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德新II回忆我读“社会大学”的日子

回忆我读“社会大学”的日子

文/梁德新

我是老三届的中学生,五十年前的1968年10月在校的中学生提前毕业,家在农村的回乡务农,家在城镇的上山下乡在农村插队落户有在到生产建设兵团(农场)。我家住农村回乡务农。我因家乡的粮食紧缺和家庭生活环境不好而离开家乡流浪做苦工(现在的农民工),向生产队交副业款。如果交不出副业款几年都不回家乡,生产队视我们这些人为“逃跑分子”。有一段时间我们成为“盲流”人员。那时我的要求是只要有工做,能吃饱饭,就满足了。为此,我在异地他乡读了几年“社会大学”。
做工期间看学校的书报栏
1969年夏秋期间,我曾在离家乡20公里远的梅县隆文镇坑美村为我舅舅等人到山上收松香和挑松香。那时我舅舅和姓张的工友上山割松脂(松香),每人采割约300条松树。条件是向本地生产队交租钱,要向自己的生产队交副业款。当时割松香是一门收入高的工种每月可得100多元,相当那时3个中学教师的工资。我们挑松香的人每月可得60余元。
工人在采割松脂(照片来自网络)
我与姓曾的亲戚把松香挑到离住地约10公里的隆文松香收购站。那时我们四个人住的是用树枝茅草搭的茅草房。茅草房不安全,生活用具被盗是常事。我有空时煮菜饭。那时的娱乐是看书、吹口琴。姓张的工友自制一把二胡,我曾学拉二胡,因无兴趣技艺没长进。
我舅舅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老高中生,曾读大学一年因学校生活艰苦而出来谋职业,他也是个聪明人,那样好赚钱就学那种手艺,年老时学他会看风水,这与他的文化素质有关。我与他相处半年发现他会看风水相理等书,我对这类知识不感兴趣,我无书看时也会看这些书。
姓曾的工友是我的亲戚,他父亲是右派分子曾任中学教导主任在一间中学任语文老师,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那姓曾亲戚的三个弟弟都考上了大学而为佳话,其中一位于1978年7月考上中山大学化学系。
我挑松香到收购站要路经隆文中学校门口的“书报栏”。“书报栏” 也是我挑担人休息的地方。在那文化贫缺的年代,人们佷难看到纸质书刊,报纸也难看到。那时人们常在“书报栏” 前围观。“书报栏” 前的凉亭是我们挑担人休息的地方。有时我会看学校的书报栏。书报栏每星期出一汣,图文并茂,内容结合当前时局,也有学生作品,是由学校老师组稿。有时我遇过有老师看我在书报栏阅看文章,我还与老师交谈。看“书报栏” 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享受。
这年11月因割松香的工作结束,我们四人各自回家。我有三件事至今还记忆犹新。我把做工的钱17元买了2只铝皮水桶,至今还存在老家放杂物的房间里。用6元钱向坑美村姓罗的老乡买了一只进口德国铜质闹钟,闹钟有自弹琴功能。我把闹钟装拆数次而懂得机械时钟的原理。冬天我在松口中学的体育场学会了骑自行车,那时在修自行车的店里租用自行车1个小时2角钱。我在姓张的同事,后来他是我姐姐的丈夫,在他帮助下4个小时学会了骑自行车。
回忆龙岩的知识青年
1973年5月,我跟随姐夫在龙岩市白沙镇曾理坑做工。那时的工种是上山割松香,约割一百条松树的脂,此工种客家称“割松香”,割松香的收入归我所得。因此工种是我姐夫为我找的工种,每星期约有2天为姐夫上山收松香及把松香挑到白沙种的松香收购站,他付劳务费给我。
龙岩县白沙镇曾理坑是个小山村,当地人讲的是闽南话,此话我只能够听懂一部分,可说听得懂意思不会讲。曾理坑村民热情好客,我姐夫姓张有理发手艺,免费为村民理发,为此他的人际关系好。当时我们住在一位姓李的老乡家中,交伙食费给他,食宿在他家,我们与李老乡和睦共处而留下良好印象。
那时的曾理坑是个山村,文化信息闭塞,小学只有20个学生,学校有一个约50岁老师,他要教1—3年级的6本书。还有5个是由厦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其中2个是女的。有2个男的是66届的高中毕业生。只一个月的时间,我与老师和知识青年混熟了。当地小学老师只有初中文化,因我在中学读书期间曾安装过半导体收音机略懂高中部分数学、物理知识,还有我博览群书,为此我与老师交谈投机。那时晚上或下雨天,我会与学校老师和知识青年座叙。
我与知识青年们曾“打斗聚”几次。所谓“打斗聚”是参与的人AA制出钱买食物。知青中有三男一女喜欢看书,他们的书我基本都借来看过。我发现有一位姓黄的知青在他书堆里有几本高中的教科书,这些书中有高中三年级的数学书《解析几何》。我曾好奇问他,这些理科知识对你目前的处境是否有用。他说半年前附近学校要聘他任附设初中班老师,因为他父亲是资本家,大队干部以家庭成份不好而失去机遇。那时他的情绪低落,把在山村里劳动视为“变相劳改”。1985年,我探听到这个姓黄的知识青年在1978年考上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福州的一间中学任教。
知识青年在农村劳动(照片来自网络)
我把山上的松香收回家后,把松香挑到10公里外的白沙镇松香收购站。那时收购站座落在白沙墟郊区的一栋两层楼房,下层约有12间。有4间属收购站有两间储存松香,当天收购的松香由汽车运到龙岩松香厂。白沙墟内有一间国营饭店,在饭店吃午餐要三两粮票两角钱。这种享受与我这个为人做工的穷苦力无缘。我的松香挑到收购站后,中午自带饭包在收购站吃饭。我中午在收购站休息约2个小时才回住地。收购站有两个工作人员,其中有一位约40岁姓罗的工作人员是广东大埔县人,因他会讲客家话而有沟通。
这栋楼里还住有三个龙岩市的上山下乡的男知青。其中一位姓古的知青,我曾在他房间坐叙几次,他是67届的高中生,在农村呆了几年。招工回城市的机遇与他擦肩而过。原由是父亲是资本家而受株连。他是博览群书而消磨时间,房中的书桌上有十多书引人注目,其中有2本大学哲学教科书。他对我说,母亲是中学语文教师喜欢收藏图书。他对哲学有兴趣,曾与我交谈哲学知识,我因知识水平有限,有些术语我听不懂。收购站姓罗同志对姓古的知青印象不好,说他是个书呆子,经常借故有病逃避生产队劳动。日后这位姓古的知青下落如何,我不清楚。
因受城市化的影响,原来有200多人的曾理坑,现在土地荒芜,村里人已迁到沿公路的村庄定居或到儿女们的城市住。善良的李老乡也许已去逝,他的儿女们也难于寻找。我还有旧地重游的念头,现在自己老了力不从心,留下文字作纪念吧!
社会上的“精英人物”是我的老师
1975年,我用1元钱暗中从一个会刻印的人那里买了一张出省搞副业的“证明”。当时我身上只有平时节俭下来的5元钱和10市斤的全国流通粮票,我离开家乡到福建谋生。我曾经在福建的三明、永安、永定、龙岩等地做了3年苦工。在“社会大学”的大课堂里,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我在做“盲流”的3年里的生活可以说神仙、老虎、狗都做过,倍受人间之冷暖。我遇过贵人也遇过小人。我身无分文时到朋友、亲友家里“打饭皮”。攒了点钱的时候便慷慨地花掉。
那时我们梅县的年轻姑娘有好些人嫁到福建省粮食富足的山村,给那里的男人做妻子。年轻的男人因为福建地方人少田多,当地人文化不高,而到那里谋生。有好些梅县的年轻男人被当地女人做丈夫,在妻子家生活养儿育女。我年纪虽然二十多还没有结婚成家,曾有在福建找个合适女人为妻到她家居住的意向,因为诸多原因没有实现。
有个时期,我跟随朋友在铁道线上做生意。我们从山区农民那里收购笋干、茶叶等山货,装在多层樟木箱里,运到厦门、福州去卖,住在家在城里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家中。我们把货销售后,买上手表等日用品再卖给山民们或换回山货。那时在福州1个樟木箱可卖50元,成本才12元。当时城市工人的月工资约40元。我用箱套箱的办法一次可带3只樟木箱,内箱装茶叶等山货密封保管好。当然也还做过亏本生意。
1976年,我曾在永安县做了半年工。上世纪七十年代因战备需要,福建省永安县开发煤矿、建安砂水电站等工程设施,需要很多劳动力。有一时期,外地来永安县做工的人比本县人还要多。全国各地的“肓流”都来到永安觅食谋生。我的几个文友是因受极左路线影响,逃离单位或家乡到永安来避难谋生。这些人中有右派分子,逃避农村劳动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还有大寺庙里的和尚,可以说都是社会上的“精英人物”。当时这些出门觅食的人好些都是隐姓埋名,用的证明也是假的。我与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受到他们文化素质和社会阅历的感染,有时他们几个文化高的人凑在一起评论时局、社会、文艺的时候会各自发表高论,我则静静地聆听,听过之后自己反思才知自己墨水喝得不多,才知自己知识肤浅。十年“文革”结束后,这些人都发挥各自的专长,为社会作出了贡献,有的人评上了高等职称,还有的人成了作家。我有个姓李的朋友是厦门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66届的高材生。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了重点大学,现在他是个论著丰硕的教授。
2018年10月17日梁德新到43年前做工的 地方永安县安砂镇旧地重游
因我出身书香门第,虽然受当时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但客家人崇文尚学的思想对我影响很深。有空余时间我就看书、写日记,有时还会写些文章自娱自乐。我在休息的时间里博览群书。我因为喜欢看书,而被人讥笑。做工的同事们笑我是个“书呆子”。
有趣的是我在福建做工时,曾为朋友代写过恋爱信,我写的恋爱信成功率高。我把人家提供给我的材料,经精心编写成情意缠绵,诱惑力很强,能够打动姑娘心田的恋爱信。信写好了交给对方收取劳务费,事成之后再收取奖金。其实当时的劳务费对方只给我两包香烟钱。因为我的知识被人认可,从而进一步激发了我对写作的兴趣。
我在二十多岁时有写日记的习惯。我写日记不拘格式,把日记保存供日后查找资料有,我还保存下很多亲友信件。
那时我在永安县曹远公社岩头村“烧”乌油是山上的松支装在铁桶里,用柴火烧铁桶,松支受热后流出松油。松油卖给部队工厂作汽车轮胎的原料。我的工作是把乌油挑到山下的公路旁装在铁桶里,部队工厂会把铁桶里的乌油运到厂里。
那时乌ta油厂附近有一间小学。学校只有一位老师要教一、二年级十多个学生。老师是个二十余岁的女知青,惠安县人,老三届中学生。因我常看书,我们有话题。她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与村中的约六十岁的妇人住在一起。学校离我们做工的“乌油厂” 约500米,她曾到我们那里座叙几次。学校图书室的书我已看了几遍,那些书大部分是连环画。
我与几个要好的朋友曾到永安城几次,晚上我们住在城里的低档旅店。白天狂街,有一次我在书店买了两本书《红楼梦研究》《反杜林论》。
我看了《红楼梦研究》后知道该书作者曹雪芹的简历和他生活的时代背景,知道了红楼梦这部书的内容博大精深,要读懂这部书需有高深文化知识。
《反杜林论》的作者的恩格斯。因为柏林大学的哲学讲师杜林在报刊写文章反对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要恩格斯写一本书反驳杜林的言论。恩格斯高中毕业后,帮助父亲经营工厂而没有读大学。哲学是一门深奥的学科,要有自然科学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动物等知识才能理解哲学原理。恩格斯自学大学自然科学中的各门学科。《反杜林论》出版后,因书中有杜林抄袭他人论著为据,为此杜林而被柏林大学的哲学系开除教职。后来杜林在一间中学任教。我佩服恩格斯的自学精神。日后恩格斯勤奋好学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
我在“社会大学” 学的知识受益终身,为我日后的工作和生活有作用。离乡背井到异地他乡谋生人际关系非常重要,我在福建的等地方做工均受到梁姓宗亲们和客家人的支持帮助。因为我看过地方史志和宗族文化方面的书,每到一个地方做工都会对当地人的语言、风俗、民情进行研究探索。从那时起我开始对客家文化产生兴趣。

文/梁德新

作者简介:梁德新,广东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学历史教师、学校文学社辅导老师、梅县第10届政协文史委员、《客家人》特约编辑等,在国内的刊物发表文章,编著有《客家乡情》《客都民俗风情》《客家松口民间故事》等8本。2009年在梅县松南中学退休,聘为梅州市旅游局《客都旅游》杂志社编辑。对客家文化有研究,聘为嘉应学院客家研院持约研究员,有学术论文在嘉应学院、三明学院、北部湾大学等刊物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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