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夫专栏◎散文：长城随想
长城随想
文/厚夫
一
这里是万里长城上一截残破的边墙。夕阳衔山时分，登临古台，我目送夕阳以最壮怀激烈的方式与生命的最后一刻抗争，走过一天的路程。夕阳的光芒溅落到西方的沙海，可天边却燃烧出绚丽的晚霞，成为一道新生的风景。我知道，每一个早晨都如同新生的婴儿一般活泼可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不止，生命不息。
夜幕很快降临了。然而，我胸中被太阳所点燃的思绪却久久不能平息。此刻，天穹苍茫，大地苍茫，无数纷繁复杂的岁月往事被浓缩于这茫茫的夜色星海之中。我抚摸着这高台上的青砖，阅读着这如同太阳般辉煌的长城纹脉，展开想象的翅膀，咀嚼着历史提供的旷世无比的滋味。
二
许多人常将埃及的金字塔、墨西哥的印加神庙、法国的凯旋门、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与中国古代的长城相提并论。其实，前者与后者的可比性实在太少了。正如法国十八世纪著名的哲学家伏尔泰先生所言：“无须将长城同世界上其他古迹相比较，因为其他历史古迹远远不足长城的宏伟。”长城不仅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历史文物，更重要的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力、智慧的极致。
长城不同于一般城市周围封闭的围墙，它是一种彼此相望的城堡，由城墙联结起来的漫长的防御体系。直到现在，虽不清楚谁最早提出了这种防御设计思想，但我们理应敬重先人在当时特定时空环境下的大胆想象与大胆实践。
打开一册册渗透着古典文化馨香的史籍，我们仍可以检索出一些反映当时历史风貌的文字。《周易》载：“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通典》记载北魏刁雍上表：“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赵灵、秦始，长城是筑；汉之孝武，又踵其事。”《诗经·出车》载：“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崛起于中原地区的周王朝为了对付北方“猃狁”的骚扰、抢掠，专门修筑城堡。而这种城堡常与烽火台相连，利用烽火传递军情，这也许是长城的雏形。想当年，周幽王在骊山为博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他埋下西周王朝灭亡的种子，便是因为障塞亭燧相连的烽火在北方游牧民族来犯之时，发潮受湿，失去了它的真正作用，其代价可谓惨矣！不管怎样，长城的雏形出现了，它是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而修建的一种风格独特的建筑。
在春秋战国诸侯纷争的年代，出现了齐长城、楚长城、魏长城、中山长城、秦长城等风格各异的长城，但总体趋势有两点：一是在北部边境设防，防御狂飙突进般的游牧民族的马蹄，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国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击匈奴。二是以农业立国的各诸侯国弱肉强食后的相互抗衡与防备。直到秦统一六国后，中国第一次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第二种特点才自然消失。然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并没有罢休，他们在荒寒塞外，时刻窥视着中原丰饶的农业地区，挑起一次又一次腾突燃烧的战火，害得中原皇帝们叫苦连天。因此，自秦汉起，除了几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外，几乎历朝历代都多少不等地修筑、加固北方的长城，到了明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这个本身作为抗御外来侵入者的建筑，倒成为人类古文明史上最为壮观的风景。
三
陕北高原上，史籍记载最早的长城的出现，是战国时三分晋国之一的魏国在尽有西河地后，为防止邻国秦国侵扰的作为。直到战国中期，秦魏雕阴大战，魏军败绩，割上郡十五城予秦国后，秦昭王才开始在陕北修筑用于对付北部游牧民族的长城。《史记·匈奴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秦昭王）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这里的上郡在今陕西榆林北部到内蒙古南部，它的首府肤施，在今榆林市的东南。
说来真是有趣，陕北远古就是少数民族部落广泛活动的地方。商周至春秋的两千多年间，猃狁、鬼方、土方、戎狄等西北游牧部落构成了陕北民族的主体，这里几乎是一片“化外之地”，中原王朝始终没有建立有效统治。戎狄诸部落中的白狄势力最大，它主要分布在陕北及山西西部。郑樵《通志》云：“今坊、鄜、延、绥间，皆古白狄地。”历代史书称陕北为戎狄之地。商周时期，鬼方是中原华夏族的劲敌。公元前13世纪，殷武丁（高宗）曾和鬼方有过长达三年的战争，此事记载在《周易》里。《周易·既济》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西周中期以后，猃狁又强大起来，不断南犯，周宣王一面在朔方筑长城防御，一面屡次出兵征伐。《诗经·小雅·六月》这样记载：“猃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春秋战国时期，戎狄、楼烦等族与华夏族的融合，既有流血的战争，也有婚媾混血。如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的母亲狐姬，就是白狄狐氏女。重耳当年为躲避家族仇杀，西渡黄河，来到母舅之邦的延安一带避难，一住就是十二年之久，并娶赤狄女子季隗为妻。至今，子长县南沟岔有条重耳川，相传是重耳流亡住过的地方。
对于秦昭王来说，重要的是新拓的北疆，又燃起了狼烟与烽火。被赶到北方边漠的匈奴、东胡等少数民族部落，利用他们长于骑兵作战的优势，来去飘忽，灵活机动，突入黄河以北广大地区，掠夺人口和牲畜，进行大肆破坏。他们还立马高原，一俟机会成熟，便直接威胁建立在富庶的关中平原的王权。既然华夏民族所擅长的“车战”不能抵御，那何不再凭山依险，在沿边要塞上修筑长城，来专门对付马背上的入侵者呢？秦昭王想到了，赵武灵王想到了，于是在中国的北方出现了专门对付游牧民族的秦长城、赵北长城、燕北长城。
至于秦昭王把这道长城修在陕北高原的何处，史学界人士有不同解释。
史念海先生认为：“长城东经甘肃环县北，循陕西志丹、安塞境内的横山山脉东行，分为二支：一支经绥德西，再北达于榆林南境，而止于秦上郡治所肤施附近；一支经陕北靖边东再北折而东行，经榆林东、神木北，达于内蒙古托克托十二连城附近黄河岸旁。”
张维华先生考证秦昭王长城，“入今陕西鄜县境。再东北，经延安县而入绥德县境。再东行，达于黄河西岸而上”。
直到今日，我们仍可以在陕北神木一带找到秦昭王时期长城的影子。
四
我们应该感谢秦始皇，是他把修筑长城这一壮举推到一个前无古人的高度，也是他把中国的名字和长城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东起潼关以西、固守富庶关中平原的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厉行改革，生产力发展，国力增强。到嬴政执掌大权时，秦国经过长期的物质与精神的准备，居六国之雄，已有能力统一天下。于是，经过一场大规模的中原逐鹿，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尽灭于秦的车辙之下。公元前221年，秦国竖起了统一的大旗。
然而，此时北方的马蹄声依然清晰可辨，北方的狼烟仍不时燃起。秦始皇为了彻底解除北方边患，当机立断，开始了北逐匈奴和修筑长城的行动。我们无法猜度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的心态，但这本身是一种绝对的大气魄、大手笔啊！《史记·蒙恬列传》记载了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北逐匈奴的积极防御行为，“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这一横贯秦王朝整个北部边地的长城，是在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北方长城的基础上，加以修缮、连缀和增广而成。从此，世界古代最伟大的工程之一万里长城，便在我国北方土地巍然雄峙。
秦始皇这位颇具远见卓识、有谋略的政治家，在那种生产力低下的冷兵器时代用这样宏丽的制作来完成他的构想，这的确是伟大的实践！
秦长城修筑时所投入的大量人力，除戍卒之外，还有囚犯。他们白天守边，晚上筑墙，辛劳异常。《水经注·河水注》载杨泉《物理论》曰：“秦始皇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
，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陕北高原的宜君县有个哭泉，相传就是民妇孟姜女寻找丈夫范杞良时哭出的眼泪。如今，陕北有了一个与孟姜女传说有关的地方，陕北高原上也演绎了一场良妇寻夫的千古道德传奇。
因为西段长城的特殊性，秦始皇在这里（包括陕北高原）设了三道边，来加强守备力量。派大将蒙恬率兵击溃匈奴后，将三十万士卒屯边戍守，还派公子扶苏监军。彼时，蒙恬将军的司令部设在绥德一带。秦始皇出巡病死，十八子胡亥篡权，谋杀兄长，赐死蒙恬。今日扶苏墓和蒙恬的坟茔留在陕北，给黄褐色的高原留下了千古咏叹的话题。
五
历史由众多纷繁复杂的时空段所构成，它如同一个带着镣铐的舞蹈家一样，每一个机缘都影响着它的整体行为。
秦王朝的覆灭和楚汉之争，在中原大地上演绎了一部以天地为背景的历史正剧。其结果是一跨入大汉王朝的门槛，“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史记·卷九九·刘敬传》）；“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史记·卷三○·平准书》）。与此同时，北方残败的长城并没有阻挡住腾突的马蹄。乘中原多事之机喘息过来的匈奴族，自塞外冲杀过来，夺取秦蒙恬收复的河南地，不断侵地扰民，掠夺人畜财物，破坏生产。汉高祖时，曾有白登之围；文帝时，匈奴入寇，烽火连于甘泉（今陕西淳化），逼近京畿长安。
国力积贫积弱的汉王朝，刚刚从连年的战火中走出，根本无力对付北方草原上强悍的游牧民族。于是，在需要休养生息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和亲。
此时此地，两个民族以和亲为纽带来整合他们的关系，这的确是个有意思的现象。战争是男人们的事业，应该让女人走开，尤其是冷兵器时代。然而，这里的女人作为一种黏合剂，牢牢焊接两个民族的友谊，以便把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在当时的背景下，和亲是较为合理而且可行的，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个高明而大胆的谋略。
请让我们走近历史看看吧！
汉高帝、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先后四次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予单于为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匈奴不犯汉边。对于恃强者匈奴来说，你给我公主和物品，我就不犯边；否则，我就犯边去掠取。在这期间，即使匈奴出兵犯边，汉王朝也尽力维持和亲政策。吕后当权时，冒顿曾写信侮辱，她还是忍下性子，表现出汉民族的宽宏大度。
君不见通往塞外的驿路上，那些出嫁的公主们一个个泪流满面，一步三回头啊！君不见匈奴使者出言不逊，大汉官员满脸羞赧，汗滴击地啊！
用宗室女作代价的和亲，使西汉王朝争取到六十多年比较安定、和平的周边环境，与“天下”休息，民务穑，衣食滋殖，海内殷富。到汉武帝初年，“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史记·卷一一○·匈奴传》）。
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中国封建史上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之一的汉武帝时期，整个大汉王朝，“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史记·卷三○·平准书》）。此时，腰杆硬起来的汉武帝不愿意再奉行这种带有屈辱性的和亲政策，他要主动出击，用武力来解决与匈奴的矛盾。汉武帝慧眼，发现身边官员卫青、霍去病的将领才能，大胆提拔他俩统帅大军。他们不负厚望，在多次反击匈奴的战争中取得巨大胜利。大军北逐匈奴，开辟了西汉王朝“文治武功”、拓疆治国的恢宏气度，在历史的长河留下生动的一页。至此，和亲暂告一个段落。
到汉元帝时，王昭君主动出塞嫁呼韩邪单于为阏氏。王昭君也作为一个典型化的女性形象走进历史，走到今天人们的记忆中。
历史就是这样的有趣，作为抗御匈奴屏障的万里长城，一下子成为一种异常模糊的背景。它眯着眼睛，无可奈何，永远不可能找回蒙恬统帅三军时的感觉，它的背上永远烙着苍凉的滋味。唯有荒败的秦直道边，那一朵朵小红花、小黄花，至今仍在叙说那些凄怨的故事。
六
从西汉到大明王朝的千年间，中国社会经历多次重组与震荡，缓慢前行。经过东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北宋、南宋、元，最后才到达明王朝的码头。在这期间的许多时间段里，那些强悍的少数民族往往乘中原内讧的局面，率马队突过长城，入主中原，建立起属于他们自己的王朝。因此，除了隋王朝与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很认真地经营、修缮过长城外，其他年代里长城几乎丧失它的国防意义，无言地矗立着，仅仅是作为一种存在而已。
北魏拓跋时期，中书监高闾在高祖太和八年（公元484年）上表献策时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思的话：“凡长城有五利：罢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三也；息无时之备，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五也。”（《资治通鉴》）应该说，入主中原后的拓跋部落有先见之明。相比之下，唐代初年，太宗曾视筑长城为多余之举，“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玉海·唐长城》）。他击败突厥后，高兴地做了“天可汗”。长城逐渐失去作用，任其自生自灭，但遗患也就伴着缺乏居安思危、深谋远虑来了。到其儿孙守业之时，边防空虚无险可守，屡遭吐蕃突破。后经“安史之乱”，唐尽失河湟、西域，吐蕃常年屯兵陕、甘之间，时刻威胁首都长安。
到了明王朝，皇帝曾煞费苦心地经营长城，为历代所不及。这是因为明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最为紧张，皇帝老儿把一条万里长城当作庇护自己江山稳定的宝贝。
明王朝在开国之初，虽说未能彻底击溃退回漠北的元朝蒙古族后裔鞑靼和瓦剌，但日子相对平安。明洪武年间，朱元璋多次派兵攻打漠北。明成祖朱棣为燕王时，也曾多次率大军巡边，即位后又五次带兵亲征，就连死也是病死在班师的路上。由于沉重的打击，蒙古贵族不敢轻易南下侵扰。于是，明政府难免有些骄傲，放松了积极的防御战略设施的建设，尤其是放弃了秦汉时期已经成熟了的“据河为塞”的防御格局，全线退移到鄂尔多斯沙漠以南的陕北高原，这就给后来崛起的蒙古鞑靼部落占据河套地区客观地创造了条件。加之明英宗时期，内政腐败，宦官专政，边防力量日趋削弱，造成明英宗被蒙古瓦剌部俘虏的“土木之变”。“土木之变”也可以说是明王朝从洪武、永乐时期的进攻态势进入全面防御的转捩点。从此，明王朝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被动防御阶段。
明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新崛起的蒙古鞑靼部族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河套是指今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黄河沿岸地区。黄河流此，形成一个大回曲，称之“河套”。河套周围三面环黄河，土质肥沃，水草丰富，耕牧兼宜，是良好的居住之地；同时，又是历代王朝重视的战略要地：向北进军可直逼宣府、京畿，危及江山社稷；向东越过大同府和雁门关北一线，可以跃马南下，逐鹿中原；向南可经陕北高原，直达富庶的关中平原。这三方，任何一种危机均可置明王朝于死地。因此，明王朝战略决策的失误，造成了明中后期河套地区为蒙古贵族军事集团所占，造成了其头顶经常高悬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造成了历史上著名“九镇”防备格局的出现。《明史·卷九一·兵志》载：明“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由于套寇“去来无常”，经常骚扰恣肆，而每年耗费大量军饷的进剿打击又显得那般无力，明政府只好再修一次万里长城，以被动的防御仓促应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明王朝在陕北设置防区，名“延绥镇”，管辖长城东起黄河西岸的黄甫川堡，与山西镇接防线隔河相望；西至定边的盐场堡，与宁夏镇的花马池相接，全线长达两千里，镇治在今日的榆林市。
陕北境内的延绥边墙（长城），是成化年间一位叫余子俊的巡抚主持修筑的。《明史·卷一七八·余子俊传》载：“内陆患稍息，子俊得一意兴役。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凿崖筑墙，掘堑其下，连比不绝。每二三里置敌台崖寨备巡警。又于崖寨空处筑短墙，横一斜二如箕状，以瞭敌避射。凡筑城堡十一，边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寨八百十九，役军四万人，不三月而成。墙内之地悉分屯垦，岁得粮六万石有奇。”可见工程量之浩大。余子俊后来也这样回忆：“成化十年，臣抚延绥时，曾奏起陕西民夫五万名，相兼所在官军，因其地势，或削山筑墙，或筑墩挑堑……两月之间，边备即成。至今十余年，虏贼不敢犯。”（《明经世文编》卷六一《余肃敏公文集·议军务事疏》）看起来，那位“沉毅寡言，博达、有才略”的军事家，的确做了件大好事。
陕北境内的明长城一线，在今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吴起、定边七县（市）境内。作为长城沿线布防的城堡，今天在陕北高原仍能找到它们对应的名字。从战略布局上看，延绥防区的长城并非一线排开的简单孤立的城墙组合，它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把军事重镇、关城、隘口有机地连接起来，并于沿线设立障、堡、敌台、烟墩（烽火台）互为角犄，构成完整的防御体系。它沿途烽火台林立，三十六座城堡遥遥相望，气势蔚然壮观。
明延绥边墙每隔数里，即设烽火台一座，专为戍守、传递军情之用。有人考证，其报警制度和烽火信号均以榆林为中心。东线至府谷一段称“东协”，西线至定边称“西协”。东、西协军情的传送，白日以狼烟和旗帜为信，晚上以火和灯笼为号。为了区别敌方进退，还规定敌进则鸣炮，敌退则只昼放烟、夜举火。敌军在百骑以下，昼竖黄旗一面，夜悬灯笼一个；百骑至五百骑，昼竖青旗一面，夜悬灯笼两个；五百骑至千骑以上，昼举皮袄，夜悬灯笼三个；五千骑以上，昼悬号标一条，夜悬灯笼四个。若敌兵不退，无分昼夜，每隔一个时辰，均要发出情报信号一次。一处受敌，左右相援；狼烟四起，烽火遍野。然而，陕北那些为边防而建筑的城堡，不断遭到敌人的破坏，可以说是边造边毁。
绞尽脑汁的防御者们设置的万里长城庞大的防御体系，并没有彻底解决边患。于是，人们不得不对长城的功效发生质疑。明嘉靖年间，兵部尚书刘焘称：“殊不知长城之设，古为无策，其在今日何以谓之有策乎？是以修筑益急，而患虏日炽；钱粮益耗，而士马益疲，自创修以及今日，几四十余年矣，无一岁不请修边之粮，无一秋而有修边之效……”与刘焘同一时期的陈建也在《各边御戎十则》中指陈修墙五弊：“工程浩大，所费不赀，一也；劳役军民，怨
烦兴，二也；逼近寇境，胡骑出没，丁夫惊扰不时，三也；筑之纵成，旷远难守，久益颓废，四也；胡寇倏来，动辄数万，溃墙而入，无异平地，反为所笑，五也。兴此役者，殆所谓运府库之财，以填庐山之壑，百劳而无一益，以此为策，策斯下矣。”当然，这种怀疑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对于一个庞大防务体系事倍功半的效能，人们有权利怀疑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到了明朝隆庆初年以后，随着明朝改革活动的开展，边防日益加强，蒙古贵族的入犯，往往遇到强有力的抵抗，损兵折将，耗费巨大。这时与明朝打了四五十年仗的蒙古部落首领俺答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仗是一直往下打，还是就此收住？打下去吧，既劳民伤财，又打不赢这场旷日之战。他痛定思痛，决心从他的部落做起，缓和与明王朝的对立关系。他开始“事朝廷甚谨，部下卒有掠夺边氓者，必罚治之”，“约束诸部无入犯”（《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俺答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实际行动，求贡三十年，终于得到
明穆宗的诏封。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俺答归降，被封为顺义
王，名其所居城曰“归化”（今呼和浩特）。“俺答封贡”解除了
高悬在明王朝头上的北方边患，从此，“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
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明史·卷二二二·王
崇古传》）延绥镇的边防基本安宁，陕之境内的明长城再也未发挥作用。不过，基于对其战略位置的考虑，延绥镇仍把守着重兵，苦苦经营着他们所据的城堡。直到清军入关，清王朝对北方蒙古贵族实行笼络、联姻政策，延绥镇长城才彻底丧失它的功能。
七
康熙皇帝在对古北口总兵蔡元的上谕中说：“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当然，康熙是有资格说这番大话的。因为清王朝对蒙古贵族实行联姻政策，无须把视线对准北方的长城防备上。
然而，不管怎样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壮举，是中华文明的结晶体。尽管它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上扮演着形形色色的角色，有过苍凉的心态，但一部长城史就是中华民族大融合、大凝聚的历史。
读懂了长城，本身也就是读懂了华夏文明史。我知道，我要用视线所及，认真而努力地反复阅读……
《走过陕北》是有关陕北人文、历史的散文随笔集，在这本对陕北具有典型意义的故迹寻访并与之倾心对话的散文集中，作者以现代人的眼光，对陕北有代表意义的地域或文物触景生情，讲述历史，倾诉情怀，用睿智的思考与优美的文字加以记录，被誉为“黄土地上的壮丽诗篇，人文赤子的深情恋歌”。
厚夫本名梁向阳，陕西延川人，系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路遥传》《当代散文流变研究》《心灵的边际》《边缘的批评》《行走的风景》等多部著作，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表彰奖、柳青文学奖、冰心散文奖等多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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