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11月21日，由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主办的“重生与遗存：文艺复兴艺术中的古典遗产”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本次推送为论坛学术顾问曹意强教授特为研讨会撰写的主题致辞。
文艺复兴研究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重生与遗存:文艺复兴艺术中的古典遗产”学术研讨会致辞
曹意强/撰
大家好！
几天前，从杨振宇教授的微信来往中获悉，在我阔别经年的西子湖畔，将迎来这个研讨会。我认为重审意大利文艺复兴观念仍然具有深层意义，期望会议能够取得可喜的成果。我远在他乡，不能赴会，甚感遗憾。故提笔写下几点看法，请巨若星老师转达，供大家批评。众所周知，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从政治状况、个性和对自然与世界的发现三个角度出发，描绘了一幅15至16世纪意大利历史的壮阔画面，由此诞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时代概念：文艺复兴观念[the Idea of Renaissance]。这一概念不仅将意大利这一时期定义为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而且将之界定为与“黑暗的中世纪”决裂、“现代世界”诞生的时期节点。而当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的《中世纪之秋》[The Autumn of the Middle Ages]问世之后，这一时代概念，连同布氏所勾画的被认为是该时期所独具的鲜明特征一起，受到了各种角度的质疑。因为这些特征不仅存在于黑暗的中世纪，而且可以从人类的任何历史中找到其蛛丝马迹。由此，这个时代定义被前后无限拉伸——往后回溯到12世纪以远，往前延续到17世纪以后。最终，布氏的文艺复兴观念巨制如同一座冰山，在质疑之烈焰中轰然崩塌，融化在大洋之中，蜕变成可以套用于任何文化或时期的宽泛术语，如“十二世纪文艺复兴”“卡洛琳时代的文艺复兴”“中国文艺复兴”等等，完全失去了原有定义的限度。这便在西方引发了“文艺复兴”究竟是“时期”[a period]还是“运动”[a moment or movements]的论辩。对于这一讨论，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实际历史塑造力的思想[idea]或观念[concept]。换言之，它是一个思想创造社会、观念影响历史的伟大例证。据此，就这次会议的主题，我想谈四点粗浅看法，供会议参考。
“重生与遗存:文艺复兴艺术中的古典遗产”学术研讨会现场首先，无论当下学者们如何看待“文艺复兴”，布克哈特所描绘的伟大时代，的确以其非凡的创造力改变了人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了新的宗教观、新的人文价值体系——它肯定了人类在人文教育、艺术与科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引发了对新大陆的发现和商贸扩张等。这是客观发生的历史事实。就此而言，布氏的文艺复兴画面与它赖以产生的时期的伟大创造性成就名实相副。我们决不能因为定义取向的改变而否定历史的真实。其次，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艺术，主要是视觉艺术起着引擎的作用。“文艺复兴”观念的原始依据乃是15至16世纪意大利视觉艺术家的杰作，包括绘画、雕塑与建筑。他们怀抱古典古代理想，用“复古以更新”的姿态，创造了超越古希腊的不朽之作，而文艺复兴观念的原初理论依据则源自瓦萨里《名人传》[The Lives of the most Eminent Painters, Sculptors, Architects]中的“再生”[la rinascita]观念，换言之，它源于艺术史与理论。
“重生与遗存:文艺复兴艺术中的古典遗产”学术研讨会现场顺带提一句，这个历史事实也正是我所提出的“艺术智性”观念的雄辩例证。我在《时代的肖像：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巡礼》这本小书，以及许多文章中都对此有所阐发，这里不再赘述。我提到这一点的目的，是为了引出另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研究孕育了现代文化史，并由此改变了整个史学研究的境界。大家知道，布克哈特终其一生都在巴塞尔大学担任艺术史教授，艺术不仅激发了他的文化史观，他对艺术的理解更奠定了其巨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Die C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 1860]的基石。而解构他的经典观念者赫伊津哈，也同样以艺术作为其巨著《中世纪之秋》的基石。我目前正在修订的英文旧作“Art as a Model for New History”（艺术作为新史学的模式）一文即旨在论述这一被忽略的史学问题。正是从这点出发，我们可以转向我想指出的第四个方面，即：艺术与由此激发的文艺复兴观念建造了现代学术大厦。它们催生了新的艺术鉴定法、新的艺术批评，尤其是现代艺术史学科，并使之迅速发展为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至少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为止，整个西方学术的进程都是紧扣着文艺复兴研究而展开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艺复兴研究构成了19与20世纪西方学术的高峰。无论从事何种研究，文艺复兴领域皆为衡量学术水平的试金石。记得杰出的文艺复兴艺术研究者巴克森德尔[Michael Baxandall]教授曾对我说过：“你不可以信任没有进入过文艺复兴研究领域的学者；同样，你也不可以信任那些进入文艺复兴领域而不走出来的学者。”他的这句调侃，说明两个事实：一是如前所说，文艺复兴研究是衡量西方学者水平的标杆；二是文艺复兴领域的研究在达到顶峰之后已处于终结之境，难以超越，这导致不少研究者迷失于这片学术的崇山峻岭中，只盯着单株草木而不见其森林全貌。按贡布里希的说法，那就是自迷于“学术工业”而不能自拔。至此，我们可以进入我想说的最后一个问题，即：我们为何还要研究文艺复兴？这种研究的意义何在？我希望自己在上述这番话中已经暗示了问题的答案——如果我们将“文艺复兴”视为一个观念而非时代定义，如果我们重新审视艺术对社会、经济、生活和思想观念的隐性而强大的塑造作用，而不是习惯性地将之归为受外在种种因素制约而产生的东西，那么，我相信文艺复兴研究也许将会呈现新的意义。
“重生与遗存:文艺复兴艺术中的古典遗产”学术研讨会现场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源于伟大的文艺复兴学者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1866—1929]。碰巧目前我正有幸住在他的故居里，感受、体验他的精神。瓦尔堡是一位典型的隐居学者，他生前并没有发表什么论著，但他做了两件了不起的事，对西方学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于1900年建立了私人图书馆，名为“瓦尔堡文化研究图书馆”[Warburg-Bibliothek für Kulturwissenschaft]，而这座图书馆的无声宣言是学科不分疆域，亦即今天所谓的“跨学科研究”——可惜这一概念早已沦为时髦之语而并无实质益处了。这座私人图书馆于1933年迁往伦敦而成为举世瞩目的瓦尔堡研究院[The Warburg Institute]。20世纪几乎所有杰出的哲学家、史学家，甚至科学家，更不用提艺术史家，都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瓦尔堡做的第二件事是：通过图像研究提出了“古典遗产究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的追问。与这一“瓦尔堡问题”相比，已没有什么能更精辟地概括我前面提到的所有问题了。瓦尔堡采用图像与文献互证的方法，发现了为何古典遗产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产生了如此强大的吸引力，他认为古典图式中保存着古典古代的“能量”，而这些艺术家可以通过将之移植于自己的创作而创造全新的作品。不过，对于瓦尔堡来说，这一理论适合于任何时代的创作，只不过在文艺复兴时期显得更为突出而已。因此，他也质疑当时的文艺复兴观念的局限性，认为这是一个研究该时期的“不恰当的术语”。瓦尔堡的意图并非限于这个研究领域自身，他的雄心是借此探究一个远为宏大的问题：MNEMOSYNE。人区别于动物的人文标志是“记忆”，这个词一直镌刻在瓦尔堡的心灵深处，故而也镌刻在伦敦瓦尔堡研究院的门楣上。人由历史走来，人不能完全了解身处其中的当下，更不可预知未来，但唯一让人可以肯定的是已逝的往昔。正是从对往昔的记忆中，人发现并肯定了人可以获得的活性能量以及衡定创造性品质的标准，并且从这记忆中看到了教训，希冀由此汲取把握今天、走向明天的智慧。瓦尔堡的问题之所以影响深远，正因为它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的终极人文追问，具有超时空的普遍意义。例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这个问题被表述为“以史为鉴”；而与文艺复兴观念基质相通的文化创造途径，正如康有为等人所说的，是“复古以更新”。2003至2005年，我在美国华盛顿国立美术馆雕塑部做研究员时，撰写了一部书稿。在这部至今我仍不敢贸然出版的书中，我试图追溯“文艺复兴观念”本身的历史变化。全书并无意于、也不可能在令人仰之弥高的文艺复兴研究巨岭上添种花草，而是转换瓦尔堡式问题，除了阐述我前面已说的诸问题之外，试图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文艺复兴观念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其包含的一个相关问题是：引介西方文艺复兴学术研究遗产，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谢谢！
作者简介
曹意强，艺术史家、画家。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博导。全国艺术专业研究生学位指导委员会美术与设计分委会召集人，中国艺术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6年至2019年担任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及《新美术》主编。曾任国务院第五、六届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英国权威刊物Art History（艺术史）国际编委、英国World Art Studies（世界艺术研究）学刊编委、美国华盛顿国立美术馆高级研究员、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教授、克拉克艺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密西根大学访问教授、英国牛津大学阿什莫陵博物馆顾问。发表中英文论文百余篇，提出“图像证史”“艺术智性模式”和“观念的隐形之链”等理论。专著有《艺术学的理论视域》《艺术与智性》《艺术与历史》《艺术史的视野》《时代的肖像》等。主编《艺术管理学概论》《美术博物馆学概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