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鸿烈主政六年 青岛跻身全国八大城市行列

1933年7月23日，青岛市各界代表、各国驻当地领事及外侨共数万人聚集青岛火车站，他们大都手执小旗，翘首等待。下午5时许，一位50出头、气度儒雅的官员终于步出火车站，登时万众欢呼，掌声雷动。《大公报》当日报道称“其热烈盛况，实空前未有”。

沈鸿烈到底何许人也？

在上述英雄式凯旋的一幕发生之前，沈鸿烈是由东北海军改编而成、基地设在青岛港的中华民国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兼青岛特别市（相当于直辖市）市长。

1933年6月24日，第三舰队部分对现状不满的中下级军官，密谋劫持沈鸿烈实行“兵谏”，事情半途败露，主谋者连夜率其中三艘军舰从胶州湾西南薛家岛训练基地出走，南下广东，史称“薛家岛事件”。

此次事件轰动全国。自1920年起获奉系军阀张作霖赏识和信任，一手创建并苦心经营东北海军10余年的沈鸿烈，为此事大受打击，随即向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递交辞呈，欲辞去舰队司令及青岛市市长两职。

青岛市民闻讯反应强烈，工商各界自发组织挽留“沈市长”的行动，多方奔走，声势浩大，前后持续20多天。最后，国民政府批准沈鸿烈辞去第三舰队司令，但保留青岛市市长职务，一度黯然离开青岛的沈鸿烈，这才回心转意。

事有凑巧，早在1932年初春，第三舰队副司令及多位舰长等高级军官，已发动过一次“兵谏”。他们在崂山湾基地绑架了刚刚兼任代理青岛市市长一职的沈鸿烈，要求他交出舰队指挥权，但遭沈拒绝。

次日，获知主帅被囚，舰队一些中下级军官组织敢死队将沈救出，脱险后的沈顾念同袍之谊，以德报怨，只把作乱军官解职遣散了事，“崂山事变”终告平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救沈鸿烈于危难之中的中下级军官，有好几个一年半后又成为“薛家岛事件”的主谋。

“崂山事变”之后，少帅张学良为安定东北海军上下军心，解决军费问题，向蒋介石力荐沈鸿烈从代理市长之位“转正”。对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这位不大听话的地方军阀，蒋介石也希望用东北海军加以制衡，于是，1932年1月，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沈鸿烈为青岛市市长。

自此，沈鸿烈主政青岛6年，直到1937年的最后一天。

六载奠基跻身八强

抗战胜利青岛光复后第一任市长李先良曾回忆说，“我国（从日本手中）收回青岛之日期虽为1922年12月10日，但空有其名，实际接收青岛土地与主权，应自沈氏于1931年12月16日就职时开始。”沈鸿烈治理青岛时期，李为国民党青岛市党部负责人。

原来中国收回青岛后，北洋政府在青岛设立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曾派北洋军阀及政客任督办。至1929年北伐之后，南京政府改青岛为特别市（与北平、天津、上海三地并列），等到1931年12月沈鸿烈上任时，青岛已九易市长，地方政府官员走马灯一般更换，城市建设无从谈起。

沈鸿烈就职之初，即针对德日占据及军阀混战给青岛带来的种种不利情势，宣布十大施政纲要：一为整饬吏治，修明内政；二为厉行自治，充实民力；三为禁绝恶习，改良风俗；四为建设乡村，施惠贫民；五为普及教育，以求实用；六为提倡国货，优遇劳工；七为发展区务，繁荣市面；八为整顿军警，巩固治安；九为慎重邦交，保护外侨；十为力图建设，输入文明。

李先良忆述：“沈氏治青并不以十大施政纲要为宣传，主要致力于实施之途径。”

正因为执行得力，沈鸿烈主政6年间，青岛全面发展，一派欣欣向荣，至1935~1936年间达到高潮。

最明显的表现是人口快速增长：1929年全市人口为36.2万，1931年为40.3万，1936年9月则增至57.5万。那几年的统计显示，青岛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多为负数，主要是大量外来人口涌入，足可说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

自1897年起的20余年间，青岛先后为德、日两国侵占，中国人开办的民族企业发展缓慢，1914年全市有5家民族企业，到1927年的13年里，只增加到43家。1929年以后，青岛的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1932年达到120家，1934年则达到150家。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学者李东泉认为，沈鸿烈在青岛实施的是一套长远的、整体的发展思路，在德占日据时代留下的现代化城市硬件基础上，启动了同样重要的软件基础建设，不仅功在当时，而且影响深远。

1935年1月，沈鸿烈主持修订《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方案》。当时青岛市区人口约20万左右，按沈的规划，将来以增加5倍，即100万人口为目标。为此，他将城市空间向外拓宽，并按功能划分为行政、港埠、住宅、商业、工业5个区域。

6年间，青岛逐渐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工业、外贸和港口城市。1937年以后，青岛与中国大部分地方一样陷于长期战乱，但由于城市自身基础已经完善，发展势头并没有停止，至解放前，该市人口达80万，成为全国八大城市之一。

年近八旬的青岛知名文史专家、原青岛图书馆馆长鲁海，孩提时代正值沈鸿烈主政青岛。据他对笔者回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青岛城区的格局和市容，与他儿时相比几乎没有明显变化，一方面固然说明过去三四十年间整个城市前进脚步放缓，同时也足见沈鸿烈当年规划和建设的眼光超前。

关心民生人心所向

沈鸿烈所办诸多实事中，尤以普及现代中小学教育和建设平民住宅，最为青岛普通百姓所称道。

一位时任青岛市教育局编审主任、青岛市政府人事处长等职的前国民党官员回忆称，沈鸿烈指示拨款为市内中小学增建和扩建了一批校舍，郊区较大的村镇均建有完全小学，不少村有初级小学，这在当年民智初开的中国农村，真是难能可贵。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青岛读完小学和初中的鲁海也说，那时候修建的小学校舍，窗明几净，空间宽敞，按当年建设标准已是一流，至今仍有保留下来供人参观的。

青岛民间流传，当年沈鸿烈经常到市内各处私访，从不事先通知，毫无当官的架子，而且说的少，做的多。有一次他带着姨太太到青岛穷人聚集的西镇地区，看到当地百姓大都住在极为简陋的棚屋内，当即决定大力改造，其姨太太出身富家，也支持此举，还动员娘家出资协助修建了西镇数座居住条件较好的平民院。

后来青岛各处修建多处此类大院，百姓戏称为“八大院”或“十大公馆”等。这些平民院多者700户，少者300户，院内分别兴建公共清洁卫生设备，接通水电管道，并有邻里办公室、居民会议室等，大院外围均开辟马路，还开办小学、市场等。平民院内每户面积16~18平方米，居住不能超过4人，月租1元（当时一般工薪阶层平均月收入22元左右），其功能与今天的廉租房相类似。

沈鸿烈严格规定：凡公务员、教师、警察等公职人员以及资产在500元以上的工商业者，一律不得租住。

李先良曾感叹，二次大战后英美各国才有供给低收入阶层的标准房屋建设，而沈市长早在30年代便有此做法，“实属先进之创举”。

据说上世纪80年代初前后，青岛陆续拆迁这些历经数十年风雨已显老态的“大院”和“公馆”时，工作人员还常能听到居民传唱赞扬沈市长的歌谣。

有趣的是，当时沈鸿烈曾与本地银行家刘子山合作“房地产开发”，刘出地出钱盖大院，沈出台优惠政策将其租给低收入者，规定房租全部存入刘的东莱银行，刘再通过商业存放款获利。刘个人的地用完以后，沈以政府名义继续划地支持，如此形成良性循环，青岛的穷人有房住，市政府不用掏开发资金，而刘也因此赚到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