讨，响应孙中山“护法”主张，电请孙中山来粤主持大计。7月17日，孙中山率起义海军及部分国会议员抵粤，朱庆澜率粤省军政官员前往迎接，并从省长警卫军中拨出二十营改编为护法军。其时广州为护法运动的大本营，段祺瑞对朱庆澜大为不满。7月25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命令，将广东省省长朱庆澜与广西省省长对调。广东政界、商界、军界纷纷上书、请愿留任朱庆澜，朱庆澜亦称“不服北京政府之乱令”，继续为护法活动奔走。但此后遭到桂系军阀陆荣廷和广东督军陈炳焜排挤，陈以非常时期军政当统一于督军之由，架空省长朱庆澜，把持广东各地税收，包烟包赌，贪污掠夺，中饱私囊。另一方面，国民党内有人认为此前朱庆澜与段祺瑞关系暧昧，怀疑朱庆澜支持护法另有原因。朱庆澜感到自己已难容于广东政局，无心缠斗，遂挂印避居上海。
朱庆澜隐居上海，常与南通名士、我国现代著名实业家张謇等人谈论实业救国，意欲创办实业殷实民生。1918年，出任张謇和冯国璋创办的华城盐垦公司董事长，1919年又与张佩年集资创办凯堂公司，1921年与周善培招资创办泰和盐垦公司。该公司后来与华成盐垦公司联合，成为华成泰和盐垦有限公司，朱庆澜出任联合公司董事长。
1922年，应张作霖之邀，朱庆澜重返东北，任东北特区行政长官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
中东铁路全称中国东清铁路，是沙俄为了掠夺和侵占中国、控制远东，在我国领土上修建的一条铁路。这条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南至大连。日俄战争后，南段（长春至大连）为日本所占，称南满铁路。十月革命后，北段由中苏合办。中东铁路线自1895年确定后，沙俄在中东铁路管理局设立地亩处，相继在沿线侵占我国大量领土。朱庆澜执掌东北特区后，着手收回这些领土，特区市政管理局接管区内建筑权及酒捐征收权，又奉张作霖之命出示布告，宣布裁撤地亩处，开展了与苏俄针锋相对的斗争。但终因1924年苏联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苏联重新掌握中东铁路实权而无果。
朱庆澜专注政事实业，素来与佛道无涉，怎奈宦海沉浮，红尘如晦，使他渐渐对佛教产生兴趣，1922年起兼任哈尔滨佛教协会会长，之后屡生辞官向佛、广施善行的念头，遂多次请辞归隐。直至1925年2月，张作霖无奈才勉强允准朱庆澜辞职。其后，朱庆澜无论对北京临时政府还是张作霖父子的多次任命邀请，都未应允，而开始了矢志不移地从事扶危济贫的慈善事业。
1923年，朱庆澜发起俄国灾荒赈济会，集粮数百车过境救助俄国灾民；1927年山东大旱，朱庆澜组织华北慈善联合会，并联合北平、天津等地募捐款项，援粮十八万担，救济冀、鲁、豫三省及天津灾民百万余人；1928年，朱庆澜担任孝惠学社委员长，孝惠学社全名为孝惠学社义赈委员会，由民间慈善家唐锡晋长子唐宗愈创办。1930年长江大水，沿岸多处决口，数省受灾，浩劫空前，各界推朱庆澜为灾区工作组主任。他火速赶至，一面疏洪，一面救灾，因过度劳累而昏迷，经抢救康复。
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侵占我国东北的战争，身为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兼救济水灾委员会灾区工作组主任的朱庆澜，正忙于赈济长江水灾。第二天，全国各大报刊即发表他致电军界、政界的通电，称：“国运不造，灾祸并临，各省被水灾人民达五千万以上，竭全国之力，犹虞救死不遑，而乃警耗传来，日人乘此危难，公然出兵辽省。在彼积虑处心，原非出于一旦，而我卧薪尝胆竟不备于平时忘覆巢之危殆，仍萁豆之频煎，祸已迫在眉睫，哀莫大于心死。凡在国人，能无警觉！庆澜比年从事救灾，奔走呼吁，冀为国家保存元气稍效绵薄，虽捉襟见肘，每惭力绌，而披发缨冠宁逾此志？……今则国逼侵凌，民死无日……尚望各地贤杰，凛榱栋之将崩，系苞桑于一念，举国团结，一体兴奋，同舟风雨，共济艰危……”1932年1月，淞沪抗战打响，朱庆澜一边救助长江水灾中的难民，一边投入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工作中。1932年10月，东北义勇军后援会成立，朱庆澜任会长。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朱庆澜即送去银圆十万，以充军饷。
民国十八年陕西大灾，身为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的朱庆澜，收到陕西赈灾会急电，电曰：
陕乱连年，夏遭奇荒。灾普三秦，持经三载。灾象之惨，死亡之多，实为有史以来所仅见。迭经国府赈委会拨发巨款，各筹赈团体及慈善机关、乐善人士多方面筹赈，源源输粟。尤蒙我公募集大宗粮款，不时接济，无如灾情过大，受惠虽周，虽仁粟义浆之频施，乃日见饿殍之载道。前曾微沾雨泽，秋收可望，近竟月余不雨，禾苗尽行枯槁。……麦竟不能下种。茫茫浩劫，曷其有极。……瞻念前途危惧滋甚。我公领袖群伦，主持救荒大计，陕西七百万灾黎未至同归于尽者，半皆我公所赈。务恳大发慈悲，宏济危艰，此后筹赈，尤赖臂制。陕民未尽之命，待我公而延；敝会救济方策，亦待我公而决……
面对如此急迫恳切的乞求，朱庆澜震惊于心，夜不能寐。他去东北募集钱币百万元，粮食十六万担，并亲自率众押车解运灾粮由沈阳经华北至西安。据《新秦日报》报道，朱庆澜数日之间马不停蹄，在关中各地连续视察。“大善士朱子桥氏，前往西路各县视察一节，已志前讯。兹悉朱氏由省启程后，初至扶风视察，继赴宝鸡，为天雨所阻，勾留三日；后至益门镇，查勘某道沟募修之石桥工程；事毕，转凤过岐、扶、武、兴、咸等县，调查灾状，于前午返省……”接着又赴醴泉、乾县等县：“西安社讯：华北慈善会委员长朱子桥氏，于昨晨七时，同查勉仲、崔献楼及和尚等二十余人，分乘汽车三辆，前往乾县视察灾情。携有赈米数百袋，赈面一千余袋，并将安心头陀嘱为散赈之一万元赈款亦已带去云……”朱庆澜后又在平津动员社会募捐，提出“三元钱救一命”的口号。他请冯玉祥让出军营三百余间，成立西安灾童教养院，又在灾情最重的扶风县设教养院，收灾童数百。他的善心义举，在陕西赢得了人们由衷的感激，被视为陕西人的救星。于右任返乡，在西安当面向朱庆澜表达感激之情，说：“我们陕西的子子孙孙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陕西大灾因旱而起，兴修水利是陕西救灾防灾之本，对此朱庆澜深切了解。在议修泾渠时，他大力给予支持。工程不可缺少的水泥，在当时是紧缺物资，“唐山洋灰”在那时是国内最好的，他购来两万袋，捐献给引泾工程，解决了工程之大需。
泾渠上巍然的朱子桥，是对朱庆澜这位大善士的纪念。
朱子桥将军视察引泾工地（王晓斌 提供）
多方鼎力，共襄大举，引泾工程于1930年12月7日在张家山筛珠洞口隆重举行开工典礼。
天很冷，太阳却很红，泾河冻了冰，冰面像镜子一样闪耀着红色的光晕，远远近近逶迤起伏的山头罩在太阳的光芒里，显得神圣庄严。
这是灌区民众早就期待的一天。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陕西省建设厅厅长李仪祉、陆军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朱子桥、华洋义赈会工程师安立森等军政要员、水利专家，以及从泾阳、三原、醴泉、高陵、临潼赶来的诸县代表齐聚张家山。还有十七路军开来修渠的队伍、工赈招来的准备参加工程的饥民、当地的群众，达数千人。筛珠洞周边不算开阔，人挤不下，就站到筛珠洞上的山坡。彩旗在古老的渠岸上迎风招展，人们兴高采烈，准备见证一个历史性时刻。
开工典礼由李仪祉主持。当他宣布开工典礼开始时，人群欢声雷动，山坳鞭炮齐鸣，䦆头锨锸在人群头顶舞动。杨虎城开始讲话，他情绪激昂，先说了些庆祝的话。当说到工程上马经过时，他内心颇有触动，沉吟了一下，说：“刚才听各位先生说，引泾开渠，因兄弟赞助，方能够有今日的开工，这话在兄弟觉得非常惭愧。因兴办陕西水利，是陕西省政府应负的责任。先省政府没力量，转请华洋义赈会办理，真有一点说不过去。”他又站在陕西本土人的角度说：“兄弟是陕西人，对故乡是休戚与共的……现在回到了陕西，诸事便不能诿之别人，所以便尽力地来兴办，为同胞谋利益！”
杨虎城的讲话激起的掌声地动山响。
【未完待续】
品读■魏锋：书写“千年郑国渠”浸润时代人心——读白描先生纪实作品《天下第一渠》
一个间谍，如何造就了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一条疲秦大计，如何成为强秦之策？”郑国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两千多年的历史云烟，一条满载故事的大渠——
《天下第一渠》由微风读书会独家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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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描，作家、教授、文学教育家、玉文化学者，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驻院作家。曾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玉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玉雕专业委员会会长，现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作家书画院执行院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佛造像专业委员会会长，兼职中国传媒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延安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
在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文学教育之外，长期从事玉文化研究和玉雕艺术评论工作，出版和发表玉文化专著《翡翠中华》《中华玉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的尊荣徵徽》《玉演天华》等。连续多年主编《中国玉器百花奖获奖作品集3》并担任总鉴评，多次主持全国性玉文化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