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氏文化】天京事变谁之过（文/郁大忠）
【郁氏文化】天京事变谁之过
作者 || 郁大忠
目前史学界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的天京事变，谁应负主要责任，看法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说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
一、杨秀清负责事变主要责任
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稿》一书中认为：“天京解围后，杨秀清被胜利冲昏头脑，要取代洪秀全最高领导地位，便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简又文同志在《太平天国全史》一书中认为：“杨秀清假传圣旨，令天王亲自到东王府加封其万岁”。洪慑于杨权势压迫，“佯允其请”。周自生同志在《对天京事变几个问题的探讨》一书中认为：“杨秀清‘逼封万岁’实质是夺取最高领导权”。之后一些史学家的论著都肯定了这种说法，大都认为杨秀清“专横跋扈”，“逼封万岁”是造成天京事变的主要原因。因此杨秀清应负天京事变的主要责任。
二、韦昌辉要负事变的主要责任。
郭毅生同志在《太平天国“五主”“八位万岁”与杨秀清封万岁问题》一书中认为：“韦昌辉是天京事变的罪魁祸首，他对杨秀清是‘阳下之阴欲夺其权’，‘逼封’是韦借以诛杨的借口……杨秀清之死是韦昌辉矫诏擅杀的”。苏双碧同志在《评韦昌辉》一书中指出：韦昌辉诛杀杨秀清的‘密诏’是他自己蓄意伪造。天王根本没有‘密诏’的嫌疑……韦昌辉奸险的行为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三、洪秀全应负事变主要责任。
梁杉人同志在《必须实事求是地评价韦昌辉》一书中指出：“洪杨矛盾由来已久，杨秀清随着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权势越来越大，他利用‘代天父传言’的特权居然发展到杖罚洪秀全的事情，完全颠倒了他和洪秀全在政治上的君臣关系，造成‘君臣不别’‘东欲专尊’的局面，使洪杨矛盾进一步激化；特别是杨‘逼封万岁’一事使得矛盾公开化。杨的一系列所作所为使洪产生了诛杨的念头，‘密令’江西督战的韦昌辉返京杀杨。
以上三种观点都不乏历史根据，且观点鲜明，论据之充分，全凭史料，依根据，摆事实，讲道理。说服力之强，一下之间谁也说服不了准，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阅了以上史学家的论著，使我受益匪浅。欣赏之余也略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从天京事变的发生，发展，结果来分析，我认为在此事变中洪秀全应负全部责任。下面是我就此观点作如下论述。
1、杨秀清不负主要责任的理由。
杨秀清出身于种山煤炭的贫苦农民，家境贫寒，乃至贫者莫如东王“生长在深山之中，自幼父母双亡，孤苦零丁，困厄难堪。”朝中奏章都让书手代写。他自己说：“五岁丧父，养于伯，失学不识字，兄弟莫笑，但缓读给我听，我自懂得。”这些记载说明杨从小失去求学机会，直到掌握朝中大权仍是文盲一个。尽管他已成为威震三军的统帅，还是放下“架子”虚心学习，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精神在农民领袖中实属少有，难能可贵。“我自懂得”，说明他不仅具备听读能力，而且具备分析问题，辨别问题以至于解决问题的能力。史书对他“雄才大略”，“勇谋善断”，“军令严整”，“民心佩服”等颂词记载，不就是他聪明过人的佐证么！
自太平军攻下南京城后，年余间所向披靡。这些军事方略，皆由杨秀清总揽大纲，奏准施行，故有谓：“贼所依赖者，秀清一人而已。”洪秀全对杨这段胜利进军中所起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他在诏书中写到：“东王赎病是圣灵，爷爷降托灭妖精，诛了无数死魔鬼，故能如此早到京”。其后，在1854——1856年间，杨对发展天国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杨“逼封万岁”尽管是一大错误，但尚未发展到“夺取最高领导权”的地步。自杨逼洪封他万岁的那一天起，杨仍按部就班去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没有任何史料和文献表明他有发动政变的动机。东王府上下仍平静如常，天王也未遭受围攻，天王亦然是天王，并未遭到废黜或杀害，也未有任何人死于兵刃或暗害之下，即使杨真有篡权守位的野心，也尚束发展到大动干戈，兵刃相见的田地！即便杨已有篡权的野心，以他的雄才大略，勇谋善断，搞个政变并非难事，更何况他手中掌握整个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总不至于毫无防备，惨死于韦氏之手吧?
综上所述，杨确实是个一贫如洗的农家子弟，参加革命后对天国赤胆忠心屡建奇功，深得天国军民的信赖和拥护。虽后期犯了“逼封事件”的严重错误，但还尚未发展到弑君夺位的境地，杨又是事变的受害者，因此我认为他不负事变的主要责任。
应该指出：天京事变杨应有一定的责任。还在天国革命节节胜利的时候，杨就渐渐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以“一朝之大，是首一人”之势咄逼人。1853年时，他借“东试”出题“四海之内有东王”还借出版官方文书的机会为自己歌功颂德，大肆吹捧自已，要人们相信，从金田起义以来的全部胜利“皆东王下凡教导”的结果，“是东王赎病之大功劳”。自吹他“功烈迈乎前人，恩威超乎后世。”杨还仗势做了许多不利于天国内部团结的事情。如他的妾兄与韦昌辉的哥哥争房屋的事，偏偏交给韦昌辉来处理，借以树立自己的威信，使得韦昌辉左右为难。但迫于杨位高权重，韦昌辉不得不忍痛将自己的哥哥处以“五马分尸”来讨好杨秀清。韦昌辉虽口口声声说：“不以为此，不足以敬众”，但心灵却万分痛苦，谁又肯干他最不愿干的事呢？况且所杀之人乃自己亲兄！因此韦对杨产生了极大反感和厌恶。
更严重的是1８53年12月，杨假托天父下凡附体，借口洪秀全虐待宫女，居然要杖罚洪40大板，直逼洪跪在地上连称“小子知错，求天父开恩赦宥”，并“俯受杖始罢”，这种造成“君臣不别，东欲专尊的局面”，使洪杨矛盾急剧恶化。
1856年8月，他又居功自傲，威逼洪加封他为“万岁”，使得双方矛盾公开激化，终于导至致震惊中外的“天京事变”，以至给杨带来杀身之祸。
以上事实说明杨在天京事变前的所作所为是造成天京事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错误。
2、韦昌辉不负主要责任的理由。
韦昌辉出身于地主家庭，他一无功名，二无权势，属于地主阶级下层人物。常常受到地主阶级一派同村近邻劣绅恶霸的欺辱。他们或在“野外调戏书家妇女”，或者勾结官府，向韦家敲诈勒索。有一次，韦家纳了粮，未得到粮单，但谷已上称入仓了，粮官硬说韦家没有纳粮，一次二次催粮，韦家屡受欺凌，痛感无功名之苦。当时韦家唯有昌辉读书最多，“颇有文义”，为人聪明机警，“见机灵变之急才足用”。其父韦元介就给他捐了个临生，门上挂起了“成均进士”扁，认为从此可以跻身地主阶级当权派行列不受欺辱了。想不到同里烂秀才蓝如鉴串通桂平县役邓茂才黑夜去“成均”二字，用红油填好。次日早晨邓茂才到韦家质问“你何等功名，竞敢立进士扁额？”既把元介拖到新街团局，不问清白，要罚他三百两银子，元介请父老说情，愿出一百两，而坐局人坚持要三百两，韦氏不得已而屈从之。事后元介对儿子昌辉说到：“我老了，你后生前程远大，今日之事，被人所欺，你当立志方好!”韦家不断遭受劣恶官员的凌辱，昌辉义愤填膺，急于寻找出路。这时正直冯云山入紫荆山创业时期，韦终于在冯的诱导下，积极投身于农民革命运动。
韦参加革命后，一贯表现积极，竭力发展拜上帝会组织，在韦的动员下，他全家参加革命组织，为金田起义“不惜家产”，“献银数万”。并冒诛家灭族的危险，在自家开炉打造大量武器。无可否认，拜上帝会之所以选择金田誓师起义，定韦家“竖旗举事”是与韦昌辉所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韦昌辉出生于封建社会时代，自然而然地受到封建社会正统忠君主义的影响。他参加拜上帝会后，在心目中就产生了对洪秀全强烈的崇拜思想，处处唯洪是尊。认为只有洪秀全才是独一无二的真主。有一次，杨秀清假借“代天父传言”杖罚洪秀全时，是韦首先请代洪受罚的。据《天父下凡诏书》记载：有一次洪、杨、韦三人在金龙殿上议事时，洪说：“尔二兄果然有差处，始劳天父下凡教导他”。韦立即接言话道：“二兄无差，总是我们为弟之错”。这些都反映了韦对洪赤胆忠心和坚决拥护。
尽管天京事变给天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但事变的主谋和幕后指挥者不是韦昌辉。事变前夕，韦在江西督战，对天京事变状况不甚了解。当时天京为革命都城，正和清军对垒，各门都有重兵把守，戒备森严。如果没有天王洪秀全的“密诏”，又无天王派兵接应，韦氏三千兵丁何以能在深夜畅通无阻的进入京城？须知天京守军都受天王节制，不受韦氏指挥，又岂能以三千军士包围戒备森严的东王府阁，杨毫无知觉便成了刀下之鬼?再说杨氏身为天国第二号人物，权高位重，为洪所信任，如果没有洪的“密诏”杀扬，韦岂敢轻举妄动，以至江西千里奔袭以客犯主，岂非飞蛾扑火?况且杀杨未果则被杨抄家灭族。成则为洪治罪，成败都受其祸，难到远谋深算，诡计多端的韦昌辉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
平时杨秀清一向“居功自傲”，“专横拔扈”，韦氏早就对之不满，加上杨又屡次侮辱他，使他对杨“口顺心怒”早已怀恨在心。此次洪的“密诏’’无疑给他杀杨带来天机。
综合上述，韦氏发动天京事变的主要原因还是洪的“密令”指使，尽管他对杨有怨恨，但无洪的“密令”和暗中支持，韦是搞不起来的，他只不过受洪的支配指使进而充当洪的杀人工具，成了一些史学家所认为的“罪魁祸首”，其实真正的“元凶”应是他的幕后操纵者，而不是他。应该指出：韦昌辉无可置疑是这次事变的直接刽子手，无论是受人“密令”或指使，也不能开脱他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整个天国革命铸成大错，造成的巨大灾难和损失，韦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3、洪秀全应负事变的主要责任。
洪杨矛盾由来己久。自1851年洪正式规定“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后，杨权势日益增大。他还利用“代父传言”的特权“每诡称天父下凡附体，肆行谩骂，数数挫折”，对洪进行打击。据《金陵癸纪事略》记载：“每杀必请于天贼，然天贼曰杀，东贼必不杀；曰勿杀，东贼必杀之。谓天父意也”。1850年12月，杨杖罚洪事件虽有韦昌辉等官员的苦苦求情，愿带洪受罚，但天父神灵附体的杨秀清仍不肯宽恕，直到“天王对曰‘小不遵旨’即俯身受杖。天父诏曰‘尔已遵旨，我便不罚尔’，这明明是下洪秀全的下马威给朝臣看，洪岂能咽下这口怨气”？！
由于洪杨矛盾由来己久，面对着杨日益彭胀的权势，洪深感难以控制，忧心忡忡，担心杨随着权势的增大而篡夺他的最高领导权。然而趾高气扬而又盛气凌人的杨秀清还未意识到这一点。1856年8月杨“逼封万岁”终于使洪的顾虑变成了他所害怕的事实，成天担心遭到杨的废黜或杀害。于是在洪的心目中便产生了不诛杨不得安宁的念头，急令远在江西的韦昌辉返京救驾。所以我认为正是洪的“顾虑”和“疑心”才导致可怕的天京事变。
虽然尚未找到洪秀全急令韦昌辉回京诛杨的“密诏”原文，但从客观情况分析“密诏”是存在的。因为“密诏的发布者洪秀全和接诏者韦昌辉，加上送诏者洪的心腹亲信，仅仅三个人，再无人知道。当韦昌辉收到这事关重大的绝密天令时，一定小心从事，绝对不会让他人知道，否则泄露天机，功败名裂，必死无疑!最多只给他生死之交的好友秦日纲看一眼，便将之毁掉或收藏，以至后来成为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再说送诏者一定是洪最可靠的亲信，洪又是天国最高主宰者，他敢逆作洪氏之事而带来灭族之灾吗?虽然现在还尚未或者已无法找到那份独一无二的“密诏”原文，但“密诏”存在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如在《金陵省难纪略》，《金陵续记》，《清史稿》，《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中兴别记》，《乙丙日记》等中外历史名著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杨秀清被害后，天京发生了两个多月的大屠杀，洪氏作为天国最高领导者不是不具有能力制止，而是听之任之，甚至可以说是支持事态发展的幕后。据麦高文记载：杀杨秀清之后，“那一片欢呼诛九千岁之声喧腾上下”。在杨秀清部将与韦的军队产生武装斗争，洪秀全反而还下令解散杨氏军队。据《令陵杂记》记载：韦昌辉率部“与傅贼(杨部下傅学贤)巷战三日，随有杨逆之族伪国宗兄杨某某与傅贼会合，自蛾眉扎营至虎贲仓，洪逆与韦贼亦扎营于小茔，大行宫一带和杨部属武装形成相持对垒的局面。”可见，洪不仅是天京事变的幕后者，而且还参与事变的指挥。
天王最后也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但并不是天王主动地去干他所想干之事，而迫于石达开的武力威胁强烈要求。据曾国潘上书咸丰帝的记载：“据各路探报，石逆纠集10万余人前往金陵，誓杀洪韦二逆，为杨秀清报仇。”在石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也在天京军民的强烈要求下，洪才迟迟不决地处决了韦昌辉和秦目纲等人。可见，洪杀韦、杨二人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已而为之。
综上所述，我认为天京事变的酿成主要是洪的“顾虑”和“疑心”而发出“密诏”诛杨所致的。如果没有洪的“密沼”，韦氏根本无法进入京城，没有洪的内应与支持，韦也无法一手遮天在京城内胡作非为，滥杀多日。竟然以三千士卒取胜于杨的一万带甲之士?没有洪的指令和帮助韦岂能杀尽杨府上下二万多人?因此我认为天京事变洪秀全应负主要责任。
自天京事变以后，太平天国革命昔日的强盛再也见不到了。此次事变使天国领导集团互相猜测，疑心重重，造成革命不可估量的损失。从此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便由盛转衰，走向低潮，直至灭亡。
作者简介
郁大忠，男，1964年8月生，贵州省独山县第一中学教师，一生从事中学语文、政治、历史等学科教育教学。曾担任过中学教导主任，政教主任等职务。撰写教学论文几十余篇。分别获过县级论文一等奖；省级论文二等奖；国家级论文一等奖。有诗歌百余首问世。几十年如一日躬耕教坛，教书育人，无怨无悔，始志不渝，为人谦虚谨慎，爱好较为广泛：足球、篮球、乒乓球、喝酒、下棋、骑车、聊天都是我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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