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行漫记(外一篇) / 作者：张福平
我的西行漫记(外一篇)
作者：张福平
每年开春，当我听到气象播报西北某地刮起沙尘暴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可怕的恐惧场面，那个令人窒息的场景。三十多年前我的职名为蒸汽机车司炉。时代发展，岁月轮转，如今铁路系统内部已听不到这个名称了。那年四月初，素有西北“小江南”美称的古秦州天水，早已是暖意融融，满目翠绿，山花绽放，春风扬柳万千条。这时包车组接到通知，要我们三班驾车去玉门做机车架修。机车稍做整备后就附挂上路西去了。头一回开着火车出远门，要到古诗人王之涣说的“春风不度玉门关”的玉门，要到古丝绸之路上去旅行，心里充满了憧憬、好奇和期待。
我们的解放型机车附挂在主型前进机车后边，夜以继日越陇西、定西，过兰州、跨黄河，爬乌梢岭、芨岭，相继擦身而过金昌、古凉州武威、甘州张掖。除陇西的村庄、田野还稍染有绿色外，越往西走，甚至有到了不毛之地的感觉。越往西走，车轮一圈圈向高海拔爬行，特别是爬乌梢岭和芨岭时，火车都大口大口地喘起了粗气，车轱辘也放缓了行驶的转速。远处的山是光秃秃的，土是灰黄色的，天上无飞鸟，地上不见草，那种感受便是火车在亘古的漫无边际的荒芜原野上行走。快到嘉峪关时，线路两边的戈壁滩上总算见到了一簇簇早已干枯的骆驼草。想到沿线铁路职工家属长年坚守扎根在这些地方，保安全保畅通，是多么的艰苦与不易。那天午饭后我们从嘉峪关附挂又上路了。那个间区给我的印象很长，火车拖着浓浓的烟雾跑了半个多小时，才见到一个中间小站。路旁没有人影，远处不见村庄，偶尔能见到一两个头戴皮帽，身穿皮袄皮裤肩扛道钉锤的养路工，站在路肩上迎着列车向我们举起信号旗。他们的出现，使我内心深处涌起了某种感动，我踩响了汽笛，鸣叫了约两分多钟，用这种方式向他们致敬！震耳欲聋的笛声在空旷的大戈壁上空回响，显得很凄凉，听着很悲壮，又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感伤。
此次西去修车，我还有一事，那就是母亲交待的一定要找到大舅。听母亲说，大舅是建国初期招工到铁路工程局，修筑兰新铁路时留在玉门的，十多年没有通信联系，让我无论如何要见到他们。其实我对大舅印象也不深，他年轻时去西北参加铁路工作，还没有我呢。晚饭前我们到了玉门机务段，机车涝（灭）火后办理交接，回到原玉门分局（当时已撤销）招待所住下，已错过了吃饭时间（招待所没有食堂），想着抽空要找大舅，还要填饱肚子，我用毛巾简单擦了把脸走出招待所。这时天色黑透，早晚温差大的玉门，己是寒气逼人，夜幕笼罩着玉门站区，路上行人很少，稀疏昏黄的路灯下偶尔见到一两个骑自行车匆匆下班的职工。我穿上随行带的棉大衣工作服，经打听来到玉门铁路地区职工食堂，即将关门的食堂迎来了我这个远道的客人。我掀开大门外厚重的棉布门帘，走进空荡荡的食堂餐厅，看了看挂在售饭窗口旁的食品小黑板，上边粉笔写着的食品仅有馒头和白皮面。白皮面，这个至今在中国面食品种里罕见的名称，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交了半斤全国粮票三毛钱，要了一碗白皮面。片刻后我从售饭窗口接到了一大碗热腾腾的面条。
这不就是一碗面条吗，怎么叫白皮面？我问递饭的炊事员。
里边的女炊事员笑而不语。
我坐在圆桌前低头吃面条，吃着吃着，我发现了问题，便端起碗来到售饭窗口，有些生气的问：这面条里怎么没菜？
女炊事员反问我：要不怎么叫白皮面。
你们为什么不放些菜？
我们也想放菜，可这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上那弄菜！
什么也别问了，我全明白了，在这种荒凉的地方，在这全靠铁路供应车供应职工家属生活用品的地方，能吃上白水里漂着油花，热汤里偶尔能见到几片葱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这时我想起了长年在此工作生活的大舅，便转移了话题。当我说出大舅的工作单位和姓名时，还好，女炊事员知道大舅，说有这么个人。吃完白皮面夜色更深，外边黑灯瞎火的，门外已能听到呼号的寒风，我决定第二天再找他们，裹紧棉衣竖起绒领缩着脖颈赶紧回到招待所睡下。
翌日傍晚我在铁路职工家属院经打问找到了大舅。
当我这个陌生外甥突然出现大舅舅母面前时，他们都很惊喜。虽然已过了晚饭时间，我再三说已吃过了晚饭，热情的舅妈还是要为我做饭。这天晚上我与大舅舅母说了很长时间的话，也简要知道了大舅当年随着筑路大军(铁道部新建工程总局第一工程局，简称“一工局”)一路向西修路，最后工、管交接时，留在玉门工务段养路的大致情况。半夜离开大舅家时，舅妈一再叮咛，要我明天晚饭去家里吃饺子。这天我向司机长请了半天假，下午提前来到大舅家，一起动手包饺子。舅妈调馅时，大舅把我领到后院，看了当年他们筑路玉门时住的地窝子（一种在地下掏出两米多深的方坑，上面随地平搭盖遮挡风雨材料的简易住所）。大舅说，这里的风很大，当年筑路大军的口号是“先通车，后生活”，没有住房，人们就因陋就简挖地窝子住。当地还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山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我说有这么悬乎？大舅说，这是真的，特别是老天爷变脸时刮黑风，可不得了，工务段光巡道工就刮丢好几个。
我们仅在玉门待了一个星期，就驾车返回了。并不是我们的机车修的有多好，这里的风实在太大，每天我们从招待所去机务段，都是顶着戈壁旷野的凛冽寒风，数着当年筑路人在大道两旁栽下的、还没有冒出嫩绿技芽的光秃秃枝干的白杨树，看着从祁连山引来的浇灌雪水，迈着艰难的步伐前往的。这里的生活条件实在太差，地区职工食堂早上卖咸菜馒头，中午白皮面，晚上则是萝卜洋芋烩菜，而且还有粗粮。这里也没什么好去处，我们乘通勤车仅去了一趟玉门南站，参观那座早已闻名遐尔、坐落在半山腰间、山梁上积雪还未消融的石油城，那个大庆铁人王进喜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返程第三天我们到了张掖，去时因赶时间，一路上都没玩，这次司机长领着我们乘共交车去了张掖古县城，在城里我买了十斤鲜嫩的韭菜，托一趟货车的守车长带到玉门，将我的感激捎给大舅一家。第四天下午我们返到了河西堡，也就是现在的金昌火车站。我们把车压好火，交给折返段的看火司炉，便一起去了河西堡乘务公寓。公寓是平房，自成一个小院。吃完饭下午四点多钟，我们在小院里遛弯转圈，突然西边当头压过来一大团黄乎乎的烟尘。我的司机师傅曾在这里跑车多年，他赶紧将我们叫进室内，关紧门窗，这时就听到室外旋起了大风。大风呼啸着卷起沙尘，卷起砾石，卷起油毡纸片，卷起杂草枯叶，噼噼啪啪击打在门窗玻璃上，击打在房顶的青瓦上，给人一种极度恐怖的感觉。我眼见着细细的粉尘从门缝窗隙里钻进室内，一股土腥味呛人鼻咽，空气刹那间变得混浊，适才明朗的室外像似有人撑开一把大黑伞，罩在公寓上方，天空逐渐昏黄黑暗下来，师傅立即拉着电灯，告诉我说这叫沙尘暴，春天多见，不用害怕。哦，这时我想起了大舅所说的能刮丢人的黑风，大概就是眼前的沙尘暴了。
我问师傅，列车如果在区间遭遇沙尘暴，该如何应对？
师傅说：能以最快速度开进车站停下最好，车站内停下多列列车，最安全保险。若在途中碰见它，立即就地停车，全列车制动，关紧司机室门窗，等待它停下来，线路情况明了后再开车。
这场突然光临的沙尘暴刮了多久，我不得而知。我们三人聊着沙尘暴的话题，听着窗外呼呼的风声直到倒床入睡，外边的黑风还在呼号着怒吼着。一觉醒来，天已大亮，风停了。我们吃过早饭，拎起提篮猪腰子饭盒去折返段接车，整备出段附挂东去。待我们来到折返段机车停留线，眼前的情景让我惊呆了，机车整备场一片狼藉，我们的机车也彻底变了模样，这哪里是一台火车头？它就是一台挖地三尺，刚从地底下掏出来全身粘满沙土的出土文物！回头我再看从远处向东驶过的一趟货物列车，它们和我们的火车头别无两样。我先上车，打开机车撒水管，用热水冲洗着司机室里边昨夜落的积尘厚沙。冲着冲着，猛然间我又想起了大舅，昨天下午起风时他是否在区间巡道？老人家会被突如其来的黑风刮跑吗？直到机车出库挂头，我还带着这份牵挂，带着这份刻骨铭心的不灭记忆，驶向返途……
特重体力劳动
年轻时和妻子谈对象，岳母一点也不嫌弃我这个煤黑子。后来才知道，妻哥和我一样，也是煤黑子，同吃高粮食定量，都穿着蓝劳动布工作服，从事着特重体力劳动。不同的是舅哥在地下，我在地上。舅哥在地下暗处的巷道里一镐镐挖煤，我在地上一锹锹烧煤。舅哥每月吃56斤定量，我每月吃52斤。
在那个推崇工人是老大哥的年代，能够干上特重体力活，吃高标准粮食定量，是件很荣幸很体面的事情。虽然体面，但岳父岳母很是为儿子人身安全牵挂，不为我这个地上的煤黑子女婿担忧。这么多年，舅哥当年地下工作的具体情况我不尽了解，他也极少提及。但不难想象，几百米深的地下巷道，有一群头戴安全帽，矿灯闪烁，手握镐头，除牙齿是白的，其余脸皮全身上下都是黑乎乎的挖煤工人，其中有一个就是舅哥。要说我的脸不比舅哥干净多少，当伙计时火车行驶中除了道道汗水粘着无处不在的飘浮的煤粉尘埃，连鼻孔耳朵都不能幸免，说难听点脖梗上肚皮下，那个难以启齿的部位都沾满了煤渣。
尤其是工作服上厚厚的油渍垢污，实在无法言说，亏了妻子很理解我，每次都是她替我洗油包工作服。我从事的重体力工作是当蒸汽火车司炉，每个班要在晃晃悠悠快速行驶穿过隧洞桥梁，拉着一千多吨货物或上千名旅客的火车头上，蹶着屁股弯腰往汹汹燃烧的炉膛里匀勺地扔七、八吨煤。不光我扔这么多煤，副司机也同样扔这么多媒。有一段时间机务燃煤紧缺，路局就扣了几列车窑街煤，卸在机务段高坡线下，上进煤斗里供我们机车使用。我用方头大板锹，每次搓起七、八斤湿润的煤，一路上将十多吨窑街煤准确地扔进炉膛里缺煤的地方，我想，这里边肯定有地下的煤黑子舅哥出大力流大汗采挖出来的煤。
长年累月抡大锹跑车的我，一年四季冬战严寒，夏斗酷暑，加上锅炉热辐射，可想而知汗水流了多少，体力付出有多大。还有到着退勤前钻地沟拱车架，爬水柜上锅炉皮的两个小时擦车，擦得火车头一尘不染，铮光瓦亮，铜铁分明，没一次不出汗的，黑油包煤黑子的称谓就是这样荣获的。有人编排我们“远看像要饭的，近瞅像掏炭（挖煤）的，一问是机务段的”。可年轻的我很愉悦，很荣耀快活。愉悦的是虽说我身穿大油包，似煤黑子样出大力流大汗，但当时就能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铁路行话叫万吨公里/人物转移。到我们开着火车拉到地方摘下车头入库时，身后所拉的人和物已安全正点地向前行驶了百多公里。
荣耀的是我们跑车到外地，睡醒后拎着猪腰子饭盒趾高气扬的下饭馆逛商店，出门前还握住手枪油壶，故意往干净的工作服及帽子上射几滴轴油，让它在蓝色的劳动布工作服上洇出一朵朵深蓝的花，以区别我们与其他劳动者所从事的工种行业。我的司炉就是这样串街逛商场，勾起了女售货员的神往，和漂亮年轻姑娘谈的对象。快活的是虽然从事特重体力劳动，可是能吃饱肚子，不用再为口粮犯愁。民以食为天。要知道在粮食还没放开的那个漫长岁月，每个城镇居民从出生之日起，是有严格的口粮定量标准的。比如刚出生的婴儿每月几斤，上了小学十几斤，读中学二十多斤，家属27.5斤，坐办公室从事轻体力工作的干部28斤或30斤，稍重的工作40多斤，我和舅哥却吃50几斤。这些口粮不全是大米白面，还配置数额不等的粗粮，有的省份百分之二十五，有的省份更多。
饥饿的滋味，特别是80后出生的孩子，大多没有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但凡经历过上世纪“三年困难”的百姓，对粮食的看重自有别样感受。一次我将平日节余的口粮从职工食堂换成粮票，再从我们所拉的铁路供应车上每斤0.22元买了多半袋30斤大米，背着送到岳母家时，甭提当家属的她老人家有多高兴了。我大姐下乡前住校读中学，每月才吃20多斤定量，父亲怕她饿着，就从黑市里买粮食，再从粮本上换些粮票，交给大姐，或由母亲蒸些馒头，由我坐小慢车送到学校。一次周末我坐火车给姐姐送馒头，送到学校时姐姐她们正比赛打篮球，我把一竹篮馒头放进她们上下铺的集体宿舍，等打完篮球回来时，竹篮里的馒头才剩了几个，原来这时是月末，馒头让饿急了的同学悄悄拿去填了肚子，大姐气得差点哭了起来。亏我口袋里还装着父亲给的十多斤地方粮票，交给大姐，才没让她月末饿着。我当司炉出乘，如拉客车，师傅多派我去餐车上打值乘饭。值乘饭便宜，每只猪腰子饭盒米饭荤菜压满，才收0.16元，最多时涨到0.20元，粮票不变，始终半斤。
我拎着四只猪腰子饭盒，其中有开车师傅的两个饭盒。每次去餐车打饭，我都撒谎说带了一个学员，要么说有机务干部跟车添乘。师傅出乘多带一只饭盒，目地是掏同样的钱和粮票，为的是从餐车上多打饭菜，自己吃一盒，再拎一盒回家。后来我知道，师傅家有不低不高六个孩子，人口多，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大，师傅每月定量44斤，其他多为十几斤二十来斤，哪里够吃饱肚子，就想方设法从客车餐车上多打些饭菜，带回家让孩子们分着吃。
即便拉货车，每逢在半路上与客车停车交会时，他也会让我放下手里的铁锹，去停下的客车餐车上打几盒便宜的饭菜。还有一些多子女的老副司机，为了多吃几年特重体力劳动的口粮，竟放弃了考试提升司机的机会。那时火车司机里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提职不提薪，粮食降8斤。乖乖，8斤，这可是一个学龄前儿童的全月口粮啊！虽然我姊妹七个，可我没为多吃口粮放弃提职考试。到我挥动耍了八年大板锹，由副司机提升司机时，虽然口粮也降了8斤，但粮食不久就在全国放开了，从事特重体力劳动八年间所积攒的几百斤全国通用和省地方粮票，也随之做废，成了后来票证收藏者热衷寻觅的珍藏。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借改革开放的东风，陇海线西段铁路率先进行电气化改造，国产韶山型电力机车替换老蒸汽火车，我们值乘驾驶环境大为改善，真的有了“离地三尺赛神仙”的感觉，幸福感油然而生，火车司炉的职名也随之消失，进入铁路专用词库封存。那时为保持机车文化状态，也要求擦车，但比擦拭老蒸汽火车时的那个劳动强度，真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伙计们因为开上了电力机车，脱掉了大油包，可以西装革履的驾驶操纵，工作特知足，擦车很卖劲，不像后来从铁路机校运校分来的幸运的年轻人，他们没跑过蒸汽，没有比较，跑车时间略微长些，擦车要求稍微严点，其中的少数人就嚷嚷着苦，喊叫着累。
回头再说说让岳父岳母时时揪心的舅哥，他早我两年掉了口粮标准，从地下升到了地上。舅嫂说：他们是买了“手榴弹”（酒）、“二十响”（烟）和“炸药包”（糕点），套关系多次活动，集中“火力”轰开矿领导的“山门”，才升到井上的。不过后来听舅哥说，当时愿下井挖煤的人多，那些从农村招出来的新矿工，都想走后门下井从事特重体力劳动，这样不但岗位工资高，多挣钱，而且占两个干部的口粮标准，饿不着，还能省下口粮送到乡下家中。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张福平，笔名：弓长，现居甘肃省天水市。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铁路作家协会会员。
先后在《飞天》、《中国铁路文学、文艺》、《工人日报》、《中国老年报》、《人民铁道报》、《甘肃日报》、《甘肃工人报》、《西凉文学》、《天水日报》、《天水文学》、《共产党员》、《兰州晚报》、《五月花》、辽宁《夕阳红》等路内、外二十多家报刊杂志发表小小说，中、短篇小说及散文、杂谈等。若干作品获省、部级文学评奖，并收入不同文集。
转发 是 一 种 美 德
图片来源：网络;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